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编译林沿瑜╱报导】
位于美国华府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日表示，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4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现今全球首要经济强权，只有27%认为美国是首要经济强权。
全球金融风暴于去年8月开始从美国蔓延开来，在去年2月的调查中，尚有41%美国民众认同美国是世界首要经济强权，但最近的调查结果跌至27%；相较而言，原本认为中国是世界首要经济强权的美国民众却从30%上升至44%。 53%的美国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但仍有6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主要军事强权。
除了中国的经济地位让美国民众感同身受外，「皮尤研究中心」指出，美国「孤立主义的情绪飙升至40年来的新高。」49%受访者表示，美国应该「在意自己的事」，让其它国家以它们能够采取的最好方式发展。这个数字比2002年12月的30%大幅成长。
调查显示，只有32%的受访者支持增兵阿富汗，40%受访者认为应该减少在阿富汗的美军兵力。欧巴马1日宣布将增派3万美军前往阿富汗，以对抗神学士和凯达恐怖组织。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与欧巴马的决策出现冲突。
41%的受访者认为，比起10年前，美国现在扮演一个较不重要或较不强力的世界领导者角色。皮尤研究中心总裁柯胡特表示，「非常糟糕的经济」似乎是孤立主义情绪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民众「对我们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两场战争感到不悦。」
【2009/12/04 联合报】
星期五, 十二月 04, 2009
【转载】美联社：崛起的10年 中国让全球敬畏
【联合报╱编译林沿瑜／报导】美国时代杂志将美国过去10年经济倒退、民心低迷、陷入战争泥淖的困境描绘成「地狱的10年」，国际通讯社美联社则以「崛起的10年」指陈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美联社2日指出，中国在过去10年以多样的形式展现其崛起之姿，包括首次举办奥运、成为美国数千亿国债的债权人，以及狂飙不辍的经济成长。
美联社表示，在80和90年代的多数时候，中国尚且是个无法抬起头来的国家，但在过去10年中，中国重整了破碎的经济、开始凝视地平线的另一端，并跨步迈向国土疆界之外，「中国仿佛以未曾有过的方式在参与、重塑这个世界，让举世在敬畏的同时有了恐惧和怀疑。」
中国崛起的影响遍及整个世界。它成了非洲最大的投资国，让巴西农人为了提供制作豆腐的原料不惜在亚马逊河流域砍树辟建黄豆田，连美国IBM个人电脑部门都在2005年被中国联想收购。此外，中国日益增加的铁矿需求导致澳洲人纷纷奔往澳洲内陆地区矿场工作，还引发钢铁价格上涨，使得全球都发生街道人孔盖失窃遭变卖案件，中国廉价的劳力也抢夺了美国和欧洲工业区的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报导说，中国目前拥有美国政府近8000亿美元的公债，这在美国的欠债史上前所未闻，「自称为马克斯主义者的中国现在成了银行家，只要稍微暗示将抛售手中的美国资产，足以让全球市场陷入恐慌。」
经济的突发猛进表现在中国广大民众生活的改善上。 2003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了74%，乡间居民则增加了31%；而根据中国网路资讯中心的统计，中国目前的网路使用人口为3亿3800万，比美国3亿700万的总人口还要多。
不过，美联社说，中国「崛起的10年」也带来负面影响，造成贫富差距扩大，让中国荣登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第一的「宝座」。世界银行的报告且指出，在全球空气品质最糟的20个城市中，中国的城市就占了其中的16个。
【2009/12/04 联合报】
星期五, 十一月 20, 2009
【转载】中国需要加强公众外交
（邓聿文，《联合早报》，20-11-2009）
奥巴马的“处女中国秀”已经谢幕。回顾整个奥巴马的访华行程及与中方的互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但我认为，有两点人们应该格外关注，一是其在上海与青年学生的对话；二是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承诺，今后四年将向中国派遣十万名留学人员。前者是美国一贯注重公众外交的反映，后者则表明中国也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公众外交之不足，所以，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加强公众外交。
所谓公众外交，简单地说，是指一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力图影响公众态度，并进而影响对方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内的组织、个人、专业团体等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在此意义上，可称之为民间外交；二是政府及其代表机构有意识和针对性地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对外国民众所实施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公众外交的着眼点都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美国公众外交影响颇大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同时也是推行公众外交最有力的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公众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资料显示，近10多年来，美国每年用于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例如，美国有一个面向全世界中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它虽然以民间文化交流项目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的一个公众外交举措。该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影响颇大，笔者去年也曾作为该项目的一员到美国访问，对美国的公众外交颇有感触。
奥巴马中国之行与青年学生在上海科技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公众外交活动，正如一些外交专家所言，意图向中国的青年传递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希望告诉中国年轻人，多元和开放是美国成功的秘密，也将会是中国未来成功的必由之路。这一推销美国和试图改变中国的战略思维，藉由公众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是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
应该说，美国的公众外交对推行美国价值观，改善美国政府的霸权形象取得了相当大成效，是属于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某种意义上，希拉里（希拉莉）的“巧实力”外交，更多借重的也是公众外交这一方式。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注重公众外交的国家，长时间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公众外交的理念，因此，也就谈不上对公众外交的重视。中国一般把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或国际交流视作公众外交，直到近几年，随着经济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开始重视国内外舆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提出和实施公众外交。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中国开始改变对外宣传的方式，打文化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向世界推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例如，中国分别与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互办文化年或文化节，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对吸引他国民众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了解中国，改善中国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公众外交可以影响西方民意
但是，由于几十年相沿成习的思维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公众外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政府和外交部门更多的还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府外交上。这当然是主要的，然而，公众外交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西方民众为什么对中国的印象不佳，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来自媒体。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也一般负面的比较多，这虽然有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一些人的冷战成见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但更重要的是缺乏了解。无知肯定造成偏见。笔者去年访美时，在与美国各界的接触中，惊讶地发现，不仅一般民众和学生对中国不了解，就是新闻系的教授和媒体记者，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很有限，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都和美国不同的国家，并正在跟美国争夺全球利益。
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不能控制媒体，而像宗教、人权、劳工、环保等组织，在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民众和政府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恰恰又是这些组织，受传媒的影响，对中国有着近乎一致的刻板印象。所以，如果不加大公众外交的力度，不加强媒体之间的交流，不直接与这些重要的利益团体打交道，要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形象，很难。
根据我的经验，身临其境的接触和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访学、商务和进行其他交流的人员达到数千万之多，而其他国家到中国来的人数也很多，这些都是传播和改善中国形象的好机会，也是人人都能做贡献的“公众外交”平台。
公众外交的重点应该放在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青少年身上。因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如果误判，彼此怀有恶感，将是很糟糕的。目前，中美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对方国家学习，因此，联合声明中有关加强留学生交流的计划，特别是美方向中国增派十万名留学人员，是极具战略眼光之举。
比起政府对政府的单一外交来，公众外交显然能够为一国提供更多的筹码运用空间和外交网络资源，对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又以追求和谐世界为己任。所以，中国需要加大对公众外交的投入，除了完善现有的公众外交渠道外，更应抓住机会，创新交流形式，例如，是否可以建立像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样的长期民间交流项目，邀请各国不同职业和阶层的专业知识分子，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和考察？
（作者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
奥巴马的“处女中国秀”已经谢幕。回顾整个奥巴马的访华行程及与中方的互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但我认为，有两点人们应该格外关注，一是其在上海与青年学生的对话；二是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承诺，今后四年将向中国派遣十万名留学人员。前者是美国一贯注重公众外交的反映，后者则表明中国也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公众外交之不足，所以，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加强公众外交。
所谓公众外交，简单地说，是指一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力图影响公众态度，并进而影响对方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内的组织、个人、专业团体等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在此意义上，可称之为民间外交；二是政府及其代表机构有意识和针对性地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对外国民众所实施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公众外交的着眼点都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美国公众外交影响颇大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同时也是推行公众外交最有力的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公众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资料显示，近10多年来，美国每年用于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例如，美国有一个面向全世界中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它虽然以民间文化交流项目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的一个公众外交举措。该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影响颇大，笔者去年也曾作为该项目的一员到美国访问，对美国的公众外交颇有感触。
奥巴马中国之行与青年学生在上海科技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公众外交活动，正如一些外交专家所言，意图向中国的青年传递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希望告诉中国年轻人，多元和开放是美国成功的秘密，也将会是中国未来成功的必由之路。这一推销美国和试图改变中国的战略思维，藉由公众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是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
应该说，美国的公众外交对推行美国价值观，改善美国政府的霸权形象取得了相当大成效，是属于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某种意义上，希拉里（希拉莉）的“巧实力”外交，更多借重的也是公众外交这一方式。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注重公众外交的国家，长时间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公众外交的理念，因此，也就谈不上对公众外交的重视。中国一般把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或国际交流视作公众外交，直到近几年，随着经济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开始重视国内外舆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提出和实施公众外交。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中国开始改变对外宣传的方式，打文化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向世界推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例如，中国分别与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互办文化年或文化节，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对吸引他国民众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了解中国，改善中国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公众外交可以影响西方民意
但是，由于几十年相沿成习的思维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公众外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政府和外交部门更多的还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府外交上。这当然是主要的，然而，公众外交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西方民众为什么对中国的印象不佳，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来自媒体。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也一般负面的比较多，这虽然有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一些人的冷战成见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但更重要的是缺乏了解。无知肯定造成偏见。笔者去年访美时，在与美国各界的接触中，惊讶地发现，不仅一般民众和学生对中国不了解，就是新闻系的教授和媒体记者，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很有限，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都和美国不同的国家，并正在跟美国争夺全球利益。
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不能控制媒体，而像宗教、人权、劳工、环保等组织，在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民众和政府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恰恰又是这些组织，受传媒的影响，对中国有着近乎一致的刻板印象。所以，如果不加大公众外交的力度，不加强媒体之间的交流，不直接与这些重要的利益团体打交道，要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形象，很难。
根据我的经验，身临其境的接触和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访学、商务和进行其他交流的人员达到数千万之多，而其他国家到中国来的人数也很多，这些都是传播和改善中国形象的好机会，也是人人都能做贡献的“公众外交”平台。
公众外交的重点应该放在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青少年身上。因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如果误判，彼此怀有恶感，将是很糟糕的。目前，中美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对方国家学习，因此，联合声明中有关加强留学生交流的计划，特别是美方向中国增派十万名留学人员，是极具战略眼光之举。
比起政府对政府的单一外交来，公众外交显然能够为一国提供更多的筹码运用空间和外交网络资源，对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又以追求和谐世界为己任。所以，中国需要加大对公众外交的投入，除了完善现有的公众外交渠道外，更应抓住机会，创新交流形式，例如，是否可以建立像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样的长期民间交流项目，邀请各国不同职业和阶层的专业知识分子，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和考察？
（作者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
星期四, 十一月 19, 2009
【转载】中美关系的再次提升
（《联合早报》，社论，2009年11月19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已经结束。从双方讨论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全球性课题中，我们就能看出，当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
就在不久的过去，美国官员在谈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时，还是很不情愿地称之为“重要的区域性角色”，但现在，美国却视之为管理世界事务的重要伙伴。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若没有美中两国的共同参与，很多全球性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美国过去也并非不重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但作为二战以来的超级强国，其踌躇满志和心高气傲的心态，使之从来不愿平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持续崛起的中国在内。促使美国“突然”对中国刮目相看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底源自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华盛顿这时才猛然发现，在很多方面，它再也不能“一切如常”，包括处理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方式。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实力优势相对下降，可用于支配的资源变得捉襟见肘。不仅如此，美国在海外背负的各种义务和负担却在增加。由于传统盟友的力量也在削弱，无法有效分担崭新形势下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美国就必须重新定位和寻找合作伙伴，以便维持其“世界领袖”的地位。
这种战略思维的改变，诱发和增强了中美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意愿，同时也使两国平等互动的空间立即变得开阔。奥巴马此次抵达亚洲之后，在第一站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国示好，强调美国不会遏制中国的崛起，因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会增强国际社会的力量。此后，在上海和北京访问期间，奥巴马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这样的言论。从他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会见记者的谈话中，以及从此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就是管理全球事务的战略伙伴。
与美国现有的盟国相比，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方面，都和美国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从人口、地域和经济的规模以及战略雄心来看，庞大的中国容易被美国视为对手和威胁。而在中国方面，美国过去遏制其他大国的政策和做法，同样会使它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存有疑虑。
尽管如此，以奥巴马访华为重要标志，中美双方越走越近，合作的领域从双边事务涵盖到全球事务，颇有联手共治世界的迹象。双方之所以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两国政治家有化敌为友、化对手为伙伴的远见和智慧，二是因为彼此的利益交融越来越深广，越来越不能承受因对抗、敌视和交恶所带来的代价。这些利益分布于双边、多边和全球的几乎所有领域，迫使双方必须把分歧、争执和竞争置于可控制的状态。
就如同中美两国此次达成的诸多重大共识一样，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分歧也是明显的，涉及人民币币值、贸易保护措施、人权、达赖喇嘛和美台军售等。值得提及的是，中美双方都开诚布公地讨论了这些分歧，胡锦涛和奥巴马更在记者会上公开和直接地予以提及。由此也可以看出，双方并不避讳彼此间的不同，愿意在“和”的前提下坦诚面对。这是大国之间正常的互动状态，也是应有的交往之道。
作为两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美之间稳定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不只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球利益。因此，对于它们之间的积极交往与合作，包括奥巴马此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人们都应予以欢迎。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已经结束。从双方讨论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全球性课题中，我们就能看出，当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
就在不久的过去，美国官员在谈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时，还是很不情愿地称之为“重要的区域性角色”，但现在，美国却视之为管理世界事务的重要伙伴。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若没有美中两国的共同参与，很多全球性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美国过去也并非不重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但作为二战以来的超级强国，其踌躇满志和心高气傲的心态，使之从来不愿平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持续崛起的中国在内。促使美国“突然”对中国刮目相看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底源自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华盛顿这时才猛然发现，在很多方面，它再也不能“一切如常”，包括处理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方式。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实力优势相对下降，可用于支配的资源变得捉襟见肘。不仅如此，美国在海外背负的各种义务和负担却在增加。由于传统盟友的力量也在削弱，无法有效分担崭新形势下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美国就必须重新定位和寻找合作伙伴，以便维持其“世界领袖”的地位。
这种战略思维的改变，诱发和增强了中美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意愿，同时也使两国平等互动的空间立即变得开阔。奥巴马此次抵达亚洲之后，在第一站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国示好，强调美国不会遏制中国的崛起，因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会增强国际社会的力量。此后，在上海和北京访问期间，奥巴马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这样的言论。从他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会见记者的谈话中，以及从此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就是管理全球事务的战略伙伴。
与美国现有的盟国相比，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方面，都和美国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从人口、地域和经济的规模以及战略雄心来看，庞大的中国容易被美国视为对手和威胁。而在中国方面，美国过去遏制其他大国的政策和做法，同样会使它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存有疑虑。
尽管如此，以奥巴马访华为重要标志，中美双方越走越近，合作的领域从双边事务涵盖到全球事务，颇有联手共治世界的迹象。双方之所以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两国政治家有化敌为友、化对手为伙伴的远见和智慧，二是因为彼此的利益交融越来越深广，越来越不能承受因对抗、敌视和交恶所带来的代价。这些利益分布于双边、多边和全球的几乎所有领域，迫使双方必须把分歧、争执和竞争置于可控制的状态。
就如同中美两国此次达成的诸多重大共识一样，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分歧也是明显的，涉及人民币币值、贸易保护措施、人权、达赖喇嘛和美台军售等。值得提及的是，中美双方都开诚布公地讨论了这些分歧，胡锦涛和奥巴马更在记者会上公开和直接地予以提及。由此也可以看出，双方并不避讳彼此间的不同，愿意在“和”的前提下坦诚面对。这是大国之间正常的互动状态，也是应有的交往之道。
作为两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美之间稳定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不只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球利益。因此，对于它们之间的积极交往与合作，包括奥巴马此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人们都应予以欢迎。
【转载】推动中美“和合”关系前行
（张智新，《联合早报》，19-11-2009）
上任不足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到中国访问。全球密切关注奥巴马访华行程的同时，一个重要疑问油然而生：今天的中美关系该如何界定？
美国说法很流行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整体内涵，中美两国各自都有表述，而以美方的表述较为知名。在小布什当政时期，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说法被中美双方广为接受，其主要意蕴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因此而获益，中国有责任帮助维系这个体系，当然应以“利益攸关方”的身份。
从今年7月份起，奥巴马当局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坎贝尔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战略性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也有翻译为“战略再保障”或“战略保证”的），其官方解释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登场，但中国也必须保证，它的发展不会威胁美国及美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不少国内媒体纷纷对此概念进行分析评论，如近日有论者指出其包含了“战略安抚”、“战略互信”以及“战略合作”等三重内涵，俨然有取代佐利克说法之势。
对于中美关系框架与内涵定位，中国其实也曾经有过说法，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等，遗憾的是这些说法并未成为中美两国长期而稳固的共识。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内涵定位，迄今一直是美国一边倒式占据话语制高点，中国的界定却往往声音微弱甚至被淹没，原因何在？分析起来，首要的原因当然在于美国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的独特优势，特别是英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美国政界、学界和智库机构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的地位等，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声音过于单一、研究相对滞后，也使美国官方和智库对中美关系的论断往往比中国更有影响力，中国学界和智囊机构则有意无意地成为美方结论的传声筒。
“和合”关系更恰当
其实，透过奥巴马此次访华前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论述，以及胡奥会上各自表露出的双方战略关切，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与内涵定位，完全可以用一个极富中国传统意蕴的哲学词语来界定：“和合”。中美关系之“和”，是“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中美关系之“合”，则是“竞争合作”、“沟通融合”。“和合关系”的哲学实质，是通过公平、良性、适度的竞争、博弈，以及沟通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等，达到两国关系平衡、和谐、合作的理想境界。
尽管奥巴马一再重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也乐见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但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的竞争、博弈却是无法否认更难以改变的事实。这种竞争和博弈，在“低政治领域”是经贸问题、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高政治领域”则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同所谓“问题国家”关系问题，乃至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等核心领域。
由于各自国情差异，两国的战略关切也必然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当前的核心利益集中于台湾问题、美国国债安全问题、西藏问题等，美国的核心利益则集中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问题、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但是，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完全相符的是，中美无论是在上述竞争、博弈领域，抑或是战略关切的差异和错位方面，又无一不是需要双方加强“沟通融合”， 并且“在竞争中合作”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成长和崛起早已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对中国和平发展决心、信心逐渐有着足够理解和体会的美国，只能主动、自觉地接纳、承认并鼓励其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同时，对中国而言，尽管民族复兴、国家繁荣业已有了良好开端。
但同样必须直面并坚信的事实则是，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有所衰落，单独或者和盟友一起应对全球事务日渐深感力不从心，但它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诸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之类的地区安全和整合问题，还是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都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作用，不仅取而代之不现实，只有对抗、竞争没有融合、合作更是不明智的。这两个中美不得不直面的严峻现实，乃是两国“和合”关系的最重要背景和 前提。
相克相生、不离不弃，正是今天中美两个大国深层关系的真实写照，非盟友间的“和合”关系，则是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战略框架与整体内涵的最恰当概括。推动中美“和合”关系继续前行，则是两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上任不足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到中国访问。全球密切关注奥巴马访华行程的同时，一个重要疑问油然而生：今天的中美关系该如何界定？
美国说法很流行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整体内涵，中美两国各自都有表述，而以美方的表述较为知名。在小布什当政时期，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说法被中美双方广为接受，其主要意蕴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因此而获益，中国有责任帮助维系这个体系，当然应以“利益攸关方”的身份。
从今年7月份起，奥巴马当局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坎贝尔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战略性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也有翻译为“战略再保障”或“战略保证”的），其官方解释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登场，但中国也必须保证，它的发展不会威胁美国及美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不少国内媒体纷纷对此概念进行分析评论，如近日有论者指出其包含了“战略安抚”、“战略互信”以及“战略合作”等三重内涵，俨然有取代佐利克说法之势。
对于中美关系框架与内涵定位，中国其实也曾经有过说法，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等，遗憾的是这些说法并未成为中美两国长期而稳固的共识。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内涵定位，迄今一直是美国一边倒式占据话语制高点，中国的界定却往往声音微弱甚至被淹没，原因何在？分析起来，首要的原因当然在于美国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的独特优势，特别是英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美国政界、学界和智库机构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的地位等，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声音过于单一、研究相对滞后，也使美国官方和智库对中美关系的论断往往比中国更有影响力，中国学界和智囊机构则有意无意地成为美方结论的传声筒。
“和合”关系更恰当
其实，透过奥巴马此次访华前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论述，以及胡奥会上各自表露出的双方战略关切，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与内涵定位，完全可以用一个极富中国传统意蕴的哲学词语来界定：“和合”。中美关系之“和”，是“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中美关系之“合”，则是“竞争合作”、“沟通融合”。“和合关系”的哲学实质，是通过公平、良性、适度的竞争、博弈，以及沟通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等，达到两国关系平衡、和谐、合作的理想境界。
尽管奥巴马一再重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也乐见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但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的竞争、博弈却是无法否认更难以改变的事实。这种竞争和博弈，在“低政治领域”是经贸问题、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高政治领域”则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同所谓“问题国家”关系问题，乃至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等核心领域。
由于各自国情差异，两国的战略关切也必然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当前的核心利益集中于台湾问题、美国国债安全问题、西藏问题等，美国的核心利益则集中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问题、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但是，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完全相符的是，中美无论是在上述竞争、博弈领域，抑或是战略关切的差异和错位方面，又无一不是需要双方加强“沟通融合”， 并且“在竞争中合作”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成长和崛起早已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对中国和平发展决心、信心逐渐有着足够理解和体会的美国，只能主动、自觉地接纳、承认并鼓励其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同时，对中国而言，尽管民族复兴、国家繁荣业已有了良好开端。
但同样必须直面并坚信的事实则是，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有所衰落，单独或者和盟友一起应对全球事务日渐深感力不从心，但它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诸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之类的地区安全和整合问题，还是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都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作用，不仅取而代之不现实，只有对抗、竞争没有融合、合作更是不明智的。这两个中美不得不直面的严峻现实，乃是两国“和合”关系的最重要背景和 前提。
相克相生、不离不弃，正是今天中美两个大国深层关系的真实写照，非盟友间的“和合”关系，则是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战略框架与整体内涵的最恰当概括。推动中美“和合”关系继续前行，则是两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星期日, 十一月 15, 2009
【转载】时代周刊：欧巴马应向中国学5件事
【联合晚报╱编译朱小明/综合报导】
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年轻总统欧巴马将在今天访问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但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有如活力充沛的年轻人，美国反而像欲振乏力的老人家。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亚洲版特别举出欧巴马可以向中国借镜的五项成功之道：
1. 勇往直前，目标远大：
中国充满「向前冲」的动力，到处在施工，包括1万6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而美国则充斥「别在我家后院」的心态。美国近十年来基础建设投资大减，欧巴马的787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中仅144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而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认为未来五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额要1.6兆美元才够。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4兆(5850亿美元)刺激方案则将在未来两年把半数经费投入基础建设，而且已快速注入实体经济，另外中国不论在晶片、汽车等行业都力图名列世界前茅。
2. 重视教育，向下扎根：
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大力投资教育，识字比率已达90%，比美国的86%还要高。最近并全力推动科学、数学、英语教育，要求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需有相关学位，美国八年级数学老师有数学学位的不到一半。而且中国学生学生作功课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甚至小学生周末也去补习数学。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许不如美国多，但未来中国不仅提供廉价劳工，也能提供「聪明劳工」。
3. 重视孝道，照顾老人：
中美社会对照顾老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美国的老人住老人安养院是理所当然，传统中国观念则认为把父母送入老人院是耻辱，照顾老人的成本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美国老年人数目将由2007年的3860万人增至2030 年的7150万人，老人院的数目将严重不足，也许可取法中国的道德观。
4. 赚多花少，储蓄习惯：
欧巴马在北京的一大任务是呼吁中国人增加消费，但相对的，美国人则需要改掉寅吃卯粮的恶习，多多储蓄。金融海啸后，美国家庭储蓄率由4%增至6%，但距离中国家庭的20%还得加把劲。美国有1.4兆美元的预算赤字，中国则有2.1兆美元外汇存底。 。
5. 高瞻远瞩，造福后代：
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努力都并非着眼于目前，而是为长远之计。中国人刻苦耐劳，是因为可以带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生活。目前深陷26年最严重衰退的美国人，对这种观念更需要反省。
【2009/11/15 联合晚报】
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年轻总统欧巴马将在今天访问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但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有如活力充沛的年轻人，美国反而像欲振乏力的老人家。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亚洲版特别举出欧巴马可以向中国借镜的五项成功之道：
1. 勇往直前，目标远大：
中国充满「向前冲」的动力，到处在施工，包括1万6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而美国则充斥「别在我家后院」的心态。美国近十年来基础建设投资大减，欧巴马的787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中仅144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而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认为未来五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额要1.6兆美元才够。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4兆(5850亿美元)刺激方案则将在未来两年把半数经费投入基础建设，而且已快速注入实体经济，另外中国不论在晶片、汽车等行业都力图名列世界前茅。
2. 重视教育，向下扎根：
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大力投资教育，识字比率已达90%，比美国的86%还要高。最近并全力推动科学、数学、英语教育，要求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需有相关学位，美国八年级数学老师有数学学位的不到一半。而且中国学生学生作功课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甚至小学生周末也去补习数学。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许不如美国多，但未来中国不仅提供廉价劳工，也能提供「聪明劳工」。
3. 重视孝道，照顾老人：
中美社会对照顾老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美国的老人住老人安养院是理所当然，传统中国观念则认为把父母送入老人院是耻辱，照顾老人的成本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美国老年人数目将由2007年的3860万人增至2030 年的7150万人，老人院的数目将严重不足，也许可取法中国的道德观。
4. 赚多花少，储蓄习惯：
欧巴马在北京的一大任务是呼吁中国人增加消费，但相对的，美国人则需要改掉寅吃卯粮的恶习，多多储蓄。金融海啸后，美国家庭储蓄率由4%增至6%，但距离中国家庭的20%还得加把劲。美国有1.4兆美元的预算赤字，中国则有2.1兆美元外汇存底。 。
5. 高瞻远瞩，造福后代：
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努力都并非着眼于目前，而是为长远之计。中国人刻苦耐劳，是因为可以带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生活。目前深陷26年最严重衰退的美国人，对这种观念更需要反省。
【2009/11/15 联合晚报】
星期一, 九月 28, 2009
【转载】The New Sputnik 中国悄悄迈向绿能大国
(By THOMAS L. FRIEDMAN, Published: September 26, 2009,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Most people would assume that 20 years from now when historians look back at 2008-09, they wi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is period was the Great Recession. I’d hold off on that. If we can continue stumbling out of this economic crisis, I believe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e last 18 months was that Red China decided to become Green China.
Yes, China’s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green —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oo many of their people can’t breathe, can’t swim, can’t fish, can’t farm and can’t drink thanks to pollution from its coal- and oil-based manufacturing growth engine. And, therefore, unless China powers its development with cleaner energy systems, and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es without smokestacks, China will die of its own development.
What do we know about necessity? I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when China decides it has to go green out of necessity, watch out. You will not just be buying your toys from China. You will buy your next electric car, solar panels, batteries and energy-efficiency software from China.
I believe this Chinese decision to go green is the 21st-century equivalent of the Soviet Union’s 1957 launch of Sputnik — the world’s first Earth-orbiting satellite. That launch stunned us, convinced President Eisenhower that the U.S. was falling behind in missile technology and spurred America to make massiv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etworking — one eventual byproduct of which was the Internet.
Well, folks. Sputnik just went up again: China’s going clean-tech. The view of China in the U.S. Congress —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ry to leapfrog us by out-polluting us — is out of date. It’s going to try to out-green us. Right now, China is focused on low-cost manufacturing of solar, wind and batteries and building the world’s biggest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It still badly lags U.S. innovation. But research will follow the market. America’s premier solar equipment maker, Applied Materials, is about to open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ly funded solar research facility — in Xian, China.
“If they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and we invest in 20th-century technologies, they’ll win,” says David Sandalow,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If we both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challenging each other, we all win.”
Unfortunately, we’re still not racing. It’s like Sputnik went up and we think it’s just a shooting star. Instead of a strategic response, too many of our politician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own dumb-as-we-wanna-be bubble, where we’re always No. 1, and whe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aving sold its soul to the old coal and oil industries, uses its influence to prevent Congress from pass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spur renewables. Hat’s off to the courageous chairman of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eter Darbee, who last week announced that his huge California power company was quitting the chamber because of i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All shareholders in America should ask their C.E.O.’s why they still belong to the chamber.
China’s leaders, mostly engineers, wasted little time debating global warming. They know the Tibetan glaciers that feed their major rivers are melting.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even if climate change were a hoax, the demand for clean, renewable power is going to soar as we add an estimated 2.5 billion people to the planet by 2050, many of whom will want to live high-energy lifestyles. In that world, E.T. — or energy technology — will be as big as I.T., and China intends to be a big E.T. player.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S. has led the world in new wind generation,” said the ecologist Lester Brown, author of “Plan B 4.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China will bypass us on new wind generation so fast we won’t even see it go by.”
I met this week with Shi Zhengrong, the founder of Suntech,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panels. Shi recalled how, shortly after he started his company in Wuxi, nearby Lake Tai, China’s third-largest freshwater lake, choked to death from pollution.
“After this disaster,” explained Shi,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uxi city came to me and said, ‘I want to support you to grow this solar business into a $15 billion industry, so then we can shut down as many polluting and energy consuming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as soon as possible.’ He is one of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leaders, very innovative and very revolutionary, on this issue. Something has changed. China realized it has no capacity to absorb all this waste. We have to grow without pollution.”
Of cours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cheap, dirty coal, to arrest over-eager environmentalists and to strip African forests for wood and minerals. Have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have no doubt either that, without declaring it, China is embarking on a new, parallel path of clean power deployment and innovation. It is the Sputnik of our day. We ignore it at our peril.
多数的人想必认为，历史学家20年后回顾时，会把这波大衰退列为2008至2009年之间的头条大事。我不赞成。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勉强摆脱这波经济危机，未来的史学家可能论定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头号大事是红色中国决定成为绿色中国。
是的。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提倡绿能。这是迫于现实需要下的决策，因为太多中国人无法呼吸、游泳、垂钓、耕作，甚至无法喝水。这是因为以煤炭及石油为基础的制造成长引擎产生严重污染所致。除非以更洁净的能源系统驱动成长，并扶植更多无烟囱的知识密集产业，中国终将死于自己的成长。
当中国认为它迫于现实需要必须注重绿能时，请注意。不只是你购买的玩具来自中国，往后你买的新世代电动车、太阳能板、电池及节能软体也全会来自中国。
我认为，中国这项决定堪与苏联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枚卫星「史波尼克号」的盛事相提并论。苏联的创举震惊全球，艾森豪总统据此认为美国的飞弹科技已落后于苏联。从此以后，美国对科学、教育、基础建设及网路建构投下巨资，网际网路是其最终的附带产品之一。
各位，史波尼克已再度升空：这次是中国要发展洁净科技。美国国会至今仍认为，中国将试图以制造更多污染的方式超越我们。这种看法已不合时宜，中国现在正设法以绿色科技超越我们。中国正致力于以低成本制造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设施及电池，并为这些产品开辟举世最大的市场。
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有点像史波尼克升空后，我们认为它只是流星。我们的政治人物多半不思急起直追，而且仍然囿于美国永远第一的幻想。
工程背景居多的中国领导人并未以太多时间讨论全球暖化课题。他们知道，数条中国大河源头的西藏冰川已开始融化。他们同样明白，即使气候变迁的说法不实，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势必有增无减，因为估计至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人，其中许多人将渴望能够拥有高能源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世界中，能源科技的规模将与资讯科技相当。中国有意成为主要的能源科技大国。
生态学家布朗表示：「过去3年，美国一直是风力发电研发领域的领导者。估计至今年底，中国将在这方面超越美国，速度快到我们无法想像。」
无锡尚德公司已是举世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我日前见到该公司创办人施正荣。他谈到，在他创办尚德公司后不久，附近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因污染严重而沦为死水。
施正荣表示：「这场灾难发生后，无锡市委书记对我说，『我要支持你，将这项太阳能产业发展到规模150亿美元。我们接着就可以关闭本地区的污染及耗能产业』。关于这项课题，他是中国的新一代创意革新领导人之一。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中国明白，它无力消化这一切废弃物。我们必须追求无污染的成长。」
当然，中国一定会继续以廉价且高污染的煤炭追求成长，继续逮捕太热心的环保人士，而且为搜刮木材与矿物不惜掠夺非洲的森林。
不要怀疑这一点，然而更不要怀疑，中国同时已悄悄迈向洁净能源部署与创新的新境界。这是当前的史波尼克。如果我们漠视它，后果严重。
（作者Thomas Fried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009/09/28联合报】
Most people would assume that 20 years from now when historians look back at 2008-09, they wi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is period was the Great Recession. I’d hold off on that. If we can continue stumbling out of this economic crisis, I believe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e last 18 months was that Red China decided to become Green China.
Yes, China’s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green —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oo many of their people can’t breathe, can’t swim, can’t fish, can’t farm and can’t drink thanks to pollution from its coal- and oil-based manufacturing growth engine. And, therefore, unless China powers its development with cleaner energy systems, and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es without smokestacks, China will die of its own development.
What do we know about necessity? I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when China decides it has to go green out of necessity, watch out. You will not just be buying your toys from China. You will buy your next electric car, solar panels, batteries and energy-efficiency software from China.
I believe this Chinese decision to go green is the 21st-century equivalent of the Soviet Union’s 1957 launch of Sputnik — the world’s first Earth-orbiting satellite. That launch stunned us, convinced President Eisenhower that the U.S. was falling behind in missile technology and spurred America to make massiv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etworking — one eventual byproduct of which was the Internet.
Well, folks. Sputnik just went up again: China’s going clean-tech. The view of China in the U.S. Congress —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ry to leapfrog us by out-polluting us — is out of date. It’s going to try to out-green us. Right now, China is focused on low-cost manufacturing of solar, wind and batteries and building the world’s biggest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It still badly lags U.S. innovation. But research will follow the market. America’s premier solar equipment maker, Applied Materials, is about to open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ly funded solar research facility — in Xian, China.
“If they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and we invest in 20th-century technologies, they’ll win,” says David Sandalow,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If we both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challenging each other, we all win.”
Unfortunately, we’re still not racing. It’s like Sputnik went up and we think it’s just a shooting star. Instead of a strategic response, too many of our politician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own dumb-as-we-wanna-be bubble, where we’re always No. 1, and whe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aving sold its soul to the old coal and oil industries, uses its influence to prevent Congress from pass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spur renewables. Hat’s off to the courageous chairman of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eter Darbee, who last week announced that his huge California power company was quitting the chamber because of i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All shareholders in America should ask their C.E.O.’s why they still belong to the chamber.
China’s leaders, mostly engineers, wasted little time debating global warming. They know the Tibetan glaciers that feed their major rivers are melting.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even if climate change were a hoax, the demand for clean, renewable power is going to soar as we add an estimated 2.5 billion people to the planet by 2050, many of whom will want to live high-energy lifestyles. In that world, E.T. — or energy technology — will be as big as I.T., and China intends to be a big E.T. player.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S. has led the world in new wind generation,” said the ecologist Lester Brown, author of “Plan B 4.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China will bypass us on new wind generation so fast we won’t even see it go by.”
I met this week with Shi Zhengrong, the founder of Suntech,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panels. Shi recalled how, shortly after he started his company in Wuxi, nearby Lake Tai, China’s third-largest freshwater lake, choked to death from pollution.
“After this disaster,” explained Shi,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uxi city came to me and said, ‘I want to support you to grow this solar business into a $15 billion industry, so then we can shut down as many polluting and energy consuming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as soon as possible.’ He is one of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leaders, very innovative and very revolutionary, on this issue. Something has changed. China realized it has no capacity to absorb all this waste. We have to grow without pollution.”
Of cours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cheap, dirty coal, to arrest over-eager environmentalists and to strip African forests for wood and minerals. Have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have no doubt either that, without declaring it, China is embarking on a new, parallel path of clean power deployment and innovation. It is the Sputnik of our day. We ignore it at our peril.
多数的人想必认为，历史学家20年后回顾时，会把这波大衰退列为2008至2009年之间的头条大事。我不赞成。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勉强摆脱这波经济危机，未来的史学家可能论定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头号大事是红色中国决定成为绿色中国。
是的。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提倡绿能。这是迫于现实需要下的决策，因为太多中国人无法呼吸、游泳、垂钓、耕作，甚至无法喝水。这是因为以煤炭及石油为基础的制造成长引擎产生严重污染所致。除非以更洁净的能源系统驱动成长，并扶植更多无烟囱的知识密集产业，中国终将死于自己的成长。
当中国认为它迫于现实需要必须注重绿能时，请注意。不只是你购买的玩具来自中国，往后你买的新世代电动车、太阳能板、电池及节能软体也全会来自中国。
我认为，中国这项决定堪与苏联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枚卫星「史波尼克号」的盛事相提并论。苏联的创举震惊全球，艾森豪总统据此认为美国的飞弹科技已落后于苏联。从此以后，美国对科学、教育、基础建设及网路建构投下巨资，网际网路是其最终的附带产品之一。
各位，史波尼克已再度升空：这次是中国要发展洁净科技。美国国会至今仍认为，中国将试图以制造更多污染的方式超越我们。这种看法已不合时宜，中国现在正设法以绿色科技超越我们。中国正致力于以低成本制造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设施及电池，并为这些产品开辟举世最大的市场。
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有点像史波尼克升空后，我们认为它只是流星。我们的政治人物多半不思急起直追，而且仍然囿于美国永远第一的幻想。
工程背景居多的中国领导人并未以太多时间讨论全球暖化课题。他们知道，数条中国大河源头的西藏冰川已开始融化。他们同样明白，即使气候变迁的说法不实，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势必有增无减，因为估计至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人，其中许多人将渴望能够拥有高能源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世界中，能源科技的规模将与资讯科技相当。中国有意成为主要的能源科技大国。
生态学家布朗表示：「过去3年，美国一直是风力发电研发领域的领导者。估计至今年底，中国将在这方面超越美国，速度快到我们无法想像。」
无锡尚德公司已是举世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我日前见到该公司创办人施正荣。他谈到，在他创办尚德公司后不久，附近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因污染严重而沦为死水。
施正荣表示：「这场灾难发生后，无锡市委书记对我说，『我要支持你，将这项太阳能产业发展到规模150亿美元。我们接着就可以关闭本地区的污染及耗能产业』。关于这项课题，他是中国的新一代创意革新领导人之一。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中国明白，它无力消化这一切废弃物。我们必须追求无污染的成长。」
当然，中国一定会继续以廉价且高污染的煤炭追求成长，继续逮捕太热心的环保人士，而且为搜刮木材与矿物不惜掠夺非洲的森林。
不要怀疑这一点，然而更不要怀疑，中国同时已悄悄迈向洁净能源部署与创新的新境界。这是当前的史波尼克。如果我们漠视它，后果严重。
（作者Thomas Fried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009/09/28联合报】
星期二, 九月 22, 2009
【转载】大国崛起 伴随战争掠夺 中国不用武力 和平崛起成特色
（高健康，《联合晚报》，22/09/2009）
过去300年，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也离不开掠夺与侵占，只有中国的崛起是仅有的例外。
香港名嘴，也是著名政治评论家张立指出，英国通过对殖民地的侵略以及全球性的掠夺而崛起；德国和日本，一出现崛起的势头，就急着对外扩张。德国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则侵略亚洲多国，中国首当其冲，饱受摧残；美国是靠二次世界大战起家，目前在全球有300多个军事基地，也是靠武力维持帝国及美元的地位。
张立说：“大国崛起，没有不与战争和掠夺连在一起的，这是过往历史的例证，唯有中国是提倡和平崛起。迄今为止，中国这30 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中国人民辛劳的成果，没有用武力夺来一分一毫。”
他认为，中国的崛起现在虽是“起势”，但由于人口多、气势猛，犹如钱塘江大潮般汹涌澎湃。
他说：“21世纪，中国崛起将是贯串百年大业的主轴，而‘和平’是中国崛起的特色。”
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崛起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张立指出，中国的崛起已对日本、南韩和海峡两岸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牵引。
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和老挝，正在步中国后尘，未来缅甸和北韩也会效法中国。
他说：“其实在过去10年，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已在出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中心舞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
在全球衰退下，中国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美国有人因此提出“两国集团”（G2），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全球事务，但遭到北京反对。
张立指出，近期亚洲也出现另一些呼声，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韩国主张“东亚联合”，还有人认为未来的“两国集团”不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国和东亚”。“亚洲队”（Team Asia ）的说法也在扩散。
张立对佛学有精深研究
除了对时政深富洞察力，张立也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人称“ 隐于市的大乘佛子”。
佛道是张立处世立言之根，当年他在亚洲电视台主持《张立平常谈》，开篇镜头便以《六祖坛经》为背景，颇含深意。他的文章和言论也不时引述六祖智慧，正是多年悟道的自然流露。
张立已受邀在10月10日来本地参加“中国崛起与亚太关系”的专题讲座，并与国人分享他对中国崛起和亚太新局势的见解。他透露，在讲座上也可能兼谈佛学，把它运用到对时局的分析。
【张立简介】
早年在《中报》当记者，后转到《信报》和《星岛日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生活阅历、独特的观察能力，使他在新闻界名声鹊起。
1986年下海经商，隔年的香港金融风暴使所有积蓄化为乌有，还欠下巨债。
记者生涯锻炼了张立的健笔，商海沉浮造就了他的悟性。1990 年，他在《信报》开辟专栏《商心国是》，1999年在香港亚视主持自己的清谈节目《张立平常谈》，如今已是出版了数十种书的畅销作家。
张立的《商心国是》专栏也在本报长期转载，深受读者喜爱。
过去300年，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也离不开掠夺与侵占，只有中国的崛起是仅有的例外。
香港名嘴，也是著名政治评论家张立指出，英国通过对殖民地的侵略以及全球性的掠夺而崛起；德国和日本，一出现崛起的势头，就急着对外扩张。德国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则侵略亚洲多国，中国首当其冲，饱受摧残；美国是靠二次世界大战起家，目前在全球有300多个军事基地，也是靠武力维持帝国及美元的地位。
张立说：“大国崛起，没有不与战争和掠夺连在一起的，这是过往历史的例证，唯有中国是提倡和平崛起。迄今为止，中国这30 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中国人民辛劳的成果，没有用武力夺来一分一毫。”
他认为，中国的崛起现在虽是“起势”，但由于人口多、气势猛，犹如钱塘江大潮般汹涌澎湃。
他说：“21世纪，中国崛起将是贯串百年大业的主轴，而‘和平’是中国崛起的特色。”
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崛起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张立指出，中国的崛起已对日本、南韩和海峡两岸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牵引。
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和老挝，正在步中国后尘，未来缅甸和北韩也会效法中国。
他说：“其实在过去10年，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已在出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中心舞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
在全球衰退下，中国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美国有人因此提出“两国集团”（G2），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全球事务，但遭到北京反对。
张立指出，近期亚洲也出现另一些呼声，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韩国主张“东亚联合”，还有人认为未来的“两国集团”不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国和东亚”。“亚洲队”（Team Asia ）的说法也在扩散。
张立对佛学有精深研究
除了对时政深富洞察力，张立也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人称“ 隐于市的大乘佛子”。
佛道是张立处世立言之根，当年他在亚洲电视台主持《张立平常谈》，开篇镜头便以《六祖坛经》为背景，颇含深意。他的文章和言论也不时引述六祖智慧，正是多年悟道的自然流露。
张立已受邀在10月10日来本地参加“中国崛起与亚太关系”的专题讲座，并与国人分享他对中国崛起和亚太新局势的见解。他透露，在讲座上也可能兼谈佛学，把它运用到对时局的分析。
【张立简介】
早年在《中报》当记者，后转到《信报》和《星岛日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生活阅历、独特的观察能力，使他在新闻界名声鹊起。
1986年下海经商，隔年的香港金融风暴使所有积蓄化为乌有，还欠下巨债。
记者生涯锻炼了张立的健笔，商海沉浮造就了他的悟性。1990 年，他在《信报》开辟专栏《商心国是》，1999年在香港亚视主持自己的清谈节目《张立平常谈》，如今已是出版了数十种书的畅销作家。
张立的《商心国是》专栏也在本报长期转载，深受读者喜爱。
星期二, 九月 08, 2009
【转载】Our One-Party Democracy 我们的一党民主
(By THOMAS L. FRIEDMAN, Published: September 8, 2009,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Watching both the health care and climate/energy debates in Congress, it is hard not to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worse than one-party autocracy, and that is one-party democracy, which is what we have in America today.
One-party autocracy certainly has its drawbacks. But when it is led by a reasonably enlightened group of people, as China is today, it can also have great advantages. That one party can just impose the politically difficult but critically important policies needed to move a society forward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not an accident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overtaking us in electric cars, solar power, energy efficiency, batteries, nuclear power and wind power. China’s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in a world of exploding populations and rising emerging-market middle classes, demand for clean power and energy efficiency is going to soar. Beijing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it owns that industry and is ordering the policies to do that, including boosting gasoline prices, from the top down.
Our one-party democracy is worse. The fact is, on both the energy/climate legislation and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only the Democrats are really playing. With a few notable exceptions,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standing, arms folded and saying “no.” Many of them just want President Obama to fail. Such a waste. Mr. Obama is not a socialist; he’s a centrist. But if he’s forced to depend entirely on his own party to pass legislation, he will be whipsawed by its different factions.
Look at the climate/energy bill that came out of the House. Its sponsors had to work twice as hard to produce this breakthrough cap-and-trade legislation. Why? Because with basically no G.O.P. representatives willing to vote for any price on carbon that would stimulate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the sponsors had to rely entirely on Democrats — and that meant paying off coal-state and agriculture Democrats with pork. Thank goodness, it is still a bill worth passing. But it c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 and can be in the Senate. Just give me 8 to 10 Republicans ready to impose some price on carbon, and they can be leveraged against Democrats who want to water down the bill.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and take our jobs on clean energy — an industry that we largely invented — and they are going to do it with a managed economy we don’t have and don’t want,” said Joe Romm, who writes the blog, climateprogress.org.
The only way for us to match them is by legislating a rising carbon price along with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standards that will stimulate massive private investment in clean-tech. Hard to do with a one-party democracy.
The same is true on health care. “The centr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Obama seeks to extend coverage and restrain costs is via new ‘exchanges,’ insurance clearinghouses, modeled on the plan Mitt Romney enacted when he was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noted Matt Miller, a former Clinton budget official and author of “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 “The idea is to let individuals access group coverage from private insurers, with subsidies for low earners.”
And it i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will seek to fund those subsidies, at least in part, with the idea John McCain ran on — by reducing the tax exemption for employer-provided health care. Can the Republicans even say yes to their own ideas, if they are absorbed by Obama? Without Obama being able to leverage some Republican votes, it i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get a good plan to cover all Americans with health care.
“Just because Obama is on a path to give America the Romney health plan with McCain-style financing, does not mean the Republicans will embrace it — if it seems politically more attractive to scream ‘socialist,’ ” said Miller.
The G.O.P. used to be the party of business. Well, to compete and win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 one needs the burden of health insurance shifted from business to government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immigration reform — so the world’s best brainpower can come here without restrictions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a push for clean-tech — the world’s next great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Yet the G.O.P. today resists national health car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wants to just drill, baby, drill.
“Globalization has neutered the Republican Party, leaving it to represent not the have-nots of the recession but the have-nots of globalized America,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either in reality or in their fears,” said Edward Goldberg, a global trade consultant who teaches at Baruch College. “The need to compete in a globalized world has forced the meritocracy,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manager, the eastern financier and the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to reconsider w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to offer. In principle, they have left the party, leaving behind not a pragmatic coalition but a group of ideological naysayers.”
看着国会里面关于卫生保健和气候、能源的辩论，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只有一种东西比一党独裁更糟，就是我们今天美国存在着的——一党民主。
一党独裁当然有它的弊端，但当一些比较开明、进步的人领导的时候，就像今日的中国中国这样，它还是有很大的优点的。那样的一党可以强迫实行政治上非常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来推动21世纪的社会前进。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节能、电池、核能和风能等方面注定赶上我们并不是偶然。中国的领导人明白在一个人口爆炸和随着市场发展而日益凸显的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对于清洁能源和节能的需求将会上升。北京想要保证他拥有那些工业并制定政策致力于此，包括自上而下地调高油价。
我们的一党民主更糟。事实是，无论是能源、气候的立法还是卫生保健的立法，只有民主党人真正在起作用。共和党，除了有数的几个例外，只是站在那里,插着手说不。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想让奥巴马总统失败。这真是胡扯。奥巴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中间派。但如果他被迫依赖他自己的党派来通过法令，他将会被党内的内讧所撕碎。
看看国会通过的气候能源法案吧。它的发起者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来达到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法令这个突破口。为什么？因为由于基本上没有共和党代表愿为刺激对清洁能源和节能的投资的碳减排而投票，发起者们不得不完全依赖民主党人，而那意味着容忍煤炭州和农业州的民主党人向法案中注水。谢天谢地，这个法案还是一个值得通过的法案。但它本可以更好的，在参议院也可以通过。只要有8到10个参议员，他们就可以同那些想向法案中注水的民主党人抗衡了。
“在我们已经做了巨大投资的清洁能源领域里，中国挤占我们的市场并抢走我们的工作岗位，而且他们是在一个我们没有也不想要的严格监控下的经济中实现这一点的"，Joe Romm在climateprogress.org.中的博客中写道。
我们唯一能够与他们抗争的办法就是通过一项将碳排放价格和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可持续的标准结合起来的法令，来刺激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大量私人投资。这对于一党民主来说是难以完成的。
而这同样适用于卫生保健。奥巴马试图扩展保险范围和限制花费的中心机制是通过新“交易所”，保险票据交换所来实现的，这种机制是仿照Mitt Romney在做麻省州长时颁布的方案为模板的。前克林顿政府的预算官员，《陈腐思想的暴政》一书的作者Matt Miller说，“它的想法是让个人参与私营保险公司的集体保险，并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
总统很有可能为这些补贴提供资金，至少部分程度上会按照麦凯恩的想法，通过减少雇主提供的卫生保健的减税范围。如果共和党人被奥巴马的想法所吸引，那他们还会对自己的想法投赞成票吗？没有奥巴马来平衡一些共和党人的投票，通过一项覆盖全美的卫生保健计划将非常困难。
“仅仅因为奥巴马想用麦凯恩的财政方案给美国一个Romney的健康计划，共和党人不会拥护它的——如果在政治上它更适合被人称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话。”Miller说道。
共和党曾经是一个商业政党。然而，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竞争并取得胜利，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需要把医疗保险的重担从商业负担转移给国家来承担。没有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移民制度改革——这样世界人才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进入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这个世界下一个全球制造业向前。然而共和党仍然地址全国医疗制度改革，移民制度改革，他们就像婴儿一样，只知道索取，索取。
全球化阉割了共和党，使它不再代表经济衰退中的穷人，而是代表全球化的美国穷人，那些被现实或者他们的恐惧甩在后面的人们，Baruch College的全球贸易贸易顾问，Edward Goldberg说道。”在全球化世界竞争的需要迫使精英领导体制、跨国公司经理、亚洲金融家和技术实业家重新考虑共和党能提供什么。原则上讲，他们已经退党，留下的不是实用主义着的联合，而是一群只会说不的意识形态的怀疑论者。
（水是眼波横 翻译）
Watching both the health care and climate/energy debates in Congress, it is hard not to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worse than one-party autocracy, and that is one-party democracy, which is what we have in America today.
One-party autocracy certainly has its drawbacks. But when it is led by a reasonably enlightened group of people, as China is today, it can also have great advantages. That one party can just impose the politically difficult but critically important policies needed to move a society forward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not an accident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overtaking us in electric cars, solar power, energy efficiency, batteries, nuclear power and wind power. China’s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in a world of exploding populations and rising emerging-market middle classes, demand for clean power and energy efficiency is going to soar. Beijing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it owns that industry and is ordering the policies to do that, including boosting gasoline prices, from the top down.
Our one-party democracy is worse. The fact is, on both the energy/climate legislation and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only the Democrats are really playing. With a few notable exceptions,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standing, arms folded and saying “no.” Many of them just want President Obama to fail. Such a waste. Mr. Obama is not a socialist; he’s a centrist. But if he’s forced to depend entirely on his own party to pass legislation, he will be whipsawed by its different factions.
Look at the climate/energy bill that came out of the House. Its sponsors had to work twice as hard to produce this breakthrough cap-and-trade legislation. Why? Because with basically no G.O.P. representatives willing to vote for any price on carbon that would stimulate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the sponsors had to rely entirely on Democrats — and that meant paying off coal-state and agriculture Democrats with pork. Thank goodness, it is still a bill worth passing. But it c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 and can be in the Senate. Just give me 8 to 10 Republicans ready to impose some price on carbon, and they can be leveraged against Democrats who want to water down the bill.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and take our jobs on clean energy — an industry that we largely invented — and they are going to do it with a managed economy we don’t have and don’t want,” said Joe Romm, who writes the blog, climateprogress.org.
The only way for us to match them is by legislating a rising carbon price along with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standards that will stimulate massive private investment in clean-tech. Hard to do with a one-party democracy.
The same is true on health care. “The centr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Obama seeks to extend coverage and restrain costs is via new ‘exchanges,’ insurance clearinghouses, modeled on the plan Mitt Romney enacted when he was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noted Matt Miller, a former Clinton budget official and author of “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 “The idea is to let individuals access group coverage from private insurers, with subsidies for low earners.”
And it i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will seek to fund those subsidies, at least in part, with the idea John McCain ran on — by reducing the tax exemption for employer-provided health care. Can the Republicans even say yes to their own ideas, if they are absorbed by Obama? Without Obama being able to leverage some Republican votes, it i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get a good plan to cover all Americans with health care.
“Just because Obama is on a path to give America the Romney health plan with McCain-style financing, does not mean the Republicans will embrace it — if it seems politically more attractive to scream ‘socialist,’ ” said Miller.
The G.O.P. used to be the party of business. Well, to compete and win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 one needs the burden of health insurance shifted from business to government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immigration reform — so the world’s best brainpower can come here without restrictions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a push for clean-tech — the world’s next great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Yet the G.O.P. today resists national health car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wants to just drill, baby, drill.
“Globalization has neutered the Republican Party, leaving it to represent not the have-nots of the recession but the have-nots of globalized America,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either in reality or in their fears,” said Edward Goldberg, a global trade consultant who teaches at Baruch College. “The need to compete in a globalized world has forced the meritocracy,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manager, the eastern financier and the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to reconsider w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to offer. In principle, they have left the party, leaving behind not a pragmatic coalition but a group of ideological naysayers.”
看着国会里面关于卫生保健和气候、能源的辩论，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只有一种东西比一党独裁更糟，就是我们今天美国存在着的——一党民主。
一党独裁当然有它的弊端，但当一些比较开明、进步的人领导的时候，就像今日的中国中国这样，它还是有很大的优点的。那样的一党可以强迫实行政治上非常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来推动21世纪的社会前进。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节能、电池、核能和风能等方面注定赶上我们并不是偶然。中国的领导人明白在一个人口爆炸和随着市场发展而日益凸显的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对于清洁能源和节能的需求将会上升。北京想要保证他拥有那些工业并制定政策致力于此，包括自上而下地调高油价。
我们的一党民主更糟。事实是，无论是能源、气候的立法还是卫生保健的立法，只有民主党人真正在起作用。共和党，除了有数的几个例外，只是站在那里,插着手说不。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想让奥巴马总统失败。这真是胡扯。奥巴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中间派。但如果他被迫依赖他自己的党派来通过法令，他将会被党内的内讧所撕碎。
看看国会通过的气候能源法案吧。它的发起者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来达到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法令这个突破口。为什么？因为由于基本上没有共和党代表愿为刺激对清洁能源和节能的投资的碳减排而投票，发起者们不得不完全依赖民主党人，而那意味着容忍煤炭州和农业州的民主党人向法案中注水。谢天谢地，这个法案还是一个值得通过的法案。但它本可以更好的，在参议院也可以通过。只要有8到10个参议员，他们就可以同那些想向法案中注水的民主党人抗衡了。
“在我们已经做了巨大投资的清洁能源领域里，中国挤占我们的市场并抢走我们的工作岗位，而且他们是在一个我们没有也不想要的严格监控下的经济中实现这一点的"，Joe Romm在climateprogress.org.中的博客中写道。
我们唯一能够与他们抗争的办法就是通过一项将碳排放价格和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可持续的标准结合起来的法令，来刺激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大量私人投资。这对于一党民主来说是难以完成的。
而这同样适用于卫生保健。奥巴马试图扩展保险范围和限制花费的中心机制是通过新“交易所”，保险票据交换所来实现的，这种机制是仿照Mitt Romney在做麻省州长时颁布的方案为模板的。前克林顿政府的预算官员，《陈腐思想的暴政》一书的作者Matt Miller说，“它的想法是让个人参与私营保险公司的集体保险，并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
总统很有可能为这些补贴提供资金，至少部分程度上会按照麦凯恩的想法，通过减少雇主提供的卫生保健的减税范围。如果共和党人被奥巴马的想法所吸引，那他们还会对自己的想法投赞成票吗？没有奥巴马来平衡一些共和党人的投票，通过一项覆盖全美的卫生保健计划将非常困难。
“仅仅因为奥巴马想用麦凯恩的财政方案给美国一个Romney的健康计划，共和党人不会拥护它的——如果在政治上它更适合被人称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话。”Miller说道。
共和党曾经是一个商业政党。然而，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竞争并取得胜利，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需要把医疗保险的重担从商业负担转移给国家来承担。没有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移民制度改革——这样世界人才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进入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这个世界下一个全球制造业向前。然而共和党仍然地址全国医疗制度改革，移民制度改革，他们就像婴儿一样，只知道索取，索取。
全球化阉割了共和党，使它不再代表经济衰退中的穷人，而是代表全球化的美国穷人，那些被现实或者他们的恐惧甩在后面的人们，Baruch College的全球贸易贸易顾问，Edward Goldberg说道。”在全球化世界竞争的需要迫使精英领导体制、跨国公司经理、亚洲金融家和技术实业家重新考虑共和党能提供什么。原则上讲，他们已经退党，留下的不是实用主义着的联合，而是一群只会说不的意识形态的怀疑论者。
（水是眼波横 翻译）
星期六, 一月 24, 2009
[转载] 没有美国的世界？
（杨仁贤/2009/01/24 ）
《没有美国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这部大约90分钟的影片值得关注国际关系的人上网看一看。影片一开始演员便以模拟总统候选人诉求选民认同政见的方式强调，美国不应继续浪费纳税人 的金钱来维持全球各地大约90多个军事基地保卫他国，而是应将每年高达4千2百多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用于国内建设，创造工作机会，让美国回归为「正常」的民主国家。美国真有可能撒手不管？若真有那天的到来，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令人好奇。
小时候为了逃离罗马尼亚家园的战火，勇敢只身徒步穿越匈牙利，最终抵达奥地利获得难民身分而成功移居美国的制作人米契‧安德逊(Mitch Anderson)，由于不解为何美国会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于是在2005年春天开始构思制作此片，试图解答。全片共分三部份来探讨问题：欧盟是否能够取代美国、中东石油及其纠结、以及亚洲的南韩、台湾和日本的防卫问题。针对台海问题，制作人更是亲自来台拍摄台湾海军且访问前立委萧美琴、罗致政教授及 蔡玮教授。最后的答案很清楚：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内容虽有未尽详细之处，却相当发人省思。
帝国
的确，冷战结束后，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匹敌。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仍继续提供日本、德国、南韩等经济大国军事安全保障；俄国、中国虽然重 新再起，但现阶段仍必须在许多议题上与美国合作，多数世人对美国有着相当的期待。对传统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来说，这是难得的历 史机会，在没有其他强权挑战及约束的状况下去大力推行民主，传播理念，建构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这也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单极的美国纪元(American unipolar age)。特别是911后，反恐战争让布希团队相信，尊重他国主权是有条件的(Contingent Sovereignty)，并拥有「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入侵伊拉克，让美国保守派的单极世界观更显真实。美国是不是「帝国」 (American Empire)的争论回来了。
美乔治亚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柏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追逐自身利益的超级强权，美国的霸权(Hegemony)也是各国支持建构现今世界秩序下的产物。如果将「帝 国」(Empire)的定义放松，美国绝对符合其定义。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影片制作期间的主要顾问里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巨像：美国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更是将现今的美国力量比喻为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新罗马」(new Rome)。在他眼下，美国是一个「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借着维持和平来捍卫公共利益，维持海上与空中的通畅自由及管理国际金融贸易体系。
伊肯柏里教授认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所领导的是一个可以在内部互相协商的国际秩序。它有三项特质：保障公共利益，支持开放贸易的政权；透过 规则与组织来运作力量；以及弱小国家拥有同样发声的机会。历史学者查理士‧迈尔(Charles Maier)更是将此特色取名为「共识型帝国」(Consensual Empire) 。
美国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Leadership)却是真实的。而这份自二次战后以来的真实感更是根植于他人的信赖之上。佛 格森教授希望美国能承认自己的帝国身分，因为这有助于自己认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或许就是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帝国，在过去７年多，反恐战争让美国快速丧失理 想性、合法性、自信心与他人信赖。在多数世人眼中，布希领导的美国变成只知一昧追求自身利益、权力的「侵略者」。无怪乎，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民意最差的卸 任总统。
巧实力
2004年最早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现任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首席执行长苏珊‧罗塞尔(Suzanne Nossel)，在其文章中就大力批评布希政府的伪善。她说，布希的外交政策虽是打着民主与人权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具有侵略性的单边政策 (unilateralism)。 「不被他人视为民主的超级强权，是无法赢得信任去承担自由主义保护者一职。」
她强调，美国应回到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原则，重拾世人对美国的信任，遵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去建构国际秩序。如同过去领导对抗苏联，美国力量本身并非永远是最佳的选择，美国应积极透过道德理想的力量号召他人认同，透过国 际组织一起努力，赢得安全与重塑美国领导力。
1月13日美参议院听证会上，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R. Clinton)不下10次引用「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来阐述她担任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后的外交理念。她说，美国必须加强世界的领导力，确立美国在世上是一个正面的力量。为此，美国必须广交朋友，少树立敌人，共同对抗威胁，并抓取机会。她也在听证会上强调，军事力量虽是需要的，但仅是最后的手段，美国会加强利用国际组织与他国合作，加强经济发展，共同解决争端。 「我们必须与他人、和其他国家共同找到相同的价值与目的，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克服仇恨、暴力、失望与失序。」
《重塑美国领导力》(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这篇是欧巴马在2008竞选时针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他虽未引用「巧实力」名词，但他的外交理念却与罗塞尔女士互相呼应。 「美国的任务在于提供可以与人共享安全与价值的全球领导力。」「我们的理念在于希望，这是我们为何可以战胜恐怖主义的地方。」
在乔瑟夫‧奈伊教授(Joseph S. Nye)与理查‧阿米塔吉教授(Richard L. Armitage)的主持下，美国战略研究中心(CSIS)更在2006年特别针对「巧实力」进行研究。报告中提及：「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了。胜利决定于是否能够赢取他人站在同一阵线，以及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民主且有能力的国家。」
简单的说，欧巴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回到「以德服人」的理念上，重拾领导威信。不管是「帝国」，还是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所说的「分众化时代」 (The Age of Nonpolarity)，现阶段国际秩序仍需美国继续领导与保障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了。
【2009-01-24联合新闻网】
《没有美国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这部大约90分钟的影片值得关注国际关系的人上网看一看。影片一开始演员便以模拟总统候选人诉求选民认同政见的方式强调，美国不应继续浪费纳税人 的金钱来维持全球各地大约90多个军事基地保卫他国，而是应将每年高达4千2百多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用于国内建设，创造工作机会，让美国回归为「正常」的民主国家。美国真有可能撒手不管？若真有那天的到来，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令人好奇。
小时候为了逃离罗马尼亚家园的战火，勇敢只身徒步穿越匈牙利，最终抵达奥地利获得难民身分而成功移居美国的制作人米契‧安德逊(Mitch Anderson)，由于不解为何美国会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于是在2005年春天开始构思制作此片，试图解答。全片共分三部份来探讨问题：欧盟是否能够取代美国、中东石油及其纠结、以及亚洲的南韩、台湾和日本的防卫问题。针对台海问题，制作人更是亲自来台拍摄台湾海军且访问前立委萧美琴、罗致政教授及 蔡玮教授。最后的答案很清楚：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内容虽有未尽详细之处，却相当发人省思。
帝国
的确，冷战结束后，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匹敌。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仍继续提供日本、德国、南韩等经济大国军事安全保障；俄国、中国虽然重 新再起，但现阶段仍必须在许多议题上与美国合作，多数世人对美国有着相当的期待。对传统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来说，这是难得的历 史机会，在没有其他强权挑战及约束的状况下去大力推行民主，传播理念，建构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这也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单极的美国纪元(American unipolar age)。特别是911后，反恐战争让布希团队相信，尊重他国主权是有条件的(Contingent Sovereignty)，并拥有「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入侵伊拉克，让美国保守派的单极世界观更显真实。美国是不是「帝国」 (American Empire)的争论回来了。
美乔治亚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柏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追逐自身利益的超级强权，美国的霸权(Hegemony)也是各国支持建构现今世界秩序下的产物。如果将「帝 国」(Empire)的定义放松，美国绝对符合其定义。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影片制作期间的主要顾问里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巨像：美国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更是将现今的美国力量比喻为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新罗马」(new Rome)。在他眼下，美国是一个「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借着维持和平来捍卫公共利益，维持海上与空中的通畅自由及管理国际金融贸易体系。
伊肯柏里教授认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所领导的是一个可以在内部互相协商的国际秩序。它有三项特质：保障公共利益，支持开放贸易的政权；透过 规则与组织来运作力量；以及弱小国家拥有同样发声的机会。历史学者查理士‧迈尔(Charles Maier)更是将此特色取名为「共识型帝国」(Consensual Empire) 。
美国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Leadership)却是真实的。而这份自二次战后以来的真实感更是根植于他人的信赖之上。佛 格森教授希望美国能承认自己的帝国身分，因为这有助于自己认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或许就是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帝国，在过去７年多，反恐战争让美国快速丧失理 想性、合法性、自信心与他人信赖。在多数世人眼中，布希领导的美国变成只知一昧追求自身利益、权力的「侵略者」。无怪乎，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民意最差的卸 任总统。
巧实力
2004年最早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现任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首席执行长苏珊‧罗塞尔(Suzanne Nossel)，在其文章中就大力批评布希政府的伪善。她说，布希的外交政策虽是打着民主与人权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具有侵略性的单边政策 (unilateralism)。 「不被他人视为民主的超级强权，是无法赢得信任去承担自由主义保护者一职。」
她强调，美国应回到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原则，重拾世人对美国的信任，遵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去建构国际秩序。如同过去领导对抗苏联，美国力量本身并非永远是最佳的选择，美国应积极透过道德理想的力量号召他人认同，透过国 际组织一起努力，赢得安全与重塑美国领导力。
1月13日美参议院听证会上，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R. Clinton)不下10次引用「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来阐述她担任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后的外交理念。她说，美国必须加强世界的领导力，确立美国在世上是一个正面的力量。为此，美国必须广交朋友，少树立敌人，共同对抗威胁，并抓取机会。她也在听证会上强调，军事力量虽是需要的，但仅是最后的手段，美国会加强利用国际组织与他国合作，加强经济发展，共同解决争端。 「我们必须与他人、和其他国家共同找到相同的价值与目的，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克服仇恨、暴力、失望与失序。」
《重塑美国领导力》(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这篇是欧巴马在2008竞选时针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他虽未引用「巧实力」名词，但他的外交理念却与罗塞尔女士互相呼应。 「美国的任务在于提供可以与人共享安全与价值的全球领导力。」「我们的理念在于希望，这是我们为何可以战胜恐怖主义的地方。」
在乔瑟夫‧奈伊教授(Joseph S. Nye)与理查‧阿米塔吉教授(Richard L. Armitage)的主持下，美国战略研究中心(CSIS)更在2006年特别针对「巧实力」进行研究。报告中提及：「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了。胜利决定于是否能够赢取他人站在同一阵线，以及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民主且有能力的国家。」
简单的说，欧巴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回到「以德服人」的理念上，重拾领导威信。不管是「帝国」，还是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所说的「分众化时代」 (The Age of Nonpolarity)，现阶段国际秩序仍需美国继续领导与保障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了。
【2009-01-24联合新闻网】
星期一, 十二月 29, 2008
【转载】《文明的冲突》作者政治学大师杭廷顿去世
【经济日报╱编译黄秀媛／美联社波士顿二十八日电】
哈佛大学宣布，以著作《文明的冲突》举世闻名的政治学大师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24日在美国麻州玛莎葡萄园去世，享寿81岁，但声明中没有透露死因。
杭廷顿23岁就在哈佛执教，前后历经58年，去年才退休。他的研究和课程，主要是关于美国政府、民主化、军事政治学、战略，以及文官与军事体系的关系。
杭廷顿最著名的是他对文明冲突的观点。他主张冷战后的世界暴力冲突将不再源自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摩擦，而是来自世界主要文明间的文化与宗教歧异。
他指出，这些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涵盖欧洲与美国）、拉丁美洲、伊斯兰、非洲、东正教（以俄国为核心）、印度、日本，以及中国（涵盖中、韩、越南）。
杭廷顿1993年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这套理论，后来予以扩充，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他曾先后出版17本书，包括1957年从杜鲁门总统开除麦克阿瑟将军得到灵感的《军人与国家》；1964年讨论冷战动力，以及两大对立的政治哲学可能如何塑造世界的《政治力量：美国与苏联》；1969年分析第三世界政经发展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经济学家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推崇他是「使哈佛成为伟大学府的学者」；哈佛甘迺迪学院的普特南（Robert Putnam）赞誉他为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知识界的巨人之一。
杭廷顿1927年生于纽约市，18岁就获得耶鲁学士学位，进入陆军服役后，194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开始在哈佛执教，1951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杭廷顿身后留下结缡51年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2008/12/29经济日报】
哈佛大学宣布，以著作《文明的冲突》举世闻名的政治学大师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24日在美国麻州玛莎葡萄园去世，享寿81岁，但声明中没有透露死因。
杭廷顿23岁就在哈佛执教，前后历经58年，去年才退休。他的研究和课程，主要是关于美国政府、民主化、军事政治学、战略，以及文官与军事体系的关系。
杭廷顿最著名的是他对文明冲突的观点。他主张冷战后的世界暴力冲突将不再源自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摩擦，而是来自世界主要文明间的文化与宗教歧异。
他指出，这些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涵盖欧洲与美国）、拉丁美洲、伊斯兰、非洲、东正教（以俄国为核心）、印度、日本，以及中国（涵盖中、韩、越南）。
杭廷顿1993年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这套理论，后来予以扩充，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他曾先后出版17本书，包括1957年从杜鲁门总统开除麦克阿瑟将军得到灵感的《军人与国家》；1964年讨论冷战动力，以及两大对立的政治哲学可能如何塑造世界的《政治力量：美国与苏联》；1969年分析第三世界政经发展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经济学家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推崇他是「使哈佛成为伟大学府的学者」；哈佛甘迺迪学院的普特南（Robert Putnam）赞誉他为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知识界的巨人之一。
杭廷顿1927年生于纽约市，18岁就获得耶鲁学士学位，进入陆军服役后，194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开始在哈佛执教，1951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杭廷顿身后留下结缡51年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2008/12/29经济日报】
星期五, 九月 26, 2008
[转载] 接受CNN访问 李资政：美国向全球宣扬民主是行不通的
（联合早报，2008-09-23）
美国试图向全球宣扬民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美国试图向全球宣扬民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时，指出这一点。
李资政举例说，无论是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或海地，美国尝试在这些地方进行国家建设，都没成功。
“我赞同除掉萨达姆，但我从开始至今都不相信能把伊拉克重组为民主国家。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德派之间得达成协议，如何分配石油财富和分割国家，但最终是 否采用民主制度或由各派系酋长协商，那是另一回事。”、“你要使阿富汗民主化？他们已经相互打斗了数百年，也喜欢互相开战。三十多年前，他们杀死了让国家 维系在一起的国王，这国家至今四分五裂。你要如何化解喀布尔的纷争？由北约动员3万人的部队、反地雷战部队，外加几个旅（Brigades）的海军和特别 部队？俄罗斯有14万步兵，外加坦克车、直升机等等，他们还是离开了（阿富汗）。”
他认为美国在处理俄罗斯南部边境国家格鲁吉亚 （Georgia）的问题上也做得不好。“我不想猜测美国为什么这么急着把格鲁吉亚引进北约。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美国人就应该意 识到，一旦出现纷争，处于前线的人必定会不欢迎这个决定。至少，俄罗斯人就了解这点。”
不过李资政认为，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并不意味着 黑暗时期重新到来。他指出，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上面一发号令下面就会自动服从。虽然俄罗斯有丰富的石油财富，但它仍面对贪污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俄罗斯人口也在不断下降，到了2050年，人口将从目前的1亿4000万人，减少到1亿2000万人或1亿1000万人。“单靠拥有 核武器，如何构成威胁？”
中国通过奥运会展示潜能
资政在访谈中也谈到另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他认为中国通过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它的潜能。
“他们要提醒世界，他们是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他们曾发明火药、纸、印刷术。他们建造了万里长城。建造万里长城、建造大运河的这种纪律，将为他们塑造一个科技社会。”
他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的科技差距鸿沟正在缩小，但国内依然面对许多问题，如社会不安、贫富悬殊、工资、农民工等问题，并且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面对气候转变和能源问题。“但危险是，再过20年，新的一代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没经历过长征，却自以为中国已经崛起了。”
李资政是在本月15日，也就是他85岁生日前一天接受访问。这段电视访谈在上星期天播出。资政在节目中也谈到自己的健康和人生观。
资政说：“你的寿命遗传自父母，我父亲活到94岁、母亲74岁因心脏病过世。我74岁第一次出现心脏问题。幸好，如今医生能进行血管成形术，放入支架。前天，我又心跳不规律。因此，我想我应该无法象父亲那样活到94岁。”
但资政表示他没有任何遗憾。“我要做的都做了，每天对我来说，都是额外收获。我以平常心对待每一天。看日出日落。不吃得太饱。我游泳、踏脚车。晚上睡得好，喜欢自己的工作。但寿命有七八成来自父母遗传。”
[转载] 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演讲 李资政：西方须与亚洲进行建设性接触
（联合早报，2008-09-24）
西方要顺应亚洲国家崛起的历史潮流，就必须及时调整心态，同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进行建设性的接触，让它们成为世界解决诸如新安全威胁等问题方面的利益相关者。
西方要顺应亚洲国家崛起的历史潮流，就必须及时调整心态，同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进行建设性的接触，让它们成为世界解决诸如新安全威胁等问题方面的利益相关者。
内阁资政李光耀昨天应邀在伦敦权威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的崛起并不代表西方的衰退，因此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不是场零和游戏，何况中印两国越是强大，就越依赖国际资源和贸易，因此维护区域和世界的安全，也符合它们的利益。
调整西方与亚洲关系
寻找新平衡点
他指出，要容纳崛起中的亚洲作为演变中的国际体系的一分子，当前西方和亚洲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进行调整，以寻求新的平衡点。虽然美国依然是一股主流力量， 但各国之间的关系网络已越来越复杂，而恐怖主义、流行病、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跨国界的安全威胁，也需要多国合力对抗，单一国家已不可再能一枝独秀。
“就像在冷战时期，美国和欧洲放弃它们之间的分歧，携手应付被双方视为共同面对的安全威胁，西方现在也必须拉拢亚洲，以达成解决当今安全威胁的持久方案。现在和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各国在应付特别的威胁时，并非采取排斥其他国家的态度，而是共同解决影响全球的问题。”
这么一来，因为各国都有本身的合理利益要照顾，对局势的发展就会有更加复杂的计算，以致更难以促成彼此之间的合作。例如每一个国家都会同意恐怖主义是共同的威胁，但是“恐怖主义”要如何定义，中国和美国就有不同的立场，而“气候变化”也是另一个例子。
同样的，他指出如果美国要求中国的参与及合作，就必须取得中国的理解和接受它的条件。当这些都做到之后，中国必能对解决全球重大课题，例如伊朗和朝鲜问题，扮演重要和具建设性的角色。
中美无合作传统
李资政认为西方和亚洲国家合作时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美两国，甚至印度和美国之间，都没有合作的传统。不像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使并非样样都有共同的观点，在战略上仍和美国靠拢。然而，现在世界要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得不把中印考虑在内。
他形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事件”，而过去30年亚洲脱贫的人数之多，也是史无前例。因此，世界现有的在二战之后形成，并由西方主导 的国际政治准则、做法和机制，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地反映当今世上的真正权力分配，因此自然无法有效应 付全球主要的挑战或满足崛起中的大国的理想。
应把中国视为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李资政因此建议西方国家与其对中国采取防御性或批判式的立场，不如鼓励它成为国际体制里的“负责任利益相关者”。
“我们应该视中国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他也指出，中国和印度的重心目前仍在国内，只有当现有的国际机制能反映并照顾到它们的利益时，它们才会愿意扛起国际责任。
为此，他呼吁欧美市场抑制保护主义情绪，继续提倡自由贸易，并对亚洲保持开放。
他认为保护主义情绪可能出自不愿改变生活方式的欧美民众，也可能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坚持以道德标准来牵制同亚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针对一些尚未完全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
李资政昨天也为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其总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会议室主持开幕式。他今天将结束对英国的访问，续程访问法国。
[转载] 接受CNN访问 李资政：中国是个在复苏的古老强国
（联合早报，2008-09-24）
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是对现有世界秩序的一种威胁，然而内阁资政李光耀却认为这只是一个古老强国的复兴。
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是对现有世界秩序的一种威胁，然而内阁资政李光耀却认为这只是一个古老强国的复兴。
李资政上星期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时，针对当前世界强国如何在划定本身势力范围时互相角力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中国是个保留了其外交语言能力，并长年累月积累了一套同外国打交道的法门的古老强国。
他以本身周游世界多个国家时，发现中国的外交官员都能以派驻国的语言与腔调，同当地人沟通为例，分析这个人口大国正在发挥它在庞大人数及语言底蕴上的优势。因此，它在国际外交上能同其他强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中国并非一个新的强国，而是一个复苏中的古老强国。”
李资政这段访谈已在上星期天播出。他在分析诸如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世界强国，如何在各个能体现个别软硬力量的领域上竞争时，指出美国目前在硬力量上处在领头地位，但其他国家却日益加强其军事实力，而且硬力量在二三十年后将逐渐失去其作为压倒性因素的分量。
他说，在经济上，美国必须接受财富将无可避免会流向亚洲和其他产油国的事实，而这些国家必定也会要求在主要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甚至联合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这将是个竞争较为激烈的领域。
“你只要看看中国人不只是在亚洲，而是散居世界各地就明白了。在东南亚的每个使馆，中国外交官都能说当地的语言。在海湾地区，我到那里访问时，发现他们都能说得一口无懈可击的阿拉伯语。我相信在拉丁美洲，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李资政强调中国目前不是个威胁世界秩序的国家。因为中国当前这一代经过文革及大跃进等重大时期的领导层，都理解这个国家要达到挑战世界现状的阶段，尚有一段距离。因此，中国目前选择了在如国民教育等基础上，含蓄并循序渐进地提高自身实力的发展道路。
“它要的是和平、安定和增长。”
询及对回家原教旨主义的看法，李资政表示由于传承方式不同及受到本区域的佛教、印度教和爪哇人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的影响，东南亚的回教徒有别于通过强烈方式去表现其回教徒身份的阿拉伯人或巴基斯坦人。
他指出，虽然我国之前曾出现几名自我激进化的回教徒，但是基于回教极端主义组织已失去中央指挥，本区域的回教极端组织已变成各自独立运作的“游击队”，加上新加坡的大气候根本不利于他们的滋长，因此他认为本地回教徒对极端主义的反应将不会像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那样。
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软硬力量结合使用。
“答案一定是在于情报的结合，以使硬力量得以适当地应用，而不是不加区别地选择打击目标。人们也必须制止它们的财源，同时也必须耐心地运用软力量。这将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星期二, 九月 16, 2008
[转载] 西方用什么尺度看中国
丁斗（北京）（联合早报，2008-09-13）
近一个时期，奥运会盛大的开幕式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话题。我接触的西方人都啧啧称赞，而中国人则分两种观点，一是盛赞，另一种则称其是电影《英 雄》的体育馆版，画面宏伟，色彩炫目，中国元素十分丰富，但内容比较贫拙。上网搜索，发现西方媒体基本上是竖起大拇指，而中国媒体和网民的意见则分为两 派，泾渭分明。
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它反映出西方人看中国和中国人看中国具有相当的距离。
西方看到了华丽的中国
像《英雄》一样画面华丽的奥运会开幕式，似乎惊倒了西方人。《纽约时报》专栏作者弗利德曼（Thomas Friedman）不禁感叹道：中国与美国，“到底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美国亚洲协会执行副主席梅兹尔（Jamie Metzl）撰文认为：“有朝一日人们回想起2008年8月8日时，可能会认为它象征着后美国时代的开始；或者是一个类似苏联于1957年成功发射 Sputnik人造卫星的时刻。”
确实，走在北京大街上，看到的是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中央电视台新楼、北京机场第三航站楼、北 京新地铁等等，住在北京的高档宾馆，看到的中国可与第一世界媲美。即使人在美欧，西方人也能强烈地感受到中国的生机勃勃，日常生活离不开中国商品。“到底 是谁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感叹，应该说是发自内心的。
然而，西方人看到的中国，只是富裕先进的那一部分。如果来到北京郊区、或者河北省，那么此时就呈现出典型的第三世界景观。西方人当然知道中国贫困落后的那一部分，却不愿意多多看到和提及。
中国既是强国，又是弱国。从总量指标看，中国确实越来越强大，呈现出强劲的崛起势头，例如GDP和贸易总量在世界的排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军事 和政治影响力等等。但是，从人均量的指标看，中国仍然是第三世界，与世界强国有相当大的差距，例如，2007年中国人均GDP在世界的排名仅为第104 位。
究竟用什么尺度看中国？
今年年初，美国的“中国通”谢淑丽（Susan Shirk）出版了新书《脆弱的超级大国》，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无论何时，她在美国提到这本书名时，人们会说：“脆弱？不会吧。”而在中国，人们却说：“超级大国？不会吧。”
生活在中国的中国人，既看到前进步伐，但往往更多地看到不足和困难，所谓“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就是这个现象的描述，因为他们天天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在感受喜悦的同时，更容易感受到问题和痛苦。
而来到中国旅游、经商或生活一段时间的西方人，是以过客的心态看中国，往往看到的是强盛，而对贫弱不感兴趣，因为中国的强盛影响到他们的生活，给予他们新的利益机会。
尽管面临着这样那样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但中国毕竟取得了令人眩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此相比，西方国家近年来似乎处境不佳，除了普遍的经济缓慢增 长、甚至经济衰退之外，还面临着各种各样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缺乏足够的社会活力、生育率低下、人口老化严重、效率低等。这种具有一定冲击力的对比， 决定了西方人更愿意看到中国的生机勃勃、强调中国的强盛，以此来鞭策西方社会的改革。弗利德曼和梅兹尔在感叹中国强大的同时，都呼吁新的美国领导人应该锐 意改革，带领美国的复兴。
事实上，由于生活感受、世界观、价值观等方面的迥异，对同样一件事情，中国人的理解和西方人的理解是非常不同 的。这种不同理解的结果，很可能是根据自己的现实需要，不切实际地夸大对方或者贬低对方。如果相互了解不够、处置不当，很可能是相互诋毁和相互敌对。因 此，双方不仅要从自己的立场看问题，也应该要从对方的立场看问题。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学者）
星期日, 九月 14, 2008
[转载] 为什么说民主是当代社会的普遍价值？ ──从民主的历史说起
霍韬晦（联合早报，2008-09-12）
现代社会推崇民主，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真的认识民主吗？我们真的知道民主会为我们的社会乃至人类未来带来幸福和圆满的保证吗？一般人只知 道民主是普遍价值，却不知道这个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只是人云亦云，跟潮流、跟风，或者看到西方的强大，想拥抱西方价值，那么就不需要思考，简单地移植他们 的做法就可以了。
唯西方是瞻，失却自信，失却深入问题的勇气，失去通达其它价值的能力，就不是一种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西方政客往往只 知道以美丽的言辞取悦选民，以尖刻的批评攻击对手，达成所谓“高明的骗术”，就太不幸了。结果付代价还是人民，走了许多弯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不是太寃 枉了吗？
许多国家发展民主，就是在那里兜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当现代社会要踏上民主路之际，有必要从历史、政制、操作、人性、现 实、哲学、与对未来的诉求，来检视民主的发展和它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许多国家热哄哄推广民主，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实践民主要有民主教育来配合，先培养民主 的生活方式；政党只能就一些社会议题或政府操作失误之处借题攻击，眼光太狭小了。这样下去，民主的质素何能提高？
提升民主政制有赖教育
“民主”（democracy），源出希腊文“demos”与“kratia”两字合成，前者指人民，后者意为“治理”，即由人民来治国，故曰“民主 ”。但当时的“民”，只限于雅典男性公民，所有妇女，外国居民、奴隶（占人口半数以上），均无参政权。这即使不是小圈子选举，也是统治阶层体制内的民主罢 了。有人称之为贵族民主，权力始终不能下放到下层。
由于城邦人口少，大家可以聚到广场议政，这就是所谓直接民主；亦由于大家权力相等， 所以执政人员用抽签方式轮流担任，免却长期在位而形成的官僚集团。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幅员广大，便不可能继续这种小国寡民式的民主。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社 会上人人品质不同、取向不同，如何一致？
古希腊的哲学家，自苏格拉底起，即提出“正义说”。正义就是在群体中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守法， 行为合符城邦的整体利益。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为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但希腊的民主能否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公民要有良好的德性，而 不只是制度上的完善。据说，亚里士多德为了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尝派学生到各地采访，收集了158种政制，然后分析出民主政制（共和制）为什么比君主 制，乃至独裁制好。
民主政制为什么较佳？这不是因为民主政制中人人都有执政的权利，而是因为可以让所有公民都知道如何统治人民，和如何受人统治。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公民都具有正义、勇敢和自制的德性，所以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人人都具有这些德性，所以人也是平等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古典的政治学说，都指向一个公共目的，而这个目的的完成，则有赖参政者自身的德性。亚里士多德亦认识到︰人的本性、习惯、理性，各有参差，所以必须通过教育来融合，而政策上则以“中道”为原则，避免走向极端。
近代民主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
近代民主大家都说是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开始。洛克继承霍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的“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说而变更其内容：霍氏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不安全，互相争斗，因此应把管理权过渡给政府，让政府管理我们，以换取安全，这是一种君主制；洛克则 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自由、平等，人人都有相同的权利，这就是天赋人权，只是缺少公认的法律，又无人仲裁，人的财产不能得到保证，所以通过立法（订立契 约）的形式来建立政府，同时把自己行使惩罚的权力交给政府，这就是国家的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正因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所以当人民 的利益受损，人民有权收回交给政府的权力。这一个意思，到了法国的鲁索（J. J. Rousseau，1712-1778），其主张更为激烈，说人的自由权利一旦受到破坏，这个契约立即失效，人民有权更换政府。鲁索非常重视“主权在民” 的理念，他说，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主权者，任何法律都不能破坏人民的这个权利。
时至今日，民主、人权已经变成普遍价值，无人怀疑。但 若从上面的分析，人权只是近代民主理论的一个前设，其普遍性值得怀疑；与其说洛克的民主理论有普遍性，不如说他是身处十七世纪欧洲各国长期争霸、王权腐 败，英国国会与王室斗争的反思所致。换言之，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凡有历史因素介入的设计老实说都没有普遍性，何况人权只是个空想的概念？它背后应该是人的 自由、人存在的尊重，和人生命方向的探索。
民主只是个机制，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执政者权力滥用、防止暴政，是消极性的概念，并不保证社会可以向健康、圆满、幸福、和谐发展。这也就是说︰民主不是目的，它只能在消除社会某方面的不公有贡献。
社会是需要公义的，但公义靠什么达成？靠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吗？如果没有公义的教育、提升人的质素的教育，只能互相计较，谁也不愿意吃亏。美国罗尔斯 （John Rawls, 1921-2002）写《公正论》，说权利应比善优先，这无异是霍布士以来的讲法，重视权利，不重视道德，西方有人把这称为“现代性”，还说，这种观念可 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N. B. Machiavelli, 1649-1527），而表现为一种现代与古典的对立。
结果如何？结果善不再具有普遍性，原来人类把公义、道德、社会整体的幸福看作目的，现在崩塌下来，人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去选择，造成韦伯（M. Weber, 1864-1920）所说的诸神的冲突，最后一体消亡。这也就是我常常说的平面思维，人人自说自话，多元文化变成交叠式的结构。此即罗尔斯所说的 overlapping consensus（重叠共识），无疑很宽容，不过失去了公认的价值，难怪现代人虚无。虚无正是现代文化的危机。
回到孔子的“德性世界”
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当然不只是近代民主，近代民主其实是西方文化重知识、重理性的副产品。西方的古典价值，乃至西方宗教所建树起来的精神价值，都在她的 重知性、重理性的进路下一一瓦解了。今天的西方人，无疑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和技术力量，为了满足人的贪婪，肯定人的原始欲望，于是慷慨的赠予人的 自然权利，使之合法化、合理化。
这个大方向已经走了五百年，还可以再走下去吗？现代人面对虚无，即使获得后现代所说的彻底的自由，扫荡 一切束缚，人便幸福了吗？这只要看看现代社会价值的混乱、人的迷惑、孤独、和封闭，便知道现代文化要回头。回到哪里？回到德性的世界，人与人之间能真正相 处、互相关爱、对未来永远有希望的世界，走出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迷雾。我想：那就要重读孔子，重新建立人的上进之根。这不是现代性与古 典的对立，而是人类新里程的开始。
（作者是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
星期日, 八月 10, 2008
【转载】如何奥出新中国
2008/08/04 11:10:37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前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吸引数百记者到场采访，会场上火花四溅，据称一向温文尔雅的罗格几乎拍案而起，引人侧目。不过，中外媒体的报导却呈现出各取所需、壁垒分明现象，倒也有趣。
此前，西方媒体在报导京奥时，多聚焦于北京管制互联网、空气污染及人权等等问题。罗格记者会上，媒体对此依然穷追猛打。 BBC、美国之音等的报导也几乎集中这几点。而中国媒体对上述问题则只字未提，异口同声地引述罗格赞扬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可以用「十分出色」来评价，他 相信本届奥运会将是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反之，西方媒体则「忽略」了罗格对北京的美言。
对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挑剔甚至批评京奥，北京早有领教并有所准备。上周末，国家主席胡锦涛罕有地接受25家外国媒体的集体采访，对外国记者来华采访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希望外国记者遵守中国法律，客观公正地报导中国，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西方媒体的京奥报导是否客观公正，或刻意「鸡蛋里面挑骨头」、对中国抱有偏见，见仁见智。不过，北京应该承认，西方媒体的一些批评，还是基于事实 的报导。例如，尽管北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治理污染，但空气质量仍未克尽人意；又如北京对部分「敏感」的网站予以「封杀」，与资讯自由流通的现代理念也相 悖。
北京为了这场奥运盛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斥巨资兴建场馆，改善北京基础设施与环境，同时，也尽量履行申奥时承诺，在允许奥运期间有条件示威等 问题上什至令外界感到惊诧。然而，在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上，北京值得挑剔与改进之处也还有不少。北京曾期望，借着举办奥运会展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 果。今日中国，正崛起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与军事大国，这一趋势不可阻挡。月前閙得沸沸扬扬的抵制京奥归于沉寂，实际上也是中国实力的一种体现。但中国如何 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面对外界的挑剔甚至批评，即使是偏见甚至无理取闹，北京亦大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借此查找不足，并作为今后现代化建设所要改善之 处。如此奥出一个新中国，这也是各界的期盼吧。
(2008/08/04) (时事评论｜两岸) ~ 转载自頭頭是道
星期五, 七月 25, 2008
【转载】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无形文化实力
（张汉音，《联合早报》，25/07/2008）
世人所说的文化大致涉及三类内容：精神文化，过程性文化（生活方式，运作制度等），结果性文化（文学、艺术、食品、器物、建筑和一切其他类型的人造之物）。
文化软实力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包括一、知识类，如语言、对世界和各类事物的认知、认知类哲学、科学理论、方法论、各类技术、管理学等；二、信仰、价值、规范和素质类，如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进取价值、伦理价值、法律体系、人格观念、民族性、企业文化等等。
过程性文化和结果性文化取决于精神文化。本文所说的无形文化实力指的是精神文化所具有的的决定性力量。
精神文化会对行为取向、行动智慧和驱动力产生深刻影响。它的作用如同基因：任何个人、群体和国家的最终成就都不可能超出其“文化基因”所规定的界限，他们的地位和存亡兴衰，全部可以在文化基因之中找到深层的答案。
国家强弱背后的深层奥秘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崛起与强大，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渐次升级，取决于自由市场塑造出来的发展空间和竞争秩序衍生出来的巨大驱动力，那么这些有利因素的形成，其先决条件则是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方面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西方国家的人民从神权观念和对神的依赖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认识到了人的价值与能力，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
二、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和掌握了能够用来发展并表现自我价值与能力的理性思辨方法，一种与想象、假设、实验和调整相联系的方法；
三、西方国家的各界精英体悟到了全面利用人与理性思辨能量的重要性，并且把这种体悟转化成了大规模的实践能力与对实践结果的追求。
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是释放这三大文化能量的直接结果，而其他几项有利因素的形成，既是理性思辨的建构物，又是保障个人释放能量的有效制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获得的优势无形文化实力决定了西方在近、现代的强大。
与此相反，中国在晚清以及其后大约一个世纪之内不断遭受列强的剥夺与凌辱，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此前的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封闭、停滞的状态，而陷入了大大落后的危境之中，而国人却不能自知、自拔。
基于无形文化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可以合理地认为：究竟中国能否变成世界第一流强国，而且是主张和平和反对以强凌弱的第一流强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中国能否打造出能量不低于美国、而道德视野却高于美国的无形文化实力。
中国无形文化实力根基
打造这样的文化实力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要在中国现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无形文化实力根基，是虚无主义者没有看到的。
中国现有文化的核心精华始创于《周易》。《周易》的《系辞》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亦刚亦柔，刚柔互济，是天的运作之道。了解天之道，并且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制约人的行与止，那就是人类社会的运作之道了。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周易》认为“刚”的主要体现之一应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要像天体一样，运行刚健，自强不息）。
“柔”的主要体现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要像大地一样，能够以承载万物生长的姿态，造福于大众）。
换言之，按照《周易》的教导，中华民族和她的子孙们要拥有大志（用天与地的运行原则确立人的行为标准）、大勇（自强不息）、大德（厚德载物）和大慧（刚、柔兼具，因势而为）。如是，《周易》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画出了基本的蓝图轮廓。
老子和儒家文化的缔造者依据各自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充实和延伸了周易的核心内涵。他们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中，包括儒家的“格物致知”、“仁政”、“制天命”、“民为重，社稷为轻”和“中庸论”，以及老子的“生成论”、“法自然”观和“弱者道之用”（借弱用柔而进之）的策略主张。
当然，以上的“中庸论”、“生成论”等，目前都有待正确解读。
圣贤明示的伟大哲理智慧，华人世代承传的民族性（其核心是崇尚勤劳、智慧、坚韧、不屈、爱国、正义、慈悲、忠孝和因势制宜，以及偏好和谐、重视教育与知识），再加上中华儿女在长期应对大自然以及外敌、内乱等严峻挑战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实力的三大支柱。
这三大支柱确保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存续和发展，使她即便经历了西方列强的百年蹂躏，依然能够爬起身来，再度前进。
中华文化的无形实力在中国面对汶川大地震和反华势力干扰奥运的挑战时，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胡、温所制定的那一部分行之有效的国际、国内政策，除了涉及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提法以外，在原则上其实与《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彰显的一部分行动指导原则相当一致，尤其是关于法自然、刚柔并济、因势制宜、以民为本以及重和、重德的基本原则。中国需要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超越 不过，为了雄立于当今世界的民族之林，中国需要更强大的综合性无形文化实力。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针对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高层次思想精华，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升级。
其次，需要摒弃民族文化之中的各种糟粕。
再其次，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之中的精华，尤其是有利于发展中国整体实力的阳刚性精华，强化“刚”的现代化内涵。
这包括：一、全民重视人的自我实现。
二、推崇大视野：要在每一代造就众多像比尔·盖茨以及谷歌缔造者那样的企业家，还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三、追求行动的彻底性与高效性：重视由基础理论（有重要价值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的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应用实践、再到实践结果的竞争与优化选择的全面而系统的转化，而且是社会整体规模的系统转化。
四、重视工作伦理和成果优异：要拥有众多日本人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工作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五、重视人力资源的培育素质：要改革教育制度，指导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塑造第一流世界强国公民所需要的人格素质。
六、相信自由是产生创意和真知的根本性条件：要在纯学术与纯艺术领域设立不受政府干预、不受學阀压制的自由空间，鼓励自由展现创意，保障完全自由的交流、评论与竞争。
最后，中国还需要逐渐做到全体国民、至少是绝大多数国民都能在品味、举止、语言、审美、诚信、自尊和尊重他人方面达到不低于发达国家所注重的受尊重的水平。形象优雅不是保障民族复兴的第一文化要素，但是在当代世界却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重要辅助因素。
（作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系主任）
世人所说的文化大致涉及三类内容：精神文化，过程性文化（生活方式，运作制度等），结果性文化（文学、艺术、食品、器物、建筑和一切其他类型的人造之物）。
文化软实力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包括一、知识类，如语言、对世界和各类事物的认知、认知类哲学、科学理论、方法论、各类技术、管理学等；二、信仰、价值、规范和素质类，如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进取价值、伦理价值、法律体系、人格观念、民族性、企业文化等等。
过程性文化和结果性文化取决于精神文化。本文所说的无形文化实力指的是精神文化所具有的的决定性力量。
精神文化会对行为取向、行动智慧和驱动力产生深刻影响。它的作用如同基因：任何个人、群体和国家的最终成就都不可能超出其“文化基因”所规定的界限，他们的地位和存亡兴衰，全部可以在文化基因之中找到深层的答案。
国家强弱背后的深层奥秘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崛起与强大，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渐次升级，取决于自由市场塑造出来的发展空间和竞争秩序衍生出来的巨大驱动力，那么这些有利因素的形成，其先决条件则是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方面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西方国家的人民从神权观念和对神的依赖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认识到了人的价值与能力，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
二、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和掌握了能够用来发展并表现自我价值与能力的理性思辨方法，一种与想象、假设、实验和调整相联系的方法；
三、西方国家的各界精英体悟到了全面利用人与理性思辨能量的重要性，并且把这种体悟转化成了大规模的实践能力与对实践结果的追求。
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是释放这三大文化能量的直接结果，而其他几项有利因素的形成，既是理性思辨的建构物，又是保障个人释放能量的有效制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获得的优势无形文化实力决定了西方在近、现代的强大。
与此相反，中国在晚清以及其后大约一个世纪之内不断遭受列强的剥夺与凌辱，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此前的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封闭、停滞的状态，而陷入了大大落后的危境之中，而国人却不能自知、自拔。
基于无形文化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可以合理地认为：究竟中国能否变成世界第一流强国，而且是主张和平和反对以强凌弱的第一流强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中国能否打造出能量不低于美国、而道德视野却高于美国的无形文化实力。
中国无形文化实力根基
打造这样的文化实力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要在中国现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无形文化实力根基，是虚无主义者没有看到的。
中国现有文化的核心精华始创于《周易》。《周易》的《系辞》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亦刚亦柔，刚柔互济，是天的运作之道。了解天之道，并且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制约人的行与止，那就是人类社会的运作之道了。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周易》认为“刚”的主要体现之一应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要像天体一样，运行刚健，自强不息）。
“柔”的主要体现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要像大地一样，能够以承载万物生长的姿态，造福于大众）。
换言之，按照《周易》的教导，中华民族和她的子孙们要拥有大志（用天与地的运行原则确立人的行为标准）、大勇（自强不息）、大德（厚德载物）和大慧（刚、柔兼具，因势而为）。如是，《周易》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画出了基本的蓝图轮廓。
老子和儒家文化的缔造者依据各自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充实和延伸了周易的核心内涵。他们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中，包括儒家的“格物致知”、“仁政”、“制天命”、“民为重，社稷为轻”和“中庸论”，以及老子的“生成论”、“法自然”观和“弱者道之用”（借弱用柔而进之）的策略主张。
当然，以上的“中庸论”、“生成论”等，目前都有待正确解读。
圣贤明示的伟大哲理智慧，华人世代承传的民族性（其核心是崇尚勤劳、智慧、坚韧、不屈、爱国、正义、慈悲、忠孝和因势制宜，以及偏好和谐、重视教育与知识），再加上中华儿女在长期应对大自然以及外敌、内乱等严峻挑战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实力的三大支柱。
这三大支柱确保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存续和发展，使她即便经历了西方列强的百年蹂躏，依然能够爬起身来，再度前进。
中华文化的无形实力在中国面对汶川大地震和反华势力干扰奥运的挑战时，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胡、温所制定的那一部分行之有效的国际、国内政策，除了涉及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提法以外，在原则上其实与《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彰显的一部分行动指导原则相当一致，尤其是关于法自然、刚柔并济、因势制宜、以民为本以及重和、重德的基本原则。中国需要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超越 不过，为了雄立于当今世界的民族之林，中国需要更强大的综合性无形文化实力。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针对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高层次思想精华，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升级。
其次，需要摒弃民族文化之中的各种糟粕。
再其次，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之中的精华，尤其是有利于发展中国整体实力的阳刚性精华，强化“刚”的现代化内涵。
这包括：一、全民重视人的自我实现。
二、推崇大视野：要在每一代造就众多像比尔·盖茨以及谷歌缔造者那样的企业家，还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三、追求行动的彻底性与高效性：重视由基础理论（有重要价值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的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应用实践、再到实践结果的竞争与优化选择的全面而系统的转化，而且是社会整体规模的系统转化。
四、重视工作伦理和成果优异：要拥有众多日本人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工作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五、重视人力资源的培育素质：要改革教育制度，指导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塑造第一流世界强国公民所需要的人格素质。
六、相信自由是产生创意和真知的根本性条件：要在纯学术与纯艺术领域设立不受政府干预、不受學阀压制的自由空间，鼓励自由展现创意，保障完全自由的交流、评论与竞争。
最后，中国还需要逐渐做到全体国民、至少是绝大多数国民都能在品味、举止、语言、审美、诚信、自尊和尊重他人方面达到不低于发达国家所注重的受尊重的水平。形象优雅不是保障民族复兴的第一文化要素，但是在当代世界却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重要辅助因素。
（作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系主任）
星期二, 五月 06, 2008
【转载】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的转型
（郑永年，《联合早报》，06/05/2008）
藏独和西方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阻挠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北 京奥运会，立即导致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西方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动态。如同预期的一样，西方媒体开始用不解和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波新民族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是海内外中国人给西方对华不公的回应。
同时，中国国内各方面尽管对西方反华力量都感到不满和愤概，但也有一些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激进反应（例如抵制法国家乐福）表达了不同意见。
很显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一些人似乎很难容忍不同意见。一时间，“汉奸”的概念满天飞。在很多网络讨论中，出现了激进的竞赛，表现为“谁最激进，谁就最爱国”。
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巨大压力，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并不难理解。但如果每次遇到外在压力，就出现这种心态，或者这种心理变成一种常态，那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
笔者以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从长远国家利益而计，必须对这种民族心理进行反思，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走上利己利人的健康轨道。
百年耻辱结合过分自信
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主义，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具有强烈普世主义倾向的儒家，包容一切。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中国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对不同种族有些论述，但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用于建设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传统的中国因此被称为“文化中国”，而非近代欧洲那样的主权国家。儒家普世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文化基础，也是传统国家衰落的根源。传统国家形式生存了数千年，至少在东亚社会占有主导地位，并为当时的很多国家所仿效和学习。
然而，自从欧洲建立基于民族主义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后，中国传统国家便很快失去了竞争能力。欧洲列强一来，中国传统国家开始衰落。如何拯救和重建国家？晚清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从西方输入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很多主义很快就被淘汰，只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建立在不同的民族主义心理之上。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就是如何追求强大和富裕。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如何通过内部国家建设，让国家再次成为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地位。
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起码在经济上已经是相对崛起了。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富强。
与此相呼应，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心态。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民族主义心态的主题是“百年耻辱”，“雪耻”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的今天，尽管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浮现出来。
一些年轻人甚至官员中间，开始表现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的心态使得这些人看不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他们真诚地相信，国际社会应当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且给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有的地位。一旦当西方拒绝中国的崛起，或者不尊敬中国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油然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民族主义如此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标志，但它在西方却遭遇到覆盖面很大的抵制。进而，抵制奥运的事件发生在主要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列强”。如此，那种“百年耻辱”的心情很自然被刺激起来。“百年耻辱”心态和年轻一代的过分自信，两种情绪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造就了新一波民族主义。
利用民族主义继续改革开放
一种健全理性的民族主义必须克服“耻辱”和“过分自信”的心态，自尊而不自卑，自信而不骄傲。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对此感到过分恐惧。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有好的民族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强大的心理力量，但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
中国要建立的是好的民族主义，而必须避免坏的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
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领导人非常理性地引导了中国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把民族主义引导到建立一个新国家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是民族主义者。
邓小平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其民族主义的直接表述。在邓小平的民族主义里，爱国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把民众从贫穷社会主义那里解脱出来。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做得很成功。没有他们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中国很难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
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现在中国民族主义再次面临转型。从这次新民族主义的一些过激反应来看，这种转型尤其显得必要。中国的民族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防御性的，因为民族主义的主题还是对西方对中国不公的一种反应。但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从防御性转变成为进攻性的。
如果民族主义变成了进攻性的，那么就要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国际和平。在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为例。
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人们都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但从经验看，德日两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分不开。但是，这两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转型，最终走向了极端，演变成了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道路，这要求民众既要有民族主义精神，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变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大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如果民族主义激进化，那么周边国家就会感觉到威胁。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不利于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所以人们就要思考应该把民族主义这个巨大的资源用到哪里的问题。答案似乎很明显，那就是要用民族主义精神来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之中，国内还有无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际上的阻力仍然很大。反西方至多是民族主义的消极反应，积极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这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的崛起，全球化规定了中国的国际角色。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那么民族主义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力。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藏独和西方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阻挠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北 京奥运会，立即导致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西方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动态。如同预期的一样，西方媒体开始用不解和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波新民族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是海内外中国人给西方对华不公的回应。
同时，中国国内各方面尽管对西方反华力量都感到不满和愤概，但也有一些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激进反应（例如抵制法国家乐福）表达了不同意见。
很显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一些人似乎很难容忍不同意见。一时间，“汉奸”的概念满天飞。在很多网络讨论中，出现了激进的竞赛，表现为“谁最激进，谁就最爱国”。
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巨大压力，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并不难理解。但如果每次遇到外在压力，就出现这种心态，或者这种心理变成一种常态，那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
笔者以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从长远国家利益而计，必须对这种民族心理进行反思，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走上利己利人的健康轨道。
百年耻辱结合过分自信
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主义，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具有强烈普世主义倾向的儒家，包容一切。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中国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对不同种族有些论述，但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用于建设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传统的中国因此被称为“文化中国”，而非近代欧洲那样的主权国家。儒家普世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文化基础，也是传统国家衰落的根源。传统国家形式生存了数千年，至少在东亚社会占有主导地位，并为当时的很多国家所仿效和学习。
然而，自从欧洲建立基于民族主义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后，中国传统国家便很快失去了竞争能力。欧洲列强一来，中国传统国家开始衰落。如何拯救和重建国家？晚清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从西方输入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很多主义很快就被淘汰，只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建立在不同的民族主义心理之上。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就是如何追求强大和富裕。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如何通过内部国家建设，让国家再次成为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地位。
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起码在经济上已经是相对崛起了。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富强。
与此相呼应，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心态。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民族主义心态的主题是“百年耻辱”，“雪耻”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的今天，尽管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浮现出来。
一些年轻人甚至官员中间，开始表现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的心态使得这些人看不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他们真诚地相信，国际社会应当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且给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有的地位。一旦当西方拒绝中国的崛起，或者不尊敬中国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油然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民族主义如此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标志，但它在西方却遭遇到覆盖面很大的抵制。进而，抵制奥运的事件发生在主要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列强”。如此，那种“百年耻辱”的心情很自然被刺激起来。“百年耻辱”心态和年轻一代的过分自信，两种情绪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造就了新一波民族主义。
利用民族主义继续改革开放
一种健全理性的民族主义必须克服“耻辱”和“过分自信”的心态，自尊而不自卑，自信而不骄傲。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对此感到过分恐惧。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有好的民族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强大的心理力量，但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
中国要建立的是好的民族主义，而必须避免坏的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
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领导人非常理性地引导了中国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把民族主义引导到建立一个新国家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是民族主义者。
邓小平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其民族主义的直接表述。在邓小平的民族主义里，爱国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把民众从贫穷社会主义那里解脱出来。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做得很成功。没有他们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中国很难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
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现在中国民族主义再次面临转型。从这次新民族主义的一些过激反应来看，这种转型尤其显得必要。中国的民族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防御性的，因为民族主义的主题还是对西方对中国不公的一种反应。但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从防御性转变成为进攻性的。
如果民族主义变成了进攻性的，那么就要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国际和平。在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为例。
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人们都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但从经验看，德日两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分不开。但是，这两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转型，最终走向了极端，演变成了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道路，这要求民众既要有民族主义精神，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变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大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如果民族主义激进化，那么周边国家就会感觉到威胁。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不利于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所以人们就要思考应该把民族主义这个巨大的资源用到哪里的问题。答案似乎很明显，那就是要用民族主义精神来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之中，国内还有无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际上的阻力仍然很大。反西方至多是民族主义的消极反应，积极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这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的崛起，全球化规定了中国的国际角色。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那么民族主义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力。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星期五, 一月 25, 2008
【转载】惆怅的英国和崛起的中国
（刘宏，《联合早报》，25/01/2008）
2008年1月18日至20日，英国首相布朗正式访问中国，这是他去年6月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访华期间，他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官方发言人和媒体都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离开上海后，他到访另一个新兴经济体、昔日大英帝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印度。
与中印两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形势相比，回到英伦三岛后的布朗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自从2007年夏天以来，英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消极影响日渐明显。这包括由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蔓延到西方国家、北石(NorthernRock)银行危机标志着英国成为重灾区之一、经济发展速度显著放缓（2008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2%）、政府部门数次遗失机密个人资料、工党非法收取政治献金丑闻等，这些都使新上任的布朗面临巨大的压力。1月初《独立报》报道，根据六个组织 截至在去年底所进行民调结果的平均值显示，如果大选在今年举行，在野的保守党将获得41% 的支持率，执政的工党得32%，自由党以16% 排名第三。
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延续；布朗的对华政策同当前英国的状况有直接的联系。
足球先行、经济挂帅
访华之前的几天，布朗在唐宁街10号与英国冠军联盟查尔顿俱乐部服役的郑智（中国国家足球队队长）和英超曼彻斯特联队服役的董方卓等华人代表共进下午茶。在短短的三天访华行程中，他还与温家宝总理共同观看了中英乒乓球友谊赛。布朗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成绩赞赏有加，他说，“乒乓球是一项起源于英国的运动，但中国才是真正的乒乓之国”。
另一方面，足球起源于中国，而英国却是当今世界性的足球大国。每年观看英超联赛的中国观众是英国本土球迷的十倍。一位来自中山大学的友人不久前到访曼彻斯特，他指定要我带他参观的唯一景点就是曼联俱乐部，他说，他在足球场前的留影肯定要让他的朋友们“艳羡不已”。
乒乓球和足球在中英两国的命运的流转颇具象征意义；18世纪的中国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晚清的门户，中国历史随之改写。大跃进时代的中国把“超英赶美”作为首要目标，这一“不可能的任务”在2005年随着中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得以实现。如何在新的形势下保持自己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是英国领导人面对的巨大挑战。
在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经济是统帅。随同布朗访华的包括阿斯利康、安永、荷兰皇家壳牌、标准人寿、维京航空公司等30余家大公司的高级主管以及英国商业大臣约翰·赫顿和英国工业联合会会长理查德·兰伯特。布朗在华期间，双边签订了近8亿美元的合同；中英两国政府还达成共识，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从目前的400亿美元增加到600亿美元。
经贸关系一直是布朗关注的焦点。2005年2月，他在作为财政部长访华之前就撰文表示：“我不把中国的崛起视作一种威胁，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机遇。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给英国企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它还是一个迫使英国为新世界做好准备和作出回应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国的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改革的必要性，有助于我们说服英国人民实行改革。”
三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进一步强大，不仅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是中国公司，全球最大的银行、保险公司、航空公司、和电讯公司也都在中国。7000亿英镑的外汇储备现在正以每天5亿英镑的速度增长。而英国的贸易逆差现在约为每个月10亿英镑，中国投资公司等机构所管理的庞大的主权基金成为不少西方国家争取的对象。
这次布朗不仅仅强调扩大双边贸易关系和将中国视为巨大的市场，而且将对华关系视为英国的“繁荣之源”。在英国经济放慢的当前，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对于该国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布朗对《每日电讯报》表示，“在全经济面临困难和动荡的时刻，中国及其同我国日益增长的关系对于世界经济的成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absolutely crucial）。我们要让英国成为中国资本走向海外的第一站。英中两国的合作也由此为英国人创造成千上万份的工作”。
对于中国来讲，英国在金融、服务、科研、宇航、环保等方面的经验与技术居世界前列，有不少可供借鉴和学习之处。例如，在环保领域，两国将合作把上海崇明东滩开发为全球首个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中英合办的“东滩研究院”也正式成立。英国承诺向中国提供5000万英镑的援助，协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引进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
政治务虚、文化搭桥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英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布朗虽然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伊朗和缅甸等问题进行磋商，但与他在新德里支持印度“入常”以使之能在“世界新秩序中享有理所当然的地位”的高调立场似有不同。另一方面，与美国和德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人权、西藏问题）不同，布朗在这些问题上并无直接表态。
布朗访华期间与中国政府达成的九项共识中，八项是关于加强经贸、科技、体育、环保等领域的具体合作。直接涉及到政治关系的只有第八条（“密切在热点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英国媒体也注意到布朗中国之行的经贸意义远远大于人权政治。《泰晤士报》在他抵京的当天刊出一幅漫画：布朗在大街上单枪匹马地阻挡坦克，不过，与布什的牛仔形象大异其趣，他手提的是英国两间最大的超市Sainsbury和Tesco（中译“特易购”，已进入中国大陆）装的满满的购物袋。 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中国留学生早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来自中国的游客也超越了日本游客。英国还希望进一步扩大英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布朗在出访中印之前表示，英国文化协会将通过其网站，为学生和教师提供相关的学习和教学资料及资源等。他希望到了2025年，中国讲英语的人将超过全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
文化交流并非也不应是单行道，它应该是双向沟通的桥梁。近年来英国朝野都认识到了解中国的重要性。《泰晤士报》日前评论道，布朗的语言推广计划有助于中国人“以我们的词汇来认识英国。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应尝试了解中国，更多人可以开始学习汉语”。本月初，布朗宣布了一项名为“环球奖励计划”（Global Fellowship），每年耗资140万英镑，资助100名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到中印等新兴国家浸濡6-8周，以培养英国年轻人对世界的新视野。
在同一理念下，英国教育部从去年开始就资助英国大学生来华学习和考察，作为该计划唯一的承办机构，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不到一个月里，就收到了来自90多所大学的1300多份申请，竞争 200个名额。申请者的专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企管、工程、医学等各领域，绝大部分从未到过中国，但都渴望了解中国、学习中华文化。86%的参与者在回国后的反馈中表示，中国之行“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77%的人表示，他们今后将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学业或 工作。
由于该计划的成功展开，英国政府决定今年继续该项目。今年三、四月间，220名大学生将来到上海，展开以中国经济为重点的学习和考察。“建立中英青年交流机制”是两国政府的共识之一，我以为，类似的活动肯定有助于地球两端的青年人对彼此的了解，进而达致一个双赢的结果。
中英之间的密切合作能够为中国进入国际金融舞台提供更大的空间；而崛起的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持续的推动力，这对处于经济放缓的英国无疑是一个值得把握的机会。
（作者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2008年1月18日至20日，英国首相布朗正式访问中国，这是他去年6月就任首相后的第一次中国之行。访华期间，他受到中国领导人的高规格接待，官方发言人和媒体都认为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离开上海后，他到访另一个新兴经济体、昔日大英帝国“皇冠上的一颗明珠”——印度。
与中印两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形势相比，回到英伦三岛后的布朗所面对的是一个不同的世界。自从2007年夏天以来，英国内外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消极影响日渐明显。这包括由美国开始的次贷危机蔓延到西方国家、北石(NorthernRock)银行危机标志着英国成为重灾区之一、经济发展速度显著放缓（2008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2%）、政府部门数次遗失机密个人资料、工党非法收取政治献金丑闻等，这些都使新上任的布朗面临巨大的压力。1月初《独立报》报道，根据六个组织 截至在去年底所进行民调结果的平均值显示，如果大选在今年举行，在野的保守党将获得41% 的支持率，执政的工党得32%，自由党以16% 排名第三。
外交是一个国家内政的延续；布朗的对华政策同当前英国的状况有直接的联系。
足球先行、经济挂帅
访华之前的几天，布朗在唐宁街10号与英国冠军联盟查尔顿俱乐部服役的郑智（中国国家足球队队长）和英超曼彻斯特联队服役的董方卓等华人代表共进下午茶。在短短的三天访华行程中，他还与温家宝总理共同观看了中英乒乓球友谊赛。布朗对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成绩赞赏有加，他说，“乒乓球是一项起源于英国的运动，但中国才是真正的乒乓之国”。
另一方面，足球起源于中国，而英国却是当今世界性的足球大国。每年观看英超联赛的中国观众是英国本土球迷的十倍。一位来自中山大学的友人不久前到访曼彻斯特，他指定要我带他参观的唯一景点就是曼联俱乐部，他说，他在足球场前的留影肯定要让他的朋友们“艳羡不已”。
乒乓球和足球在中英两国的命运的流转颇具象征意义；18世纪的中国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1840年英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晚清的门户，中国历史随之改写。大跃进时代的中国把“超英赶美”作为首要目标，这一“不可能的任务”在2005年随着中国超越英国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而得以实现。如何在新的形势下保持自己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是英国领导人面对的巨大挑战。
在英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中，经济是统帅。随同布朗访华的包括阿斯利康、安永、荷兰皇家壳牌、标准人寿、维京航空公司等30余家大公司的高级主管以及英国商业大臣约翰·赫顿和英国工业联合会会长理查德·兰伯特。布朗在华期间，双边签订了近8亿美元的合同；中英两国政府还达成共识，2010年双边贸易额将从目前的400亿美元增加到600亿美元。
经贸关系一直是布朗关注的焦点。2005年2月，他在作为财政部长访华之前就撰文表示：“我不把中国的崛起视作一种威胁，而是把它看作一种机遇。因为中国是一个巨大市场，给英国企业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它还是一个迫使英国为新世界做好准备和作出回应的、充满活力的市场……中国的发展有助于我们认识改革的必要性，有助于我们说服英国人民实行改革。”
三年后的今天，中国经济进一步强大，不仅世界最大的石油公司是中国公司，全球最大的银行、保险公司、航空公司、和电讯公司也都在中国。7000亿英镑的外汇储备现在正以每天5亿英镑的速度增长。而英国的贸易逆差现在约为每个月10亿英镑，中国投资公司等机构所管理的庞大的主权基金成为不少西方国家争取的对象。
这次布朗不仅仅强调扩大双边贸易关系和将中国视为巨大的市场，而且将对华关系视为英国的“繁荣之源”。在英国经济放慢的当前，来自中国的海外投资对于该国的发展有积极的意义。布朗对《每日电讯报》表示，“在全经济面临困难和动荡的时刻，中国及其同我国日益增长的关系对于世界经济的成功绝对是至关重要的（absolutely crucial）。我们要让英国成为中国资本走向海外的第一站。英中两国的合作也由此为英国人创造成千上万份的工作”。
对于中国来讲，英国在金融、服务、科研、宇航、环保等方面的经验与技术居世界前列，有不少可供借鉴和学习之处。例如，在环保领域，两国将合作把上海崇明东滩开发为全球首个可持续发展生态城市。中英合办的“东滩研究院”也正式成立。英国承诺向中国提供5000万英镑的援助，协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引进提高能源效率的技术。
政治务虚、文化搭桥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英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布朗虽然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伊朗和缅甸等问题进行磋商，但与他在新德里支持印度“入常”以使之能在“世界新秩序中享有理所当然的地位”的高调立场似有不同。另一方面，与美国和德国领导人对中国的态度（如人权、西藏问题）不同，布朗在这些问题上并无直接表态。
布朗访华期间与中国政府达成的九项共识中，八项是关于加强经贸、科技、体育、环保等领域的具体合作。直接涉及到政治关系的只有第八条（“密切在热点问题上的磋商与协调”）。英国媒体也注意到布朗中国之行的经贸意义远远大于人权政治。《泰晤士报》在他抵京的当天刊出一幅漫画：布朗在大街上单枪匹马地阻挡坦克，不过，与布什的牛仔形象大异其趣，他手提的是英国两间最大的超市Sainsbury和Tesco（中译“特易购”，已进入中国大陆）装的满满的购物袋。 在文化和教育领域，中国留学生早已成为英国最大的国际学生群体，来自中国的游客也超越了日本游客。英国还希望进一步扩大英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布朗在出访中印之前表示，英国文化协会将通过其网站，为学生和教师提供相关的学习和教学资料及资源等。他希望到了2025年，中国讲英语的人将超过全世界上以英语为母语的人。
文化交流并非也不应是单行道，它应该是双向沟通的桥梁。近年来英国朝野都认识到了解中国的重要性。《泰晤士报》日前评论道，布朗的语言推广计划有助于中国人“以我们的词汇来认识英国。同样重要的是我们也应尝试了解中国，更多人可以开始学习汉语”。本月初，布朗宣布了一项名为“环球奖励计划”（Global Fellowship），每年耗资140万英镑，资助100名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到中印等新兴国家浸濡6-8周，以培养英国年轻人对世界的新视野。
在同一理念下，英国教育部从去年开始就资助英国大学生来华学习和考察，作为该计划唯一的承办机构，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在不到一个月里，就收到了来自90多所大学的1300多份申请，竞争 200个名额。申请者的专业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企管、工程、医学等各领域，绝大部分从未到过中国，但都渴望了解中国、学习中华文化。86%的参与者在回国后的反馈中表示，中国之行“极大地”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77%的人表示，他们今后将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学业或 工作。
由于该计划的成功展开，英国政府决定今年继续该项目。今年三、四月间，220名大学生将来到上海，展开以中国经济为重点的学习和考察。“建立中英青年交流机制”是两国政府的共识之一，我以为，类似的活动肯定有助于地球两端的青年人对彼此的了解，进而达致一个双赢的结果。
中英之间的密切合作能够为中国进入国际金融舞台提供更大的空间；而崛起的中国将为世界经济发展带来持续的推动力，这对处于经济放缓的英国无疑是一个值得把握的机会。
（作者为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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