【转载】时代周刊：欧巴马应向中国学5件事

【联合晚报╱编译朱小明/综合报导】

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年轻总统欧巴马将在今天访问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但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有如活力充沛的年轻人，美国反而像欲振乏力的老人家。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亚洲版特别举出欧巴马可以向中国借镜的五项成功之道：

1. 勇往直前，目标远大：

中国充满「向前冲」的动力，到处在施工，包括1万6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而美国则充斥「别在我家后院」的心态。美国近十年来基础建设投资大减，欧巴马的787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中仅144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而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认为未来五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额要1.6兆美元才够。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4兆(5850亿美元)刺激方案则将在未来两年把半数经费投入基础建设，而且已快速注入实体经济，另外中国不论在晶片、汽车等行业都力图名列世界前茅。

2. 重视教育，向下扎根：

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大力投资教育，识字比率已达90%，比美国的86%还要高。最近并全力推动科学、数学、英语教育，要求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需有相关学位，美国八年级数学老师有数学学位的不到一半。而且中国学生学生作功课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甚至小学生周末也去补习数学。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许不如美国多，但未来中国不仅提供廉价劳工，也能提供「聪明劳工」。

3. 重视孝道，照顾老人：

中美社会对照顾老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美国的老人住老人安养院是理所当然，传统中国观念则认为把父母送入老人院是耻辱，照顾老人的成本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美国老年人数目将由2007年的3860万人增至2030 年的7150万人，老人院的数目将严重不足，也许可取法中国的道德观。

4. 赚多花少，储蓄习惯：

欧巴马在北京的一大任务是呼吁中国人增加消费，但相对的，美国人则需要改掉寅吃卯粮的恶习，多多储蓄。金融海啸后，美国家庭储蓄率由4%增至6%，但距离中国家庭的20%还得加把劲。美国有1.4兆美元的预算赤字，中国则有2.1兆美元外汇存底。 。

5. 高瞻远瞩，造福后代：

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努力都并非着眼于目前，而是为长远之计。中国人刻苦耐劳，是因为可以带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生活。目前深陷26年最严重衰退的美国人，对这种观念更需要反省。

【2009/11/15 联合晚报】

[转载] 为什么说民主是当代社会的普遍价值？ ──从民主的历史说起

霍韬晦（联合早报，2008-09-12）

　　现代社会推崇民主，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真的认识民主吗？我们真的知道民主会为我们的社会乃至人类未来带来幸福和圆满的保证吗？一般人只知 道民主是普遍价值，却不知道这个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只是人云亦云，跟潮流、跟风，或者看到西方的强大，想拥抱西方价值，那么就不需要思考，简单地移植他们 的做法就可以了。

　　唯西方是瞻，失却自信，失却深入问题的勇气，失去通达其它价值的能力，就不是一种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西方政客往往只 知道以美丽的言辞取悦选民，以尖刻的批评攻击对手，达成所谓“高明的骗术”，就太不幸了。结果付代价还是人民，走了许多弯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不是太寃 枉了吗？

　　许多国家发展民主，就是在那里兜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当现代社会要踏上民主路之际，有必要从历史、政制、操作、人性、现 实、哲学、与对未来的诉求，来检视民主的发展和它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许多国家热哄哄推广民主，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实践民主要有民主教育来配合，先培养民主 的生活方式；政党只能就一些社会议题或政府操作失误之处借题攻击，眼光太狭小了。这样下去，民主的质素何能提高？

提升民主政制有赖教育

　 　“民主”（democracy），源出希腊文“demos”与“kratia”两字合成，前者指人民，后者意为“治理”，即由人民来治国，故曰“民主 ”。但当时的“民”，只限于雅典男性公民，所有妇女，外国居民、奴隶（占人口半数以上），均无参政权。这即使不是小圈子选举，也是统治阶层体制内的民主罢 了。有人称之为贵族民主，权力始终不能下放到下层。

　　由于城邦人口少，大家可以聚到广场议政，这就是所谓直接民主；亦由于大家权力相等， 所以执政人员用抽签方式轮流担任，免却长期在位而形成的官僚集团。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幅员广大，便不可能继续这种小国寡民式的民主。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社 会上人人品质不同、取向不同，如何一致？

　　古希腊的哲学家，自苏格拉底起，即提出“正义说”。正义就是在群体中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守法， 行为合符城邦的整体利益。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为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但希腊的民主能否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公民要有良好的德性，而 不只是制度上的完善。据说，亚里士多德为了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尝派学生到各地采访，收集了158种政制，然后分析出民主政制（共和制）为什么比君主 制，乃至独裁制好。

　　民主政制为什么较佳？这不是因为民主政制中人人都有执政的权利，而是因为可以让所有公民都知道如何统治人民，和如何受人统治。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公民都具有正义、勇敢和自制的德性，所以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人人都具有这些德性，所以人也是平等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古典的政治学说，都指向一个公共目的，而这个目的的完成，则有赖参政者自身的德性。亚里士多德亦认识到︰人的本性、习惯、理性，各有参差，所以必须通过教育来融合，而政策上则以“中道”为原则，避免走向极端。

近代民主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

　　近代民主大家都说是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开始。洛克继承霍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的“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说而变更其内容：霍氏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不安全，互相争斗，因此应把管理权过渡给政府，让政府管理我们，以换取安全，这是一种君主制；洛克则 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自由、平等，人人都有相同的权利，这就是天赋人权，只是缺少公认的法律，又无人仲裁，人的财产不能得到保证，所以通过立法（订立契 约）的形式来建立政府，同时把自己行使惩罚的权力交给政府，这就是国家的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正因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所以当人民 的利益受损，人民有权收回交给政府的权力。这一个意思，到了法国的鲁索（J. J. Rousseau，1712-1778），其主张更为激烈，说人的自由权利一旦受到破坏，这个契约立即失效，人民有权更换政府。鲁索非常重视“主权在民” 的理念，他说，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主权者，任何法律都不能破坏人民的这个权利。

　　时至今日，民主、人权已经变成普遍价值，无人怀疑。但 若从上面的分析，人权只是近代民主理论的一个前设，其普遍性值得怀疑；与其说洛克的民主理论有普遍性，不如说他是身处十七世纪欧洲各国长期争霸、王权腐 败，英国国会与王室斗争的反思所致。换言之，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凡有历史因素介入的设计老实说都没有普遍性，何况人权只是个空想的概念？它背后应该是人的 自由、人存在的尊重，和人生命方向的探索。

　　民主只是个机制，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执政者权力滥用、防止暴政，是消极性的概念，并不保证社会可以向健康、圆满、幸福、和谐发展。这也就是说︰民主不是目的，它只能在消除社会某方面的不公有贡献。

　 　社会是需要公义的，但公义靠什么达成？靠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吗？如果没有公义的教育、提升人的质素的教育，只能互相计较，谁也不愿意吃亏。美国罗尔斯 （John Rawls, 1921-2002）写《公正论》，说权利应比善优先，这无异是霍布士以来的讲法，重视权利，不重视道德，西方有人把这称为“现代性”，还说，这种观念可 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N. B. Machiavelli, 1649-1527），而表现为一种现代与古典的对立。

　　结果如何？结果善不再具有普遍性，原来人类把公义、道德、社会整体的幸福看作目的，现在崩塌下来，人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去选择，造成韦伯（M. Weber, 1864-1920）所说的诸神的冲突，最后一体消亡。这也就是我常常说的平面思维，人人自说自话，多元文化变成交叠式的结构。此即罗尔斯所说的 overlapping consensus（重叠共识），无疑很宽容，不过失去了公认的价值，难怪现代人虚无。虚无正是现代文化的危机。

回到孔子的“德性世界”

　 　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当然不只是近代民主，近代民主其实是西方文化重知识、重理性的副产品。西方的古典价值，乃至西方宗教所建树起来的精神价值，都在她的 重知性、重理性的进路下一一瓦解了。今天的西方人，无疑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和技术力量，为了满足人的贪婪，肯定人的原始欲望，于是慷慨的赠予人的 自然权利，使之合法化、合理化。

　　这个大方向已经走了五百年，还可以再走下去吗？现代人面对虚无，即使获得后现代所说的彻底的自由，扫荡 一切束缚，人便幸福了吗？这只要看看现代社会价值的混乱、人的迷惑、孤独、和封闭，便知道现代文化要回头。回到哪里？回到德性的世界，人与人之间能真正相 处、互相关爱、对未来永远有希望的世界，走出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迷雾。我想：那就要重读孔子，重新建立人的上进之根。这不是现代性与古 典的对立，而是人类新里程的开始。

（作者是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

【转载】李光耀：中国应对川震手法虽获赞赏 世界观不相近 中西关系将持续紧张

　　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尽管西方国家因赞赏中国在四川发生大地震后的积极赈灾手法，而对它暂时改观，然而当同情心消失之后，它们为这个大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而产生的忧虑必定再度泛起。只有当双方的世界观渐渐近似，并接受彼此的文化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同之后，西方和中国关系的紧张状态才得以消除。

　　他 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权威财经杂志Forbes（《福布斯》）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两种形象”的时评专栏中指出，中国人必须证明本身有能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 度，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需有个庞大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当它达到这一步的时候，许多人都将在西方受过教育，对美国和欧洲也比较熟悉。

　　“这么一来，他们将会像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受过教育者那样，停止将自己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西藏不是只有打坐冥想的达赖喇嘛

　　李资政在这篇评论中透过对比西方国家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和四川大地震这两起事件上，对中国态度的巨大落差，指出中国和西方之间其实存有一道令人感到悲哀的理解鸿沟。

　 　他以西藏问题为例说，西方人总是将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想象为香格里拉般浪漫的世外桃源，以为那里就只住着一个打坐冥想的达赖喇嘛和宁静寺院里的一 群僧侣。然而，对中国而言，西藏却是个因曾受封建地主主宰，实行封建农奴制度而造成九成人口目不识丁的落后社会。尽管西藏人对经济发展会吸引太多汉人和回 族入藏，使当地社会的人口结构遭受冲击而感到恐惧，但是中国自开始控制西藏以来，就为了使它融入21世纪的世界而废除了农奴制，并建设医院、学校、道路、 铁路等各种基础设施，还敷设了电话通信网络和引入手机。

　　李资政也举出奥运火炬传递在伦敦和巴黎所遇到的强悍抵制，以及圣火在香港传递时的夹道欢迎情景，进一步说明香港人已意识到将承办奥运马术比赛的香港的前途，是同北京与奥运会的成功举行息息相关的，而为明星火炬手叫好的民众人数，也超过了示威者。

　 　他指出美国资深记者弗兰奇（Howard French）四月间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就很贴切地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的失望之情。他的文章里引用了一名中国人在互联网上的这句留 言：“你们（指西方国家）想要我们怎么样？当我们被称为‘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认为是危险的，而当我们被视为下一个超级强国时，我们又被视为威胁。”

　　被西方人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行动激怒的中国人，也因此在网络上宣泄强烈的排外情绪，大量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集结起来，反对西方人的抵制。在中国，愤怒者也试图杯葛法国连锁超级市场家乐福，不过却被北京当局迅速劝阻，以免影响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

　　李资政在评论中也对是否会有国家真想要抵制北京奥运会，表示质疑。

　　“抵制北京奥运会不会像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那样无须付出代价。因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已使它在全球拥有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力。”

　　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四川省上月12日发生大地震后迅速展开救灾，领导人又表现了他们柔情的一面，已使世界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无论是领导人亲临救灾前线指挥或是接受世界各国的人道主义援助，都同缅甸领导人的被动及不顾受苦的灾民，而拒绝外界的援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他指出，在庞大的中国及驻海外使馆的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在5月19日开始举行三天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默哀三分钟，所展现的国家团结、纪律、组织能力和素质，都让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并看到了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中国。

　　“然而，这个举世同情的时刻将会过去，西方国家对中国未来角色的关注也会继续。西方不能确定这个大国对世界而言是好还是坏。这种紧张状态只有在双方的世界观渐渐近似，并接受了彼此的文化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同之后才能消除。”

（联合早报，2008-06-09）

【转载】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郑永年，《联合早报》，04/03/2008）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

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由此看来，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仍然可保持势头强劲。

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看中国问题时关切的是数字。中国迅速扩大的各方面的数据令他们担忧。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一些人单向面地看待中国数字崛起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

但也有很多学者关心中国内部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胁”论者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就是：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的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的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付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付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付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沙斯）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从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暴露无遗，表现在国家制度的硬件实施到人民的心理状态各个方面。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电力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等等。

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上百年的都完好无损。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为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脆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

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

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实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从而预备好在危机的时候的替代的设施。

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三峡大坝，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其他的基础设施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 必需品。

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

过分集权造成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都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被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

这种弊端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毛泽东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毛泽东有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毛泽东废除了大区制度 。很显然，今天这些思想对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作用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

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级之间和各种跨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极度的自私。

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有效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社会大多都需要依靠自治。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荡然无存。

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而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以往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的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的是，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人们一般认为的朝廷的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当总体国家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那么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

民族主义表现在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表现在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

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产生与西欧的民族国家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

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而国家制度建设则是政治改革的最核心。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