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编译林沿瑜╱报导】
位于美国华府的独立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3日表示，根据最新的调查结果，44%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现今全球首要经济强权，只有27%认为美国是首要经济强权。
全球金融风暴于去年8月开始从美国蔓延开来，在去年2月的调查中，尚有41%美国民众认同美国是世界首要经济强权，但最近的调查结果跌至27%；相较而言，原本认为中国是世界首要经济强权的美国民众却从30%上升至44%。 53%的美国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对美国构成威胁，但仍有6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是世界的主要军事强权。
除了中国的经济地位让美国民众感同身受外，「皮尤研究中心」指出，美国「孤立主义的情绪飙升至40年来的新高。」49%受访者表示，美国应该「在意自己的事」，让其它国家以它们能够采取的最好方式发展。这个数字比2002年12月的30%大幅成长。
调查显示，只有32%的受访者支持增兵阿富汗，40%受访者认为应该减少在阿富汗的美军兵力。欧巴马1日宣布将增派3万美军前往阿富汗，以对抗神学士和凯达恐怖组织。 「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结果与欧巴马的决策出现冲突。
41%的受访者认为，比起10年前，美国现在扮演一个较不重要或较不强力的世界领导者角色。皮尤研究中心总裁柯胡特表示，「非常糟糕的经济」似乎是孤立主义情绪上涨的最主要原因，民众「对我们正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进行的两场战争感到不悦。」
【2009/12/04 联合报】
星期五, 十二月 04, 2009
【转载】美联社：崛起的10年 中国让全球敬畏
【联合报╱编译林沿瑜／报导】美国时代杂志将美国过去10年经济倒退、民心低迷、陷入战争泥淖的困境描绘成「地狱的10年」，国际通讯社美联社则以「崛起的10年」指陈中国近年来的发展。美联社2日指出，中国在过去10年以多样的形式展现其崛起之姿，包括首次举办奥运、成为美国数千亿国债的债权人，以及狂飙不辍的经济成长。
美联社表示，在80和90年代的多数时候，中国尚且是个无法抬起头来的国家，但在过去10年中，中国重整了破碎的经济、开始凝视地平线的另一端，并跨步迈向国土疆界之外，「中国仿佛以未曾有过的方式在参与、重塑这个世界，让举世在敬畏的同时有了恐惧和怀疑。」
中国崛起的影响遍及整个世界。它成了非洲最大的投资国，让巴西农人为了提供制作豆腐的原料不惜在亚马逊河流域砍树辟建黄豆田，连美国IBM个人电脑部门都在2005年被中国联想收购。此外，中国日益增加的铁矿需求导致澳洲人纷纷奔往澳洲内陆地区矿场工作，还引发钢铁价格上涨，使得全球都发生街道人孔盖失窃遭变卖案件，中国廉价的劳力也抢夺了美国和欧洲工业区的数百万个工作机会。
报导说，中国目前拥有美国政府近8000亿美元的公债，这在美国的欠债史上前所未闻，「自称为马克斯主义者的中国现在成了银行家，只要稍微暗示将抛售手中的美国资产，足以让全球市场陷入恐慌。」
经济的突发猛进表现在中国广大民众生活的改善上。 2003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增加了74%，乡间居民则增加了31%；而根据中国网路资讯中心的统计，中国目前的网路使用人口为3亿3800万，比美国3亿700万的总人口还要多。
不过，美联社说，中国「崛起的10年」也带来负面影响，造成贫富差距扩大，让中国荣登温室气体排放量世界第一的「宝座」。世界银行的报告且指出，在全球空气品质最糟的20个城市中，中国的城市就占了其中的16个。
【2009/12/04 联合报】
星期二, 十二月 01, 2009
【转载】时代杂志：美历经地狱的十年 锐气全失
（《联合早报》，2009-12-01）
台湾联合报报道，最新一期时代杂志报道，过去十年间美国噩运连连，从二○○○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始，接着是震惊全球的九一一恐怖攻击，引发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陷入泥淖的战争，加上卡翠纳风灾，然后以金融海啸终结。从二○○○ 到二○○九年，美国的经济不进反退，民心低迷，堪称美国「地狱的十年」（The Decade From Hell）、「失落的十年」。
这篇由财星杂志（Fortune）总编辑瑟瓦（Andy Serwer）执笔的专文指出，过去十年对中国或巴西而言，至少在经济上相当不错，但美国经过这十年的挫折已锐气全失，不再是举世最乐观进取的国家。
文中说，科技股崩盘为美国的二十一世纪揭开序幕，接着是一场闹上法院的争议性总统选举，让布希在二○○一年上台，同年就发生决定这十年走向的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出兵阿富汗，至今仍然无法脱身，而且越陷越深。紧接着美国又挥师伊拉克，却并未在当地查获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徒然落人口实。
仿佛这还不够。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卡翠纳飓风重创路易斯安那州，造成一千五百多人罹难及高达一千亿美元的惨重损失。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天灾。
美国经济在这十年更是风波不断。先是恩龙、世界通讯等作帐加破产丑闻，金融衍生性商品带动过度借贷及消费，连带造成房市泡沫及经济濒临崩溃。
二○○○年至今，美国股市下挫百分之二十六，是美股有史以来表现最惨的十年。去年美国家庭中间值年收入仅略高于五万美元，还低于二○○○年的五万二千五百美元。在失业率已经突破百分之十的情况下，今年的家庭平均收入只怕会更低。
破产的知名企业之多同样空前，不但影响经济，对民心士气更是沈重打击。近十年来的国际油价暴增三倍，美国的经济更加吃紧。这十年也是美国滥杀案与校园枪击案最多的十年。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卅二人遇害惨案让人记忆犹新，日前又发生虎德堡军事基地滥杀案。
文中指出，二○○九年只剩几星期，也许不少美国人会感谢老天，「地狱的十年」快结束了。
台湾联合报报道，最新一期时代杂志报道，过去十年间美国噩运连连，从二○○○年科技股泡沫破灭始，接着是震惊全球的九一一恐怖攻击，引发美国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陷入泥淖的战争，加上卡翠纳风灾，然后以金融海啸终结。从二○○○ 到二○○九年，美国的经济不进反退，民心低迷，堪称美国「地狱的十年」（The Decade From Hell）、「失落的十年」。
这篇由财星杂志（Fortune）总编辑瑟瓦（Andy Serwer）执笔的专文指出，过去十年对中国或巴西而言，至少在经济上相当不错，但美国经过这十年的挫折已锐气全失，不再是举世最乐观进取的国家。
文中说，科技股崩盘为美国的二十一世纪揭开序幕，接着是一场闹上法院的争议性总统选举，让布希在二○○一年上台，同年就发生决定这十年走向的九一一恐怖攻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出兵阿富汗，至今仍然无法脱身，而且越陷越深。紧接着美国又挥师伊拉克，却并未在当地查获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徒然落人口实。
仿佛这还不够。二○○五年八月二十九日，卡翠纳飓风重创路易斯安那州，造成一千五百多人罹难及高达一千亿美元的惨重损失。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天灾。
美国经济在这十年更是风波不断。先是恩龙、世界通讯等作帐加破产丑闻，金融衍生性商品带动过度借贷及消费，连带造成房市泡沫及经济濒临崩溃。
二○○○年至今，美国股市下挫百分之二十六，是美股有史以来表现最惨的十年。去年美国家庭中间值年收入仅略高于五万美元，还低于二○○○年的五万二千五百美元。在失业率已经突破百分之十的情况下，今年的家庭平均收入只怕会更低。
破产的知名企业之多同样空前，不但影响经济，对民心士气更是沈重打击。近十年来的国际油价暴增三倍，美国的经济更加吃紧。这十年也是美国滥杀案与校园枪击案最多的十年。维吉尼亚理工大学卅二人遇害惨案让人记忆犹新，日前又发生虎德堡军事基地滥杀案。
文中指出，二○○九年只剩几星期，也许不少美国人会感谢老天，「地狱的十年」快结束了。
星期二, 十一月 24, 2009
星期五, 十一月 20, 2009
【转载】中国需要加强公众外交
（邓聿文，《联合早报》，20-11-2009）
奥巴马的“处女中国秀”已经谢幕。回顾整个奥巴马的访华行程及与中方的互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但我认为，有两点人们应该格外关注，一是其在上海与青年学生的对话；二是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承诺，今后四年将向中国派遣十万名留学人员。前者是美国一贯注重公众外交的反映，后者则表明中国也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公众外交之不足，所以，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加强公众外交。
所谓公众外交，简单地说，是指一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力图影响公众态度，并进而影响对方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内的组织、个人、专业团体等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在此意义上，可称之为民间外交；二是政府及其代表机构有意识和针对性地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对外国民众所实施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公众外交的着眼点都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美国公众外交影响颇大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同时也是推行公众外交最有力的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公众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资料显示，近10多年来，美国每年用于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例如，美国有一个面向全世界中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它虽然以民间文化交流项目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的一个公众外交举措。该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影响颇大，笔者去年也曾作为该项目的一员到美国访问，对美国的公众外交颇有感触。
奥巴马中国之行与青年学生在上海科技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公众外交活动，正如一些外交专家所言，意图向中国的青年传递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希望告诉中国年轻人，多元和开放是美国成功的秘密，也将会是中国未来成功的必由之路。这一推销美国和试图改变中国的战略思维，藉由公众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是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
应该说，美国的公众外交对推行美国价值观，改善美国政府的霸权形象取得了相当大成效，是属于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某种意义上，希拉里（希拉莉）的“巧实力”外交，更多借重的也是公众外交这一方式。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注重公众外交的国家，长时间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公众外交的理念，因此，也就谈不上对公众外交的重视。中国一般把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或国际交流视作公众外交，直到近几年，随着经济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开始重视国内外舆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提出和实施公众外交。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中国开始改变对外宣传的方式，打文化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向世界推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例如，中国分别与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互办文化年或文化节，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对吸引他国民众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了解中国，改善中国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公众外交可以影响西方民意
但是，由于几十年相沿成习的思维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公众外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政府和外交部门更多的还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府外交上。这当然是主要的，然而，公众外交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西方民众为什么对中国的印象不佳，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来自媒体。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也一般负面的比较多，这虽然有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一些人的冷战成见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但更重要的是缺乏了解。无知肯定造成偏见。笔者去年访美时，在与美国各界的接触中，惊讶地发现，不仅一般民众和学生对中国不了解，就是新闻系的教授和媒体记者，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很有限，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都和美国不同的国家，并正在跟美国争夺全球利益。
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不能控制媒体，而像宗教、人权、劳工、环保等组织，在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民众和政府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恰恰又是这些组织，受传媒的影响，对中国有着近乎一致的刻板印象。所以，如果不加大公众外交的力度，不加强媒体之间的交流，不直接与这些重要的利益团体打交道，要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形象，很难。
根据我的经验，身临其境的接触和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访学、商务和进行其他交流的人员达到数千万之多，而其他国家到中国来的人数也很多，这些都是传播和改善中国形象的好机会，也是人人都能做贡献的“公众外交”平台。
公众外交的重点应该放在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青少年身上。因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如果误判，彼此怀有恶感，将是很糟糕的。目前，中美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对方国家学习，因此，联合声明中有关加强留学生交流的计划，特别是美方向中国增派十万名留学人员，是极具战略眼光之举。
比起政府对政府的单一外交来，公众外交显然能够为一国提供更多的筹码运用空间和外交网络资源，对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又以追求和谐世界为己任。所以，中国需要加大对公众外交的投入，除了完善现有的公众外交渠道外，更应抓住机会，创新交流形式，例如，是否可以建立像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样的长期民间交流项目，邀请各国不同职业和阶层的专业知识分子，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和考察？
（作者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
奥巴马的“处女中国秀”已经谢幕。回顾整个奥巴马的访华行程及与中方的互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但我认为，有两点人们应该格外关注，一是其在上海与青年学生的对话；二是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承诺，今后四年将向中国派遣十万名留学人员。前者是美国一贯注重公众外交的反映，后者则表明中国也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公众外交之不足，所以，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加强公众外交。
所谓公众外交，简单地说，是指一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力图影响公众态度，并进而影响对方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内的组织、个人、专业团体等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在此意义上，可称之为民间外交；二是政府及其代表机构有意识和针对性地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对外国民众所实施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公众外交的着眼点都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美国公众外交影响颇大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同时也是推行公众外交最有力的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公众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资料显示，近10多年来，美国每年用于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例如，美国有一个面向全世界中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它虽然以民间文化交流项目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的一个公众外交举措。该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影响颇大，笔者去年也曾作为该项目的一员到美国访问，对美国的公众外交颇有感触。
奥巴马中国之行与青年学生在上海科技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公众外交活动，正如一些外交专家所言，意图向中国的青年传递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希望告诉中国年轻人，多元和开放是美国成功的秘密，也将会是中国未来成功的必由之路。这一推销美国和试图改变中国的战略思维，藉由公众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是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
应该说，美国的公众外交对推行美国价值观，改善美国政府的霸权形象取得了相当大成效，是属于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某种意义上，希拉里（希拉莉）的“巧实力”外交，更多借重的也是公众外交这一方式。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注重公众外交的国家，长时间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公众外交的理念，因此，也就谈不上对公众外交的重视。中国一般把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或国际交流视作公众外交，直到近几年，随着经济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开始重视国内外舆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提出和实施公众外交。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中国开始改变对外宣传的方式，打文化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向世界推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例如，中国分别与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互办文化年或文化节，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对吸引他国民众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了解中国，改善中国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公众外交可以影响西方民意
但是，由于几十年相沿成习的思维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公众外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政府和外交部门更多的还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府外交上。这当然是主要的，然而，公众外交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西方民众为什么对中国的印象不佳，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来自媒体。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也一般负面的比较多，这虽然有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一些人的冷战成见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但更重要的是缺乏了解。无知肯定造成偏见。笔者去年访美时，在与美国各界的接触中，惊讶地发现，不仅一般民众和学生对中国不了解，就是新闻系的教授和媒体记者，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很有限，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都和美国不同的国家，并正在跟美国争夺全球利益。
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不能控制媒体，而像宗教、人权、劳工、环保等组织，在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民众和政府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恰恰又是这些组织，受传媒的影响，对中国有着近乎一致的刻板印象。所以，如果不加大公众外交的力度，不加强媒体之间的交流，不直接与这些重要的利益团体打交道，要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形象，很难。
根据我的经验，身临其境的接触和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访学、商务和进行其他交流的人员达到数千万之多，而其他国家到中国来的人数也很多，这些都是传播和改善中国形象的好机会，也是人人都能做贡献的“公众外交”平台。
公众外交的重点应该放在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青少年身上。因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如果误判，彼此怀有恶感，将是很糟糕的。目前，中美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对方国家学习，因此，联合声明中有关加强留学生交流的计划，特别是美方向中国增派十万名留学人员，是极具战略眼光之举。
比起政府对政府的单一外交来，公众外交显然能够为一国提供更多的筹码运用空间和外交网络资源，对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又以追求和谐世界为己任。所以，中国需要加大对公众外交的投入，除了完善现有的公众外交渠道外，更应抓住机会，创新交流形式，例如，是否可以建立像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样的长期民间交流项目，邀请各国不同职业和阶层的专业知识分子，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和考察？
（作者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
星期四, 十一月 19, 2009
【转载】中国法治观念远未深入人心
（赵子郡，《联合早报》，19-11-2009）
近日，中国许多媒体都曝光了武汉市“楼高高”事件。据称，武汉市一幢规划只有12层的楼，擅自“长”到了20层。如果不是政府部门强行阻拦，将建到23层。
为什么这栋审批只有12层的楼能够长到20层呢？据武汉市规划部门负责人称，此楼的开发商在该项目开发之初就做好了准备，设计出两套图纸。一套楼高12层的图纸用于规划部门审批，另一套楼高23层的图纸用于建楼。今年8月，当大楼建至12层未按要求封顶时，有关单位就当即要求其停工整改，但这栋楼依旧“猛长”。随后，武汉区规划分局采取对工地断水断电等措施，但还是没能阻挡大楼的长势。到10月初，大楼已违规建到20层。
显然，武汉“楼高高”事件是对有关法律和执法部门的挑战。据悉，开发商仅投资成本和拆除成本这两项损失就高达530万元人民币。有关部门后来之所以誓言要严格执法，予以拆除，就是要让此开发商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也对其他开发商起到警告作用。那么执法者能否执行到底，严格执法能否达到最终目的，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要使法律取信于民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就有“立杆取信”的举措。取信于民，依法治国，秦国最终成为强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但由于法制不完善，社会治理主要是靠人治，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各种利益集团有时迫使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许多利益主体都学会了利用法律空子来争得利益。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博弈是依胆子的大小来取胜，胆子大的就可能取得多的利益，胆子小的取得的利益就可能较小，没有胆子的就不能取得利益。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正是一些利益主体放大胆子与法律博弈的一个典型事件。在武汉“楼高高”事件曝光的同时，哈尔滨市的某楼盘也曝光了同样的事件。实际上，这种事件以及诸如此类的博弈比比皆是。
去年，中国正式实施《城乡规划法》，此法旨在规范地方建设、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城市建设必须遵循规划，违反规划就要拆除。试想，一个城市若是没有规划规范，肆意修建建筑，那么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武汉拆楼事件将是中国房地产开发、中国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法律是刚性的，不容侵犯。那么，这个事件能否成为中国走向法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呢？
要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最近，中国的一项严厉整治酒后驾驶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来自各级交警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严查期间交通事故的发生数量以及因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数量，比严查前有显著下降，不少县市报出交通事故零死亡率。
笔者注意到，如今周围的朋友聚会时，鲜有劝酒。驾车的朋友若是必须饮酒，也会在进餐完毕后自觉地选择酒后代驾、乘坐德士和交通工具，沿袭多年的酒桌文化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劝开车人”已深入人心。可以说，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行动一举数得：既减少浪费，又改变了社会风气；既减少了交通事故，又强化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实际上，联系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一开始，正是在这些不能随地吐痰，过街要看红绿灯等小节问题上来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加快，中国正在这个过程中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为了保障国家能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正确的方向，中国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是法制经济道路。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治等原因，中国法治观念普遍淡薄，许多利益主体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很多人心中缺乏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因此，必须抓住适当的事件，采取严厉的手段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古有商鞅立杆取信，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就是加强法治观念的良机。
（作者从事金融研究工作）
近日，中国许多媒体都曝光了武汉市“楼高高”事件。据称，武汉市一幢规划只有12层的楼，擅自“长”到了20层。如果不是政府部门强行阻拦，将建到23层。
为什么这栋审批只有12层的楼能够长到20层呢？据武汉市规划部门负责人称，此楼的开发商在该项目开发之初就做好了准备，设计出两套图纸。一套楼高12层的图纸用于规划部门审批，另一套楼高23层的图纸用于建楼。今年8月，当大楼建至12层未按要求封顶时，有关单位就当即要求其停工整改，但这栋楼依旧“猛长”。随后，武汉区规划分局采取对工地断水断电等措施，但还是没能阻挡大楼的长势。到10月初，大楼已违规建到20层。
显然，武汉“楼高高”事件是对有关法律和执法部门的挑战。据悉，开发商仅投资成本和拆除成本这两项损失就高达530万元人民币。有关部门后来之所以誓言要严格执法，予以拆除，就是要让此开发商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也对其他开发商起到警告作用。那么执法者能否执行到底，严格执法能否达到最终目的，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要使法律取信于民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就有“立杆取信”的举措。取信于民，依法治国，秦国最终成为强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但由于法制不完善，社会治理主要是靠人治，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各种利益集团有时迫使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许多利益主体都学会了利用法律空子来争得利益。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博弈是依胆子的大小来取胜，胆子大的就可能取得多的利益，胆子小的取得的利益就可能较小，没有胆子的就不能取得利益。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正是一些利益主体放大胆子与法律博弈的一个典型事件。在武汉“楼高高”事件曝光的同时，哈尔滨市的某楼盘也曝光了同样的事件。实际上，这种事件以及诸如此类的博弈比比皆是。
去年，中国正式实施《城乡规划法》，此法旨在规范地方建设、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城市建设必须遵循规划，违反规划就要拆除。试想，一个城市若是没有规划规范，肆意修建建筑，那么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武汉拆楼事件将是中国房地产开发、中国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法律是刚性的，不容侵犯。那么，这个事件能否成为中国走向法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呢？
要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最近，中国的一项严厉整治酒后驾驶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来自各级交警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严查期间交通事故的发生数量以及因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数量，比严查前有显著下降，不少县市报出交通事故零死亡率。
笔者注意到，如今周围的朋友聚会时，鲜有劝酒。驾车的朋友若是必须饮酒，也会在进餐完毕后自觉地选择酒后代驾、乘坐德士和交通工具，沿袭多年的酒桌文化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劝开车人”已深入人心。可以说，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行动一举数得：既减少浪费，又改变了社会风气；既减少了交通事故，又强化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实际上，联系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一开始，正是在这些不能随地吐痰，过街要看红绿灯等小节问题上来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加快，中国正在这个过程中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为了保障国家能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正确的方向，中国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是法制经济道路。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治等原因，中国法治观念普遍淡薄，许多利益主体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很多人心中缺乏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因此，必须抓住适当的事件，采取严厉的手段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古有商鞅立杆取信，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就是加强法治观念的良机。
（作者从事金融研究工作）
【转载】中美关系的再次提升
（《联合早报》，社论，2009年11月19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已经结束。从双方讨论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全球性课题中，我们就能看出，当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
就在不久的过去，美国官员在谈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时，还是很不情愿地称之为“重要的区域性角色”，但现在，美国却视之为管理世界事务的重要伙伴。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若没有美中两国的共同参与，很多全球性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美国过去也并非不重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但作为二战以来的超级强国，其踌躇满志和心高气傲的心态，使之从来不愿平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持续崛起的中国在内。促使美国“突然”对中国刮目相看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底源自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华盛顿这时才猛然发现，在很多方面，它再也不能“一切如常”，包括处理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方式。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实力优势相对下降，可用于支配的资源变得捉襟见肘。不仅如此，美国在海外背负的各种义务和负担却在增加。由于传统盟友的力量也在削弱，无法有效分担崭新形势下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美国就必须重新定位和寻找合作伙伴，以便维持其“世界领袖”的地位。
这种战略思维的改变，诱发和增强了中美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意愿，同时也使两国平等互动的空间立即变得开阔。奥巴马此次抵达亚洲之后，在第一站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国示好，强调美国不会遏制中国的崛起，因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会增强国际社会的力量。此后，在上海和北京访问期间，奥巴马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这样的言论。从他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会见记者的谈话中，以及从此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就是管理全球事务的战略伙伴。
与美国现有的盟国相比，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方面，都和美国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从人口、地域和经济的规模以及战略雄心来看，庞大的中国容易被美国视为对手和威胁。而在中国方面，美国过去遏制其他大国的政策和做法，同样会使它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存有疑虑。
尽管如此，以奥巴马访华为重要标志，中美双方越走越近，合作的领域从双边事务涵盖到全球事务，颇有联手共治世界的迹象。双方之所以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两国政治家有化敌为友、化对手为伙伴的远见和智慧，二是因为彼此的利益交融越来越深广，越来越不能承受因对抗、敌视和交恶所带来的代价。这些利益分布于双边、多边和全球的几乎所有领域，迫使双方必须把分歧、争执和竞争置于可控制的状态。
就如同中美两国此次达成的诸多重大共识一样，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分歧也是明显的，涉及人民币币值、贸易保护措施、人权、达赖喇嘛和美台军售等。值得提及的是，中美双方都开诚布公地讨论了这些分歧，胡锦涛和奥巴马更在记者会上公开和直接地予以提及。由此也可以看出，双方并不避讳彼此间的不同，愿意在“和”的前提下坦诚面对。这是大国之间正常的互动状态，也是应有的交往之道。
作为两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美之间稳定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不只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球利益。因此，对于它们之间的积极交往与合作，包括奥巴马此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人们都应予以欢迎。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已经结束。从双方讨论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全球性课题中，我们就能看出，当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
就在不久的过去，美国官员在谈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时，还是很不情愿地称之为“重要的区域性角色”，但现在，美国却视之为管理世界事务的重要伙伴。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若没有美中两国的共同参与，很多全球性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美国过去也并非不重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但作为二战以来的超级强国，其踌躇满志和心高气傲的心态，使之从来不愿平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持续崛起的中国在内。促使美国“突然”对中国刮目相看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底源自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华盛顿这时才猛然发现，在很多方面，它再也不能“一切如常”，包括处理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方式。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实力优势相对下降，可用于支配的资源变得捉襟见肘。不仅如此，美国在海外背负的各种义务和负担却在增加。由于传统盟友的力量也在削弱，无法有效分担崭新形势下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美国就必须重新定位和寻找合作伙伴，以便维持其“世界领袖”的地位。
这种战略思维的改变，诱发和增强了中美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意愿，同时也使两国平等互动的空间立即变得开阔。奥巴马此次抵达亚洲之后，在第一站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国示好，强调美国不会遏制中国的崛起，因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会增强国际社会的力量。此后，在上海和北京访问期间，奥巴马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这样的言论。从他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会见记者的谈话中，以及从此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就是管理全球事务的战略伙伴。
与美国现有的盟国相比，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方面，都和美国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从人口、地域和经济的规模以及战略雄心来看，庞大的中国容易被美国视为对手和威胁。而在中国方面，美国过去遏制其他大国的政策和做法，同样会使它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存有疑虑。
尽管如此，以奥巴马访华为重要标志，中美双方越走越近，合作的领域从双边事务涵盖到全球事务，颇有联手共治世界的迹象。双方之所以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两国政治家有化敌为友、化对手为伙伴的远见和智慧，二是因为彼此的利益交融越来越深广，越来越不能承受因对抗、敌视和交恶所带来的代价。这些利益分布于双边、多边和全球的几乎所有领域，迫使双方必须把分歧、争执和竞争置于可控制的状态。
就如同中美两国此次达成的诸多重大共识一样，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分歧也是明显的，涉及人民币币值、贸易保护措施、人权、达赖喇嘛和美台军售等。值得提及的是，中美双方都开诚布公地讨论了这些分歧，胡锦涛和奥巴马更在记者会上公开和直接地予以提及。由此也可以看出，双方并不避讳彼此间的不同，愿意在“和”的前提下坦诚面对。这是大国之间正常的互动状态，也是应有的交往之道。
作为两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美之间稳定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不只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球利益。因此，对于它们之间的积极交往与合作，包括奥巴马此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人们都应予以欢迎。
【转载】推动中美“和合”关系前行
（张智新，《联合早报》，19-11-2009）
上任不足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到中国访问。全球密切关注奥巴马访华行程的同时，一个重要疑问油然而生：今天的中美关系该如何界定？
美国说法很流行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整体内涵，中美两国各自都有表述，而以美方的表述较为知名。在小布什当政时期，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说法被中美双方广为接受，其主要意蕴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因此而获益，中国有责任帮助维系这个体系，当然应以“利益攸关方”的身份。
从今年7月份起，奥巴马当局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坎贝尔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战略性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也有翻译为“战略再保障”或“战略保证”的），其官方解释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登场，但中国也必须保证，它的发展不会威胁美国及美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不少国内媒体纷纷对此概念进行分析评论，如近日有论者指出其包含了“战略安抚”、“战略互信”以及“战略合作”等三重内涵，俨然有取代佐利克说法之势。
对于中美关系框架与内涵定位，中国其实也曾经有过说法，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等，遗憾的是这些说法并未成为中美两国长期而稳固的共识。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内涵定位，迄今一直是美国一边倒式占据话语制高点，中国的界定却往往声音微弱甚至被淹没，原因何在？分析起来，首要的原因当然在于美国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的独特优势，特别是英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美国政界、学界和智库机构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的地位等，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声音过于单一、研究相对滞后，也使美国官方和智库对中美关系的论断往往比中国更有影响力，中国学界和智囊机构则有意无意地成为美方结论的传声筒。
“和合”关系更恰当
其实，透过奥巴马此次访华前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论述，以及胡奥会上各自表露出的双方战略关切，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与内涵定位，完全可以用一个极富中国传统意蕴的哲学词语来界定：“和合”。中美关系之“和”，是“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中美关系之“合”，则是“竞争合作”、“沟通融合”。“和合关系”的哲学实质，是通过公平、良性、适度的竞争、博弈，以及沟通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等，达到两国关系平衡、和谐、合作的理想境界。
尽管奥巴马一再重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也乐见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但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的竞争、博弈却是无法否认更难以改变的事实。这种竞争和博弈，在“低政治领域”是经贸问题、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高政治领域”则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同所谓“问题国家”关系问题，乃至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等核心领域。
由于各自国情差异，两国的战略关切也必然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当前的核心利益集中于台湾问题、美国国债安全问题、西藏问题等，美国的核心利益则集中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问题、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但是，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完全相符的是，中美无论是在上述竞争、博弈领域，抑或是战略关切的差异和错位方面，又无一不是需要双方加强“沟通融合”， 并且“在竞争中合作”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成长和崛起早已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对中国和平发展决心、信心逐渐有着足够理解和体会的美国，只能主动、自觉地接纳、承认并鼓励其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同时，对中国而言，尽管民族复兴、国家繁荣业已有了良好开端。
但同样必须直面并坚信的事实则是，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有所衰落，单独或者和盟友一起应对全球事务日渐深感力不从心，但它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诸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之类的地区安全和整合问题，还是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都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作用，不仅取而代之不现实，只有对抗、竞争没有融合、合作更是不明智的。这两个中美不得不直面的严峻现实，乃是两国“和合”关系的最重要背景和 前提。
相克相生、不离不弃，正是今天中美两个大国深层关系的真实写照，非盟友间的“和合”关系，则是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战略框架与整体内涵的最恰当概括。推动中美“和合”关系继续前行，则是两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上任不足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到中国访问。全球密切关注奥巴马访华行程的同时，一个重要疑问油然而生：今天的中美关系该如何界定？
美国说法很流行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整体内涵，中美两国各自都有表述，而以美方的表述较为知名。在小布什当政时期，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说法被中美双方广为接受，其主要意蕴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因此而获益，中国有责任帮助维系这个体系，当然应以“利益攸关方”的身份。
从今年7月份起，奥巴马当局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坎贝尔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战略性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也有翻译为“战略再保障”或“战略保证”的），其官方解释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登场，但中国也必须保证，它的发展不会威胁美国及美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不少国内媒体纷纷对此概念进行分析评论，如近日有论者指出其包含了“战略安抚”、“战略互信”以及“战略合作”等三重内涵，俨然有取代佐利克说法之势。
对于中美关系框架与内涵定位，中国其实也曾经有过说法，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等，遗憾的是这些说法并未成为中美两国长期而稳固的共识。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内涵定位，迄今一直是美国一边倒式占据话语制高点，中国的界定却往往声音微弱甚至被淹没，原因何在？分析起来，首要的原因当然在于美国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的独特优势，特别是英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美国政界、学界和智库机构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的地位等，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声音过于单一、研究相对滞后，也使美国官方和智库对中美关系的论断往往比中国更有影响力，中国学界和智囊机构则有意无意地成为美方结论的传声筒。
“和合”关系更恰当
其实，透过奥巴马此次访华前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论述，以及胡奥会上各自表露出的双方战略关切，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与内涵定位，完全可以用一个极富中国传统意蕴的哲学词语来界定：“和合”。中美关系之“和”，是“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中美关系之“合”，则是“竞争合作”、“沟通融合”。“和合关系”的哲学实质，是通过公平、良性、适度的竞争、博弈，以及沟通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等，达到两国关系平衡、和谐、合作的理想境界。
尽管奥巴马一再重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也乐见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但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的竞争、博弈却是无法否认更难以改变的事实。这种竞争和博弈，在“低政治领域”是经贸问题、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高政治领域”则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同所谓“问题国家”关系问题，乃至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等核心领域。
由于各自国情差异，两国的战略关切也必然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当前的核心利益集中于台湾问题、美国国债安全问题、西藏问题等，美国的核心利益则集中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问题、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但是，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完全相符的是，中美无论是在上述竞争、博弈领域，抑或是战略关切的差异和错位方面，又无一不是需要双方加强“沟通融合”， 并且“在竞争中合作”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成长和崛起早已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对中国和平发展决心、信心逐渐有着足够理解和体会的美国，只能主动、自觉地接纳、承认并鼓励其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同时，对中国而言，尽管民族复兴、国家繁荣业已有了良好开端。
但同样必须直面并坚信的事实则是，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有所衰落，单独或者和盟友一起应对全球事务日渐深感力不从心，但它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诸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之类的地区安全和整合问题，还是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都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作用，不仅取而代之不现实，只有对抗、竞争没有融合、合作更是不明智的。这两个中美不得不直面的严峻现实，乃是两国“和合”关系的最重要背景和 前提。
相克相生、不离不弃，正是今天中美两个大国深层关系的真实写照，非盟友间的“和合”关系，则是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战略框架与整体内涵的最恰当概括。推动中美“和合”关系继续前行，则是两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星期日, 十一月 15, 2009
【转载】时代周刊：欧巴马应向中国学5件事
【联合晚报╱编译朱小明/综合报导】
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年轻总统欧巴马将在今天访问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但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有如活力充沛的年轻人，美国反而像欲振乏力的老人家。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亚洲版特别举出欧巴马可以向中国借镜的五项成功之道：
1. 勇往直前，目标远大：
中国充满「向前冲」的动力，到处在施工，包括1万6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而美国则充斥「别在我家后院」的心态。美国近十年来基础建设投资大减，欧巴马的787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中仅144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而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认为未来五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额要1.6兆美元才够。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4兆(5850亿美元)刺激方案则将在未来两年把半数经费投入基础建设，而且已快速注入实体经济，另外中国不论在晶片、汽车等行业都力图名列世界前茅。
2. 重视教育，向下扎根：
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大力投资教育，识字比率已达90%，比美国的86%还要高。最近并全力推动科学、数学、英语教育，要求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需有相关学位，美国八年级数学老师有数学学位的不到一半。而且中国学生学生作功课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甚至小学生周末也去补习数学。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许不如美国多，但未来中国不仅提供廉价劳工，也能提供「聪明劳工」。
3. 重视孝道，照顾老人：
中美社会对照顾老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美国的老人住老人安养院是理所当然，传统中国观念则认为把父母送入老人院是耻辱，照顾老人的成本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美国老年人数目将由2007年的3860万人增至2030 年的7150万人，老人院的数目将严重不足，也许可取法中国的道德观。
4. 赚多花少，储蓄习惯：
欧巴马在北京的一大任务是呼吁中国人增加消费，但相对的，美国人则需要改掉寅吃卯粮的恶习，多多储蓄。金融海啸后，美国家庭储蓄率由4%增至6%，但距离中国家庭的20%还得加把劲。美国有1.4兆美元的预算赤字，中国则有2.1兆美元外汇存底。 。
5. 高瞻远瞩，造福后代：
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努力都并非着眼于目前，而是为长远之计。中国人刻苦耐劳，是因为可以带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生活。目前深陷26年最严重衰退的美国人，对这种观念更需要反省。
【2009/11/15 联合晚报】
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年轻总统欧巴马将在今天访问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但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有如活力充沛的年轻人，美国反而像欲振乏力的老人家。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亚洲版特别举出欧巴马可以向中国借镜的五项成功之道：
1. 勇往直前，目标远大：
中国充满「向前冲」的动力，到处在施工，包括1万6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而美国则充斥「别在我家后院」的心态。美国近十年来基础建设投资大减，欧巴马的787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中仅144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而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认为未来五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额要1.6兆美元才够。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4兆(5850亿美元)刺激方案则将在未来两年把半数经费投入基础建设，而且已快速注入实体经济，另外中国不论在晶片、汽车等行业都力图名列世界前茅。
2. 重视教育，向下扎根：
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大力投资教育，识字比率已达90%，比美国的86%还要高。最近并全力推动科学、数学、英语教育，要求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需有相关学位，美国八年级数学老师有数学学位的不到一半。而且中国学生学生作功课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甚至小学生周末也去补习数学。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许不如美国多，但未来中国不仅提供廉价劳工，也能提供「聪明劳工」。
3. 重视孝道，照顾老人：
中美社会对照顾老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美国的老人住老人安养院是理所当然，传统中国观念则认为把父母送入老人院是耻辱，照顾老人的成本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美国老年人数目将由2007年的3860万人增至2030 年的7150万人，老人院的数目将严重不足，也许可取法中国的道德观。
4. 赚多花少，储蓄习惯：
欧巴马在北京的一大任务是呼吁中国人增加消费，但相对的，美国人则需要改掉寅吃卯粮的恶习，多多储蓄。金融海啸后，美国家庭储蓄率由4%增至6%，但距离中国家庭的20%还得加把劲。美国有1.4兆美元的预算赤字，中国则有2.1兆美元外汇存底。 。
5. 高瞻远瞩，造福后代：
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努力都并非着眼于目前，而是为长远之计。中国人刻苦耐劳，是因为可以带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生活。目前深陷26年最严重衰退的美国人，对这种观念更需要反省。
【2009/11/15 联合晚报】
星期五, 十月 02, 2009
【转载】毛泽东邓小平 领导中国新方向
（《我报》，02/10/2009）
昨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这里让我们回顾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们的一些经典语录。
毛泽东 领导走向新中国
邓小平 领导走向改革开放
昨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这里让我们回顾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们的一些经典语录。
毛泽东 领导走向新中国
-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 “优势而无准备， 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
邓小平 领导走向改革开放
-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星期二, 九月 29, 2009
【转载】中国下一个甲子需要怎样的思想解放
（郑永年，《联合早报》，29/09/2009）
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今年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可谓共和国的甲子年。同时，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从去年纪念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到国庆应当为纪念的高峰。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有忧患意识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皇帝也不少见。再说，即使皇帝有忧患感，这种忧患感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整个政治制度。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也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得利益的阻力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门。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例如经济国家主义、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右”的教条（例如市场万能、民主自由和多党制）。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今年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可谓共和国的甲子年。同时，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从去年纪念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到国庆应当为纪念的高峰。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有忧患意识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皇帝也不少见。再说，即使皇帝有忧患感，这种忧患感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整个政治制度。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也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得利益的阻力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门。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例如经济国家主义、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右”的教条（例如市场万能、民主自由和多党制）。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星期一, 九月 28, 2009
【转载】The New Sputnik 中国悄悄迈向绿能大国
(By THOMAS L. FRIEDMAN, Published: September 26, 2009,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Most people would assume that 20 years from now when historians look back at 2008-09, they wi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is period was the Great Recession. I’d hold off on that. If we can continue stumbling out of this economic crisis, I believe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e last 18 months was that Red China decided to become Green China.
Yes, China’s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green —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oo many of their people can’t breathe, can’t swim, can’t fish, can’t farm and can’t drink thanks to pollution from its coal- and oil-based manufacturing growth engine. And, therefore, unless China powers its development with cleaner energy systems, and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es without smokestacks, China will die of its own development.
What do we know about necessity? I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when China decides it has to go green out of necessity, watch out. You will not just be buying your toys from China. You will buy your next electric car, solar panels, batteries and energy-efficiency software from China.
I believe this Chinese decision to go green is the 21st-century equivalent of the Soviet Union’s 1957 launch of Sputnik — the world’s first Earth-orbiting satellite. That launch stunned us, convinced President Eisenhower that the U.S. was falling behind in missile technology and spurred America to make massiv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etworking — one eventual byproduct of which was the Internet.
Well, folks. Sputnik just went up again: China’s going clean-tech. The view of China in the U.S. Congress —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ry to leapfrog us by out-polluting us — is out of date. It’s going to try to out-green us. Right now, China is focused on low-cost manufacturing of solar, wind and batteries and building the world’s biggest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It still badly lags U.S. innovation. But research will follow the market. America’s premier solar equipment maker, Applied Materials, is about to open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ly funded solar research facility — in Xian, China.
“If they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and we invest in 20th-century technologies, they’ll win,” says David Sandalow,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If we both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challenging each other, we all win.”
Unfortunately, we’re still not racing. It’s like Sputnik went up and we think it’s just a shooting star. Instead of a strategic response, too many of our politician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own dumb-as-we-wanna-be bubble, where we’re always No. 1, and whe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aving sold its soul to the old coal and oil industries, uses its influence to prevent Congress from pass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spur renewables. Hat’s off to the courageous chairman of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eter Darbee, who last week announced that his huge California power company was quitting the chamber because of i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All shareholders in America should ask their C.E.O.’s why they still belong to the chamber.
China’s leaders, mostly engineers, wasted little time debating global warming. They know the Tibetan glaciers that feed their major rivers are melting.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even if climate change were a hoax, the demand for clean, renewable power is going to soar as we add an estimated 2.5 billion people to the planet by 2050, many of whom will want to live high-energy lifestyles. In that world, E.T. — or energy technology — will be as big as I.T., and China intends to be a big E.T. player.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S. has led the world in new wind generation,” said the ecologist Lester Brown, author of “Plan B 4.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China will bypass us on new wind generation so fast we won’t even see it go by.”
I met this week with Shi Zhengrong, the founder of Suntech,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panels. Shi recalled how, shortly after he started his company in Wuxi, nearby Lake Tai, China’s third-largest freshwater lake, choked to death from pollution.
“After this disaster,” explained Shi,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uxi city came to me and said, ‘I want to support you to grow this solar business into a $15 billion industry, so then we can shut down as many polluting and energy consuming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as soon as possible.’ He is one of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leaders, very innovative and very revolutionary, on this issue. Something has changed. China realized it has no capacity to absorb all this waste. We have to grow without pollution.”
Of cours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cheap, dirty coal, to arrest over-eager environmentalists and to strip African forests for wood and minerals. Have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have no doubt either that, without declaring it, China is embarking on a new, parallel path of clean power deployment and innovation. It is the Sputnik of our day. We ignore it at our peril.
多数的人想必认为，历史学家20年后回顾时，会把这波大衰退列为2008至2009年之间的头条大事。我不赞成。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勉强摆脱这波经济危机，未来的史学家可能论定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头号大事是红色中国决定成为绿色中国。
是的。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提倡绿能。这是迫于现实需要下的决策，因为太多中国人无法呼吸、游泳、垂钓、耕作，甚至无法喝水。这是因为以煤炭及石油为基础的制造成长引擎产生严重污染所致。除非以更洁净的能源系统驱动成长，并扶植更多无烟囱的知识密集产业，中国终将死于自己的成长。
当中国认为它迫于现实需要必须注重绿能时，请注意。不只是你购买的玩具来自中国，往后你买的新世代电动车、太阳能板、电池及节能软体也全会来自中国。
我认为，中国这项决定堪与苏联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枚卫星「史波尼克号」的盛事相提并论。苏联的创举震惊全球，艾森豪总统据此认为美国的飞弹科技已落后于苏联。从此以后，美国对科学、教育、基础建设及网路建构投下巨资，网际网路是其最终的附带产品之一。
各位，史波尼克已再度升空：这次是中国要发展洁净科技。美国国会至今仍认为，中国将试图以制造更多污染的方式超越我们。这种看法已不合时宜，中国现在正设法以绿色科技超越我们。中国正致力于以低成本制造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设施及电池，并为这些产品开辟举世最大的市场。
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有点像史波尼克升空后，我们认为它只是流星。我们的政治人物多半不思急起直追，而且仍然囿于美国永远第一的幻想。
工程背景居多的中国领导人并未以太多时间讨论全球暖化课题。他们知道，数条中国大河源头的西藏冰川已开始融化。他们同样明白，即使气候变迁的说法不实，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势必有增无减，因为估计至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人，其中许多人将渴望能够拥有高能源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世界中，能源科技的规模将与资讯科技相当。中国有意成为主要的能源科技大国。
生态学家布朗表示：「过去3年，美国一直是风力发电研发领域的领导者。估计至今年底，中国将在这方面超越美国，速度快到我们无法想像。」
无锡尚德公司已是举世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我日前见到该公司创办人施正荣。他谈到，在他创办尚德公司后不久，附近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因污染严重而沦为死水。
施正荣表示：「这场灾难发生后，无锡市委书记对我说，『我要支持你，将这项太阳能产业发展到规模150亿美元。我们接着就可以关闭本地区的污染及耗能产业』。关于这项课题，他是中国的新一代创意革新领导人之一。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中国明白，它无力消化这一切废弃物。我们必须追求无污染的成长。」
当然，中国一定会继续以廉价且高污染的煤炭追求成长，继续逮捕太热心的环保人士，而且为搜刮木材与矿物不惜掠夺非洲的森林。
不要怀疑这一点，然而更不要怀疑，中国同时已悄悄迈向洁净能源部署与创新的新境界。这是当前的史波尼克。如果我们漠视它，后果严重。
（作者Thomas Fried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009/09/28联合报】
Most people would assume that 20 years from now when historians look back at 2008-09, they wi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is period was the Great Recession. I’d hold off on that. If we can continue stumbling out of this economic crisis, I believe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e last 18 months was that Red China decided to become Green China.
Yes, China’s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green —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oo many of their people can’t breathe, can’t swim, can’t fish, can’t farm and can’t drink thanks to pollution from its coal- and oil-based manufacturing growth engine. And, therefore, unless China powers its development with cleaner energy systems, and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es without smokestacks, China will die of its own development.
What do we know about necessity? I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when China decides it has to go green out of necessity, watch out. You will not just be buying your toys from China. You will buy your next electric car, solar panels, batteries and energy-efficiency software from China.
I believe this Chinese decision to go green is the 21st-century equivalent of the Soviet Union’s 1957 launch of Sputnik — the world’s first Earth-orbiting satellite. That launch stunned us, convinced President Eisenhower that the U.S. was falling behind in missile technology and spurred America to make massiv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etworking — one eventual byproduct of which was the Internet.
Well, folks. Sputnik just went up again: China’s going clean-tech. The view of China in the U.S. Congress —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ry to leapfrog us by out-polluting us — is out of date. It’s going to try to out-green us. Right now, China is focused on low-cost manufacturing of solar, wind and batteries and building the world’s biggest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It still badly lags U.S. innovation. But research will follow the market. America’s premier solar equipment maker, Applied Materials, is about to open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ly funded solar research facility — in Xian, China.
“If they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and we invest in 20th-century technologies, they’ll win,” says David Sandalow,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If we both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challenging each other, we all win.”
Unfortunately, we’re still not racing. It’s like Sputnik went up and we think it’s just a shooting star. Instead of a strategic response, too many of our politician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own dumb-as-we-wanna-be bubble, where we’re always No. 1, and whe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aving sold its soul to the old coal and oil industries, uses its influence to prevent Congress from pass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spur renewables. Hat’s off to the courageous chairman of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eter Darbee, who last week announced that his huge California power company was quitting the chamber because of i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All shareholders in America should ask their C.E.O.’s why they still belong to the chamber.
China’s leaders, mostly engineers, wasted little time debating global warming. They know the Tibetan glaciers that feed their major rivers are melting.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even if climate change were a hoax, the demand for clean, renewable power is going to soar as we add an estimated 2.5 billion people to the planet by 2050, many of whom will want to live high-energy lifestyles. In that world, E.T. — or energy technology — will be as big as I.T., and China intends to be a big E.T. player.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S. has led the world in new wind generation,” said the ecologist Lester Brown, author of “Plan B 4.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China will bypass us on new wind generation so fast we won’t even see it go by.”
I met this week with Shi Zhengrong, the founder of Suntech,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panels. Shi recalled how, shortly after he started his company in Wuxi, nearby Lake Tai, China’s third-largest freshwater lake, choked to death from pollution.
“After this disaster,” explained Shi,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uxi city came to me and said, ‘I want to support you to grow this solar business into a $15 billion industry, so then we can shut down as many polluting and energy consuming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as soon as possible.’ He is one of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leaders, very innovative and very revolutionary, on this issue. Something has changed. China realized it has no capacity to absorb all this waste. We have to grow without pollution.”
Of cours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cheap, dirty coal, to arrest over-eager environmentalists and to strip African forests for wood and minerals. Have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have no doubt either that, without declaring it, China is embarking on a new, parallel path of clean power deployment and innovation. It is the Sputnik of our day. We ignore it at our peril.
多数的人想必认为，历史学家20年后回顾时，会把这波大衰退列为2008至2009年之间的头条大事。我不赞成。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勉强摆脱这波经济危机，未来的史学家可能论定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头号大事是红色中国决定成为绿色中国。
是的。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提倡绿能。这是迫于现实需要下的决策，因为太多中国人无法呼吸、游泳、垂钓、耕作，甚至无法喝水。这是因为以煤炭及石油为基础的制造成长引擎产生严重污染所致。除非以更洁净的能源系统驱动成长，并扶植更多无烟囱的知识密集产业，中国终将死于自己的成长。
当中国认为它迫于现实需要必须注重绿能时，请注意。不只是你购买的玩具来自中国，往后你买的新世代电动车、太阳能板、电池及节能软体也全会来自中国。
我认为，中国这项决定堪与苏联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枚卫星「史波尼克号」的盛事相提并论。苏联的创举震惊全球，艾森豪总统据此认为美国的飞弹科技已落后于苏联。从此以后，美国对科学、教育、基础建设及网路建构投下巨资，网际网路是其最终的附带产品之一。
各位，史波尼克已再度升空：这次是中国要发展洁净科技。美国国会至今仍认为，中国将试图以制造更多污染的方式超越我们。这种看法已不合时宜，中国现在正设法以绿色科技超越我们。中国正致力于以低成本制造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设施及电池，并为这些产品开辟举世最大的市场。
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有点像史波尼克升空后，我们认为它只是流星。我们的政治人物多半不思急起直追，而且仍然囿于美国永远第一的幻想。
工程背景居多的中国领导人并未以太多时间讨论全球暖化课题。他们知道，数条中国大河源头的西藏冰川已开始融化。他们同样明白，即使气候变迁的说法不实，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势必有增无减，因为估计至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人，其中许多人将渴望能够拥有高能源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世界中，能源科技的规模将与资讯科技相当。中国有意成为主要的能源科技大国。
生态学家布朗表示：「过去3年，美国一直是风力发电研发领域的领导者。估计至今年底，中国将在这方面超越美国，速度快到我们无法想像。」
无锡尚德公司已是举世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我日前见到该公司创办人施正荣。他谈到，在他创办尚德公司后不久，附近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因污染严重而沦为死水。
施正荣表示：「这场灾难发生后，无锡市委书记对我说，『我要支持你，将这项太阳能产业发展到规模150亿美元。我们接着就可以关闭本地区的污染及耗能产业』。关于这项课题，他是中国的新一代创意革新领导人之一。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中国明白，它无力消化这一切废弃物。我们必须追求无污染的成长。」
当然，中国一定会继续以廉价且高污染的煤炭追求成长，继续逮捕太热心的环保人士，而且为搜刮木材与矿物不惜掠夺非洲的森林。
不要怀疑这一点，然而更不要怀疑，中国同时已悄悄迈向洁净能源部署与创新的新境界。这是当前的史波尼克。如果我们漠视它，后果严重。
（作者Thomas Fried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009/09/28联合报】
星期日, 九月 27, 2009
【转载】中国著名学者汪晖来新主讲“西藏问题”东方西方怎么看?
（李慧玲，《联合早报》，27/09/2009）
2008年3月14日及稍后一段时间爆发的“西藏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但在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触发了围绕奥林匹克火炬的对抗，而且也为网络时代的媒体斗争提供了一个契机。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如何分析西藏问题的历史成因？如何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机？如何看待海内外新一代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介入？
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将于10月4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礼堂就“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进行公开演讲，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元瑾副教授担任主席。汪晖是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演讲由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南大毕业生协会、联合早报联合举办。
西方的西藏印象
汪晖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访问时，谈到自己为什么会进行西藏课题的研究。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开始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写作过程。
在那个过程中，他讨论了清代思想及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思考了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对西藏的知识怎么形成，形成的框架是什么。
他引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说，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
在西方，藏学研究从来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东方学形成的时代至今都是如此。从这种知识体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些模式。
汪晖以藏学在欧洲的发展脉络指出，早期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18和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卢梭、康德、黑格尔曾对藏传佛教给予批评，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将达赖-班禅制度与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相比较，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教皇宗教”。
之后，在19—20世纪，有关西藏的知识与神智论(Theosophy)发生联系。
神智论是一种认为由直觉或默示可以与神鬼交通的学术。汪晖说，它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
在汪晖看来，其实欧洲对西藏的理解是它关于自己知识的一部分，是它从自己的知识产生出的一个世界的想象的一部分。
“到底这件事情该怎么去看？我希望能够从两个方向去理解：欧洲思想是怎么理解的，中国人是怎么反应的。其实中国人的自我理解也经常被西方的知识塑造。
“我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想象是非常受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的影响，算不上一定是真正所谓‘中国的知识’。这不是简单地针对西方的问题，因为说到最后，这套知识也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关于西方的知识、关于西藏、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社会的知识。”
民族区域问题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另一个促使汪晖进行这个课题研究的，“是非常现实的原因”。
他说，很多中国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中国1989年以后社会分化的讨论，比较集中在9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扩张导致的社会分化，其中大家讨论得最集中的是贫富分化、城乡分化、区域分化，以及生态危机等。这些问题与包括西藏、新疆等民族区域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对贫富、区域和城乡分化在民族区域所呈现的特殊的形态，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他解释，民族问题所以被形成今天这个状态，不是因为天生的“你是这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就必然要有冲突，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时期比较和谐有的时期会冲突。
中国西南的许多混居地区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也出现了像“3.14” 事件这样的危机。事实上，民族区域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危机与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国内的发展模式，还是全球化的过程——有关。
有一些问题是发展中所见的普遍问题，比如在经济发展当中传统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不是民族区域特有的现象。北京城市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就曾广受讨论。但是少数民族区域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相对脆弱的状态，与其他地区的状况又有所不同，它所面对的问题有其特殊性。
例如，由于文化、习惯和语言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机会差异，在少数民族区域也会转化为民族差异。就某一民族成员而言，也存在着分化，但不同民族在发展中的这些差异就有可能酿成民族矛盾。
换句话说，市场扩张过程涉及的是经济前提上的不平衡，但在民族区域这些问题有可能被转化为民族问题。汪晖因此认为，这也是检讨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发展主义问题的一个方面。
3.14事件爆发的时候，汪晖正在意大利，在中国以外看到这些事件的发展，又有不同的感触。
他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的争执已经跟西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了。无论是西方对大陆的反应，还是大陆网上对西方的反应，已转移向奥林匹克、中国的兴起这么一些问题了。
“西方社会到底怎么看待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到底怎么自我理解这个兴起，成了新的冲突的焦点。无可否认，在过去这些年到未来，不论有没有西藏、新疆问题，在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爆发另一个冲突。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冲突？如何重新建立相互理解？”
他因此把之前收集到的材料和自己的思路整理出来，开始撰文，并且从去年到今年数易其稿。
【汪晖简介】
被誉为新左派领袖的汪晖1984年获中国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
他在1991年与陈平原、王守常一同创办《学人》丛刊，并任《读书》杂志主编长达十年。主要著作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汪晖也将在10月9日下午2点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礼堂举行一场"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区域视角"的英语演讲，由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郭建文副教授担任主席。
2008年3月14日及稍后一段时间爆发的“西藏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但在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触发了围绕奥林匹克火炬的对抗，而且也为网络时代的媒体斗争提供了一个契机。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如何分析西藏问题的历史成因？如何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机？如何看待海内外新一代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介入？
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将于10月4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礼堂就“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进行公开演讲，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元瑾副教授担任主席。汪晖是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演讲由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南大毕业生协会、联合早报联合举办。
西方的西藏印象
汪晖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访问时，谈到自己为什么会进行西藏课题的研究。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开始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写作过程。
在那个过程中，他讨论了清代思想及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思考了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对西藏的知识怎么形成，形成的框架是什么。
他引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说，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
在西方，藏学研究从来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东方学形成的时代至今都是如此。从这种知识体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些模式。
汪晖以藏学在欧洲的发展脉络指出，早期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18和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卢梭、康德、黑格尔曾对藏传佛教给予批评，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将达赖-班禅制度与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相比较，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教皇宗教”。
之后，在19—20世纪，有关西藏的知识与神智论(Theosophy)发生联系。
神智论是一种认为由直觉或默示可以与神鬼交通的学术。汪晖说，它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
在汪晖看来，其实欧洲对西藏的理解是它关于自己知识的一部分，是它从自己的知识产生出的一个世界的想象的一部分。
“到底这件事情该怎么去看？我希望能够从两个方向去理解：欧洲思想是怎么理解的，中国人是怎么反应的。其实中国人的自我理解也经常被西方的知识塑造。
“我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想象是非常受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的影响，算不上一定是真正所谓‘中国的知识’。这不是简单地针对西方的问题，因为说到最后，这套知识也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关于西方的知识、关于西藏、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社会的知识。”
民族区域问题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另一个促使汪晖进行这个课题研究的，“是非常现实的原因”。
他说，很多中国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中国1989年以后社会分化的讨论，比较集中在9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扩张导致的社会分化，其中大家讨论得最集中的是贫富分化、城乡分化、区域分化，以及生态危机等。这些问题与包括西藏、新疆等民族区域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对贫富、区域和城乡分化在民族区域所呈现的特殊的形态，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他解释，民族问题所以被形成今天这个状态，不是因为天生的“你是这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就必然要有冲突，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时期比较和谐有的时期会冲突。
中国西南的许多混居地区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也出现了像“3.14” 事件这样的危机。事实上，民族区域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危机与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国内的发展模式，还是全球化的过程——有关。
有一些问题是发展中所见的普遍问题，比如在经济发展当中传统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不是民族区域特有的现象。北京城市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就曾广受讨论。但是少数民族区域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相对脆弱的状态，与其他地区的状况又有所不同，它所面对的问题有其特殊性。
例如，由于文化、习惯和语言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机会差异，在少数民族区域也会转化为民族差异。就某一民族成员而言，也存在着分化，但不同民族在发展中的这些差异就有可能酿成民族矛盾。
换句话说，市场扩张过程涉及的是经济前提上的不平衡，但在民族区域这些问题有可能被转化为民族问题。汪晖因此认为，这也是检讨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发展主义问题的一个方面。
3.14事件爆发的时候，汪晖正在意大利，在中国以外看到这些事件的发展，又有不同的感触。
他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的争执已经跟西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了。无论是西方对大陆的反应，还是大陆网上对西方的反应，已转移向奥林匹克、中国的兴起这么一些问题了。
“西方社会到底怎么看待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到底怎么自我理解这个兴起，成了新的冲突的焦点。无可否认，在过去这些年到未来，不论有没有西藏、新疆问题，在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爆发另一个冲突。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冲突？如何重新建立相互理解？”
他因此把之前收集到的材料和自己的思路整理出来，开始撰文，并且从去年到今年数易其稿。
【汪晖简介】
被誉为新左派领袖的汪晖1984年获中国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
他在1991年与陈平原、王守常一同创办《学人》丛刊，并任《读书》杂志主编长达十年。主要著作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汪晖也将在10月9日下午2点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礼堂举行一场"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区域视角"的英语演讲，由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郭建文副教授担任主席。
星期四, 九月 24, 2009
【转载】龙与蟒：中国、巴西和美洲的势力平衡
（罗洛-霍达 Loro Horta，《联合早报》，2009-09-24）
审时度势
今年4月，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超过美国同巴西的贸易额4亿美元，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发展象征了该区域势力平衡的改变，对巴西这个美洲的主要国家别具意义。
中国和巴西于约20年前签定的战略伙伴协议，近年开始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两个大国间的贸易额在2007达到290亿美元，并在2008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30亿美元。和不断扩展的经济关系相辅相成的，还有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国防科技关系：
两国在非常敏感的领域如太空科技、航空和同军事相关的技术进行了合作。自1990年代初，两国已发射了三颗共同开发的人造卫星，目前也正联手制造一款中程商用飞机。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对这样的关系表示关心，声称巴西把敏感的人造卫星和遥感科技转移给中国，来换取中国在弹道导弹的技术。
对在天安门事件后受到西方军事制裁限制的中国，巴西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来源。巴西的武器出口远至东南亚，当马来西亚在2000年代初向巴西购置18部Astros多功能火箭发射器时，还引起了新加坡的关注。巴西不止是个主要的军事科技供应国，也是民用产品的供应商。它在2007年8月签订总值13亿美元的合同，售卖商用飞机给德国汉莎航空和日本航空，便清楚的说明这一点。
巴西国防部长裘宾今年5月宣布中国的战斗机机师将在巴西的航空母舰圣保罗号上受训，便是两国密切军事关系的一个例子。裘宾是在一名中国高级军官公开宣布中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建航空母舰后，作出上述宣布。考虑到很少国家拥有航空母舰，而且都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巴西的表态毫无疑问的证明了她作为中国军事科技来源的重要性。
能源合作：
能源领域已经快速成为两国合作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同中国签署了几个协议，兴建一个庞大的60亿美元管道的不同部分，以输送巴西不断增长的出口到中国的能源。今年5月，中国签署了为Petrobras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的合约，协助公司开拓新发现的图皮（Tupi）油田。
作为交换条件，巴西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为中国国有的中国石化每天供应20万桶的石油——大约是中国石油需求的7％。Petrobras据说也正把深水钻井技术转移给中国的国有公司，这是中国一直不是十分成功的领域。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和全世界的石油活动，大多数是在陆上或比较浅的水域。
在国际上，两国在贸易、农业津贴、环境和全球暖化等课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中国热心的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雄心。两国皆是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的成员，这个松散的崛起经济体组织的另外两个成员是俄罗斯和印度。
对地缘战略的冲击：
中国和巴西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影响远超出拉丁美洲。比如，在盛产石油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巴西和中国公司一直在石油和采矿方面合作。今年，安哥拉成为非洲的最大石油生产国。自2007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便有约15％来自安哥拉，使它成为中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在非洲，中国已经是安哥拉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去年达到490亿美元。巴西则是安哥拉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和巴西这两大巨人不断加强的伙伴关系，也可以对非洲的权力平衡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在南美洲的实力自2000年代初便快速增长。比如，中国目前是古巴和乌拉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哥斯达黎加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总的来说，中国目前是南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在美国之后。
中国和巴西关系的急速发展少过10年。然而，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在超过80年后，地位已经被中国取代。今年初，该地区的两个最大国家巴西和阿根延的央行宣布，它们正在同中国政府谈判，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不再使用美元，而改用自己本身的货币。这标志着中国在这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的中国—巴西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美洲势力平衡的明显改变。它显示，同以往的各大西洋联盟比较，发展中国家的联盟现在可以对国际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美国依然是主宰美洲的力量，但这个大陆已经不再是它独有的势力范围。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他是东帝汶公民，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毕业生。）
审时度势
今年4月，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超过美国同巴西的贸易额4亿美元，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发展象征了该区域势力平衡的改变，对巴西这个美洲的主要国家别具意义。
中国和巴西于约20年前签定的战略伙伴协议，近年开始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两个大国间的贸易额在2007达到290亿美元，并在2008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30亿美元。和不断扩展的经济关系相辅相成的，还有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国防科技关系：
两国在非常敏感的领域如太空科技、航空和同军事相关的技术进行了合作。自1990年代初，两国已发射了三颗共同开发的人造卫星，目前也正联手制造一款中程商用飞机。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对这样的关系表示关心，声称巴西把敏感的人造卫星和遥感科技转移给中国，来换取中国在弹道导弹的技术。
对在天安门事件后受到西方军事制裁限制的中国，巴西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来源。巴西的武器出口远至东南亚，当马来西亚在2000年代初向巴西购置18部Astros多功能火箭发射器时，还引起了新加坡的关注。巴西不止是个主要的军事科技供应国，也是民用产品的供应商。它在2007年8月签订总值13亿美元的合同，售卖商用飞机给德国汉莎航空和日本航空，便清楚的说明这一点。
巴西国防部长裘宾今年5月宣布中国的战斗机机师将在巴西的航空母舰圣保罗号上受训，便是两国密切军事关系的一个例子。裘宾是在一名中国高级军官公开宣布中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建航空母舰后，作出上述宣布。考虑到很少国家拥有航空母舰，而且都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巴西的表态毫无疑问的证明了她作为中国军事科技来源的重要性。
能源合作：
能源领域已经快速成为两国合作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同中国签署了几个协议，兴建一个庞大的60亿美元管道的不同部分，以输送巴西不断增长的出口到中国的能源。今年5月，中国签署了为Petrobras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的合约，协助公司开拓新发现的图皮（Tupi）油田。
作为交换条件，巴西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为中国国有的中国石化每天供应20万桶的石油——大约是中国石油需求的7％。Petrobras据说也正把深水钻井技术转移给中国的国有公司，这是中国一直不是十分成功的领域。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和全世界的石油活动，大多数是在陆上或比较浅的水域。
在国际上，两国在贸易、农业津贴、环境和全球暖化等课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中国热心的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雄心。两国皆是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的成员，这个松散的崛起经济体组织的另外两个成员是俄罗斯和印度。
对地缘战略的冲击：
中国和巴西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影响远超出拉丁美洲。比如，在盛产石油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巴西和中国公司一直在石油和采矿方面合作。今年，安哥拉成为非洲的最大石油生产国。自2007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便有约15％来自安哥拉，使它成为中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在非洲，中国已经是安哥拉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去年达到490亿美元。巴西则是安哥拉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和巴西这两大巨人不断加强的伙伴关系，也可以对非洲的权力平衡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在南美洲的实力自2000年代初便快速增长。比如，中国目前是古巴和乌拉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哥斯达黎加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总的来说，中国目前是南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在美国之后。
中国和巴西关系的急速发展少过10年。然而，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在超过80年后，地位已经被中国取代。今年初，该地区的两个最大国家巴西和阿根延的央行宣布，它们正在同中国政府谈判，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不再使用美元，而改用自己本身的货币。这标志着中国在这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的中国—巴西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美洲势力平衡的明显改变。它显示，同以往的各大西洋联盟比较，发展中国家的联盟现在可以对国际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美国依然是主宰美洲的力量，但这个大陆已经不再是它独有的势力范围。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他是东帝汶公民，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毕业生。）
【转载】大国衰落的阵痛——奥巴马面对新世纪“愤怒的葡萄”
（于时语，《联合早报》，2009-09-24）
奥巴马在国会遭到白人议员大喝“你撒谎”之后两天，华盛顿出现大规模的反奥巴马游行。除了奉赠“法西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等大帽子，示威者甚至将奥巴马比作希特勒、斯大林和屠杀了数百万生灵的红色高棉魔头波尔布特（波博）。《纽约时报》报道示威者“绝大多数是白人”。这一系列事件促使卡特前总统出面指责当前右翼的反奥巴马浪潮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因素。
但是，奥巴马的支持率从年初的70%以上，跌到不足半数，尤其是无党派独立人士的支持剧降，难以全部归罪于白人种族主义，而带有相当的时代因素——美国大宗人口面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降级”，而且这不是当前经济衰退中的短期现象，却是大批中产阶级“美国梦”破灭的长远前景。
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0日公布了最新报告。从2007年到2008年，除了贫困人口比例出现近年来最显著增长，美国一般家庭收入中位数下滑了3.6%。
美国“中产阶级挤压”
路透社9月21日报道：在失业率和失业人口达到近几十年来高峰的同时，美国房屋按揭的拖欠违约率8月创造了7.58%的历史纪录，也就是每100户房主中，又有近8户已经或即将丧失自己的住房。
《经济学家》周刊引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专家说：经济衰退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数百万新增贫民人口，而是中产阶级遭到的“巨大打击”。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博纳（John Boehner）早些时候对美国ABC电视网说，美国人抗议的动因是“他们对未来怕的要死；他们子女和孙辈的美国梦眼看成为明日黄花。”
尽管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宣布这一轮经济衰退即将结束，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严重的就业困难将会持续多年。更重要的是《华盛顿邮报》评论：对于大批美国工人来说，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29美元时薪的岗位已经一去不返。
当然，这是笔者数度评论过的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中产阶级挤压”，特别是大批高薪蓝领职位的消失。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曾经乐观地预测这些“劳力者”职位会被高技能的“劳心者”职位取代。但是格林斯潘却忽略了《纽约时报》多次强调的另一社会趋势：下一代美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将会首次低于他们的父辈。
时下右翼抗议浪潮的主体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下层白人，绝非偶然。在美国梦破灭、被迫由奢入俭的社会地位下降痛苦中，正如《纽约时报》指出，他们难以自责，而急于寻找替罪羊。黑人总统奥巴马和他的精英主义班子，成为这一沉沦阶层的自然目标。
新版“愤怒的葡萄”
美国下层白人的沉沦和日益带有暴力色彩的政治抗议，令人想起美国作家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这里葡萄作“果实”解）。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家的成名作，生动描绘了上一世纪大萧条中美国劳工阶级的沉沦、无望和暴力。
美国当前经济衰退，已经被比拟为上一世纪的大萧条。《华盛顿邮报》近日将反奥巴马浪潮的真实社会原因归纳为下层白人感受到的“剥夺、恐惧和愤怒”，与《愤怒的葡萄》的主题何其相似。
《纽约时报》分析反奥巴马浪潮与反精英主义相辅相成，蕴含了右翼草根对华尔街金融银行业的痛恨。新近指责奥巴马“仇视白人”的Fox卫视网主播Glenn Beck，特地为观众描绘了奥巴马财政部与高盛银行集团的密切人事关系，是个明证。这与《愤怒的葡萄》把当时东北部财团控制的美国银行形容为掠夺劳工财产的“怪物”，如出一辙。
大萧条之后的美国经济复苏，二战爆发是个关键因素。但是不能否认其他的原因，特别是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远远领先于不发达国家，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改革得以迅速改善美国劳工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今天从纵的对比，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开始下降；从横的对比，相对于中国和印度，美国劳工也不再具有明显的教育优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充分表明美国无法重复靠二战解救经济的老路。奥巴马渲染一时的内政改革宏图，眼看难以逆转美国蓝领中产阶级的下滑趋势，反而面对下层白人因失望绝望而触发的新版“愤怒的葡萄”。
除了国内知识精英和少数民族，美国白人“愤怒的葡萄”的怪罪对象也指向海外。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征税，显示白宫会不惜以“枪口对外”来缓解这一浪潮。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奥巴马在国会遭到白人议员大喝“你撒谎”之后两天，华盛顿出现大规模的反奥巴马游行。除了奉赠“法西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等大帽子，示威者甚至将奥巴马比作希特勒、斯大林和屠杀了数百万生灵的红色高棉魔头波尔布特（波博）。《纽约时报》报道示威者“绝大多数是白人”。这一系列事件促使卡特前总统出面指责当前右翼的反奥巴马浪潮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因素。
但是，奥巴马的支持率从年初的70%以上，跌到不足半数，尤其是无党派独立人士的支持剧降，难以全部归罪于白人种族主义，而带有相当的时代因素——美国大宗人口面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降级”，而且这不是当前经济衰退中的短期现象，却是大批中产阶级“美国梦”破灭的长远前景。
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0日公布了最新报告。从2007年到2008年，除了贫困人口比例出现近年来最显著增长，美国一般家庭收入中位数下滑了3.6%。
美国“中产阶级挤压”
路透社9月21日报道：在失业率和失业人口达到近几十年来高峰的同时，美国房屋按揭的拖欠违约率8月创造了7.58%的历史纪录，也就是每100户房主中，又有近8户已经或即将丧失自己的住房。
《经济学家》周刊引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专家说：经济衰退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数百万新增贫民人口，而是中产阶级遭到的“巨大打击”。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博纳（John Boehner）早些时候对美国ABC电视网说，美国人抗议的动因是“他们对未来怕的要死；他们子女和孙辈的美国梦眼看成为明日黄花。”
尽管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宣布这一轮经济衰退即将结束，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严重的就业困难将会持续多年。更重要的是《华盛顿邮报》评论：对于大批美国工人来说，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29美元时薪的岗位已经一去不返。
当然，这是笔者数度评论过的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中产阶级挤压”，特别是大批高薪蓝领职位的消失。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曾经乐观地预测这些“劳力者”职位会被高技能的“劳心者”职位取代。但是格林斯潘却忽略了《纽约时报》多次强调的另一社会趋势：下一代美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将会首次低于他们的父辈。
时下右翼抗议浪潮的主体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下层白人，绝非偶然。在美国梦破灭、被迫由奢入俭的社会地位下降痛苦中，正如《纽约时报》指出，他们难以自责，而急于寻找替罪羊。黑人总统奥巴马和他的精英主义班子，成为这一沉沦阶层的自然目标。
新版“愤怒的葡萄”
美国下层白人的沉沦和日益带有暴力色彩的政治抗议，令人想起美国作家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这里葡萄作“果实”解）。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家的成名作，生动描绘了上一世纪大萧条中美国劳工阶级的沉沦、无望和暴力。
美国当前经济衰退，已经被比拟为上一世纪的大萧条。《华盛顿邮报》近日将反奥巴马浪潮的真实社会原因归纳为下层白人感受到的“剥夺、恐惧和愤怒”，与《愤怒的葡萄》的主题何其相似。
《纽约时报》分析反奥巴马浪潮与反精英主义相辅相成，蕴含了右翼草根对华尔街金融银行业的痛恨。新近指责奥巴马“仇视白人”的Fox卫视网主播Glenn Beck，特地为观众描绘了奥巴马财政部与高盛银行集团的密切人事关系，是个明证。这与《愤怒的葡萄》把当时东北部财团控制的美国银行形容为掠夺劳工财产的“怪物”，如出一辙。
大萧条之后的美国经济复苏，二战爆发是个关键因素。但是不能否认其他的原因，特别是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远远领先于不发达国家，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改革得以迅速改善美国劳工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今天从纵的对比，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开始下降；从横的对比，相对于中国和印度，美国劳工也不再具有明显的教育优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充分表明美国无法重复靠二战解救经济的老路。奥巴马渲染一时的内政改革宏图，眼看难以逆转美国蓝领中产阶级的下滑趋势，反而面对下层白人因失望绝望而触发的新版“愤怒的葡萄”。
除了国内知识精英和少数民族，美国白人“愤怒的葡萄”的怪罪对象也指向海外。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征税，显示白宫会不惜以“枪口对外”来缓解这一浪潮。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星期二, 九月 22, 2009
【转载】大国崛起 伴随战争掠夺 中国不用武力 和平崛起成特色
（高健康，《联合晚报》，22/09/2009）
过去300年，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也离不开掠夺与侵占，只有中国的崛起是仅有的例外。
香港名嘴，也是著名政治评论家张立指出，英国通过对殖民地的侵略以及全球性的掠夺而崛起；德国和日本，一出现崛起的势头，就急着对外扩张。德国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则侵略亚洲多国，中国首当其冲，饱受摧残；美国是靠二次世界大战起家，目前在全球有300多个军事基地，也是靠武力维持帝国及美元的地位。
张立说：“大国崛起，没有不与战争和掠夺连在一起的，这是过往历史的例证，唯有中国是提倡和平崛起。迄今为止，中国这30 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中国人民辛劳的成果，没有用武力夺来一分一毫。”
他认为，中国的崛起现在虽是“起势”，但由于人口多、气势猛，犹如钱塘江大潮般汹涌澎湃。
他说：“21世纪，中国崛起将是贯串百年大业的主轴，而‘和平’是中国崛起的特色。”
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崛起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张立指出，中国的崛起已对日本、南韩和海峡两岸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牵引。
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和老挝，正在步中国后尘，未来缅甸和北韩也会效法中国。
他说：“其实在过去10年，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已在出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中心舞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
在全球衰退下，中国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美国有人因此提出“两国集团”（G2），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全球事务，但遭到北京反对。
张立指出，近期亚洲也出现另一些呼声，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韩国主张“东亚联合”，还有人认为未来的“两国集团”不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国和东亚”。“亚洲队”（Team Asia ）的说法也在扩散。
张立对佛学有精深研究
除了对时政深富洞察力，张立也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人称“ 隐于市的大乘佛子”。
佛道是张立处世立言之根，当年他在亚洲电视台主持《张立平常谈》，开篇镜头便以《六祖坛经》为背景，颇含深意。他的文章和言论也不时引述六祖智慧，正是多年悟道的自然流露。
张立已受邀在10月10日来本地参加“中国崛起与亚太关系”的专题讲座，并与国人分享他对中国崛起和亚太新局势的见解。他透露，在讲座上也可能兼谈佛学，把它运用到对时局的分析。
【张立简介】
早年在《中报》当记者，后转到《信报》和《星岛日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生活阅历、独特的观察能力，使他在新闻界名声鹊起。
1986年下海经商，隔年的香港金融风暴使所有积蓄化为乌有，还欠下巨债。
记者生涯锻炼了张立的健笔，商海沉浮造就了他的悟性。1990 年，他在《信报》开辟专栏《商心国是》，1999年在香港亚视主持自己的清谈节目《张立平常谈》，如今已是出版了数十种书的畅销作家。
张立的《商心国是》专栏也在本报长期转载，深受读者喜爱。
过去300年，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也离不开掠夺与侵占，只有中国的崛起是仅有的例外。
香港名嘴，也是著名政治评论家张立指出，英国通过对殖民地的侵略以及全球性的掠夺而崛起；德国和日本，一出现崛起的势头，就急着对外扩张。德国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则侵略亚洲多国，中国首当其冲，饱受摧残；美国是靠二次世界大战起家，目前在全球有300多个军事基地，也是靠武力维持帝国及美元的地位。
张立说：“大国崛起，没有不与战争和掠夺连在一起的，这是过往历史的例证，唯有中国是提倡和平崛起。迄今为止，中国这30 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中国人民辛劳的成果，没有用武力夺来一分一毫。”
他认为，中国的崛起现在虽是“起势”，但由于人口多、气势猛，犹如钱塘江大潮般汹涌澎湃。
他说：“21世纪，中国崛起将是贯串百年大业的主轴，而‘和平’是中国崛起的特色。”
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崛起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张立指出，中国的崛起已对日本、南韩和海峡两岸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牵引。
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和老挝，正在步中国后尘，未来缅甸和北韩也会效法中国。
他说：“其实在过去10年，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已在出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中心舞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
在全球衰退下，中国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美国有人因此提出“两国集团”（G2），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全球事务，但遭到北京反对。
张立指出，近期亚洲也出现另一些呼声，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韩国主张“东亚联合”，还有人认为未来的“两国集团”不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国和东亚”。“亚洲队”（Team Asia ）的说法也在扩散。
张立对佛学有精深研究
除了对时政深富洞察力，张立也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人称“ 隐于市的大乘佛子”。
佛道是张立处世立言之根，当年他在亚洲电视台主持《张立平常谈》，开篇镜头便以《六祖坛经》为背景，颇含深意。他的文章和言论也不时引述六祖智慧，正是多年悟道的自然流露。
张立已受邀在10月10日来本地参加“中国崛起与亚太关系”的专题讲座，并与国人分享他对中国崛起和亚太新局势的见解。他透露，在讲座上也可能兼谈佛学，把它运用到对时局的分析。
【张立简介】
早年在《中报》当记者，后转到《信报》和《星岛日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生活阅历、独特的观察能力，使他在新闻界名声鹊起。
1986年下海经商，隔年的香港金融风暴使所有积蓄化为乌有，还欠下巨债。
记者生涯锻炼了张立的健笔，商海沉浮造就了他的悟性。1990 年，他在《信报》开辟专栏《商心国是》，1999年在香港亚视主持自己的清谈节目《张立平常谈》，如今已是出版了数十种书的畅销作家。
张立的《商心国是》专栏也在本报长期转载，深受读者喜爱。
星期五, 九月 18, 2009
【转载】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六十年
（杜平，《联合早报》，2009-09-18）
世界变化的速度和深度，往往令人难以想象。即便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也无法把握历史演变的方向。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预见不到今日中国之国际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它不但没有埋葬“垂死的”资本主义，反而与之“风雨同舟”。
用历史的视角看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与外部世界的六十年交往，在根本上就是洗雪国家耻辱、恢复民族自信，从世界舞台的黑暗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历程。
从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前五十年，在这百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列强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和任其宰割的猎物。中国人开始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在1949年国家权力重归一统之后。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积贫积弱、内乱不止，但国家意志的重归一体、民族意识的重新凝聚，使得中国在极不友善、乃至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得以站稳脚跟，继而使所有新老强国再也不敢轻蔑待之。
遇强则强，大国地位奠定
在此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战略较量，是它重返世界舞台的起点。
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介入境外战争，特别是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它不只是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重新对传统的势力范围进行力量辐射。
朝鲜半岛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所带来的回报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上，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发誓再也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从此之后，苏联也对中国产生忌惮之心。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不可战胜”信念的塑造
中国自古以来就视自己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它也深知，和平与战争有时候是矛盾的统一。在迫不得已和无可回避的形势下，中国不惧怕战争，甚至敢于发动战争。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和任人蹂躏的历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不仅如此，在当代世界，除了少数几个没有可比性的事例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并且只赢不输的国家。
回溯过去六十年，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程中，每一场或大或小的陆地战争，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发生边境战争，此后近五十年里，两国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1979年，中国和越南爆发边境战争，不仅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而且更打破了苏联试图从南部包抄中国的战略。
重现这段历史的目的，绝非是要歌颂和鼓吹战争，而在于说明中国新政权成立之后，其国际影响力何以由弱变强。
历史是由各种重要的事件拼凑而成。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串成一体。它们不仅凝聚了全民意志，加固了人民之间的纽带，而且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格，甚至还树立了“中国不可战胜”的信念。外部世界若要深度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感受，就不能忽略这些历史事件。
在经济秩序中后来居上
与此前几十年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又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另一种姿态。在斗争中扩大国际空间、在对抗中提升国际地位的模式，逐渐被和平竞争与互利合作所取代。从当年的革命外交到现在的务实外交，从当年的国际主义到现在的国家主义，从当年的意识形态至上到现在的利益优先，所有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依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国家的强盛。
关于中国当前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各种论述早已是汗牛充栋。2008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认为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只是33％。这表明，无论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现状，人们都已经把它置于自己视野中的重要位置。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富裕，与老牌工业国相比甚至还显得比较贫穷。但它何以与其他富国一起，站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中心？
有一个事实，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两年前，即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还是首次出现。假若再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各国经济形势，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只是初次跻身于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其后来居上的前景已经没有太多疑问。
是权宜之计，还是终极选择？
然而，置身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又将如何看待世界？在回望来时之路的时候，中国对未来之路是否已经心中有数？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已经从现有的秩序中获得了很多机遇，将来依然需要利用这一秩序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在体制和文化上是一个“异类”。栖身于西方制定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中国难免会感到不甚自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遵循或屈从于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中国究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还是要坚持到底的终极选择？
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曾经一直享受着“中央帝国”的滋味，傲视全球，惟我独尊。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出人头地，不甘平庸，不甘于让自己的命运长期维系于“非我”文明之上。
可是，中国何时才能从自身文明中，淬炼和重造出一套领导世界潮流、规范世界事务的智慧？只有当那个时候到来，中国才算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世界变化的速度和深度，往往令人难以想象。即便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也无法把握历史演变的方向。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预见不到今日中国之国际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它不但没有埋葬“垂死的”资本主义，反而与之“风雨同舟”。
用历史的视角看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与外部世界的六十年交往，在根本上就是洗雪国家耻辱、恢复民族自信，从世界舞台的黑暗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历程。
从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前五十年，在这百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列强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和任其宰割的猎物。中国人开始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在1949年国家权力重归一统之后。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积贫积弱、内乱不止，但国家意志的重归一体、民族意识的重新凝聚，使得中国在极不友善、乃至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得以站稳脚跟，继而使所有新老强国再也不敢轻蔑待之。
遇强则强，大国地位奠定
在此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战略较量，是它重返世界舞台的起点。
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介入境外战争，特别是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它不只是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重新对传统的势力范围进行力量辐射。
朝鲜半岛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所带来的回报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上，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发誓再也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从此之后，苏联也对中国产生忌惮之心。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不可战胜”信念的塑造
中国自古以来就视自己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它也深知，和平与战争有时候是矛盾的统一。在迫不得已和无可回避的形势下，中国不惧怕战争，甚至敢于发动战争。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和任人蹂躏的历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不仅如此，在当代世界，除了少数几个没有可比性的事例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并且只赢不输的国家。
回溯过去六十年，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程中，每一场或大或小的陆地战争，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发生边境战争，此后近五十年里，两国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1979年，中国和越南爆发边境战争，不仅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而且更打破了苏联试图从南部包抄中国的战略。
重现这段历史的目的，绝非是要歌颂和鼓吹战争，而在于说明中国新政权成立之后，其国际影响力何以由弱变强。
历史是由各种重要的事件拼凑而成。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串成一体。它们不仅凝聚了全民意志，加固了人民之间的纽带，而且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格，甚至还树立了“中国不可战胜”的信念。外部世界若要深度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感受，就不能忽略这些历史事件。
在经济秩序中后来居上
与此前几十年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又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另一种姿态。在斗争中扩大国际空间、在对抗中提升国际地位的模式，逐渐被和平竞争与互利合作所取代。从当年的革命外交到现在的务实外交，从当年的国际主义到现在的国家主义，从当年的意识形态至上到现在的利益优先，所有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依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国家的强盛。
关于中国当前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各种论述早已是汗牛充栋。2008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认为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只是33％。这表明，无论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现状，人们都已经把它置于自己视野中的重要位置。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富裕，与老牌工业国相比甚至还显得比较贫穷。但它何以与其他富国一起，站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中心？
有一个事实，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两年前，即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还是首次出现。假若再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各国经济形势，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只是初次跻身于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其后来居上的前景已经没有太多疑问。
是权宜之计，还是终极选择？
然而，置身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又将如何看待世界？在回望来时之路的时候，中国对未来之路是否已经心中有数？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已经从现有的秩序中获得了很多机遇，将来依然需要利用这一秩序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在体制和文化上是一个“异类”。栖身于西方制定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中国难免会感到不甚自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遵循或屈从于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中国究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还是要坚持到底的终极选择？
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曾经一直享受着“中央帝国”的滋味，傲视全球，惟我独尊。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出人头地，不甘平庸，不甘于让自己的命运长期维系于“非我”文明之上。
可是，中国何时才能从自身文明中，淬炼和重造出一套领导世界潮流、规范世界事务的智慧？只有当那个时候到来，中国才算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星期三, 九月 16, 2009
【转载】中国的崛起及其外交和战略压力
（郑永年，《联合早报》，2009-09-16）
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只是他们要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地步。不过，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着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上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澳洲）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西移。
日本一直是亚洲的最大经济体，其战略也一直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这里尽管与其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有关，但即使没有这种同盟关系，中国也是其战略核心。日本这些年的内部的军事提升与发展和外部的战略安排都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象。在这个构架内，日本的战略必然“向西看”和“向西南（东南亚）看”。
亚洲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这些年来也加速了其“向东看”政策的力度。这里不仅具有经济原因，更具有战略因素，即印度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中国。甚至在不久前对自己的亚洲定为并不明确的澳大利亚也在今年提出了“向北看”的政策，其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中国是其潜在的敌人。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其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上升
但问题还远未至此结束。中国的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也正在迅速上升。那里，除了藏独和疆独运动之外，恐怖主义更是威胁着中国的内部安全。实际上，正是因为西部的战略形势牵涉到内部安全问题，中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和战略资源。这个形势有效地制约和牵制着中国的海洋战略。
南海问题对中国的海洋外交更是具有直接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崛起，一些和中国有领海主权纠纷的国家感到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加紧了他们各自的或者共同的战略调整。领土和领海的纠纷本来多属于双边关系，但这些国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把双边关系转变成为区域关系和多边主义，甚至国际化，使得双边可能的纠纷不仅涉及到国际组织，而且是“邀请”其他大国的卷入。这些年来，中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领土纠纷方面和有关国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领土和领海方面，双边性的谈判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存在着诸多历史因素，一旦涉及到领土和领海问题，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变得激进化，二是因为上面所说，一些国家并不严肃看待中国的提议，甚至是在中国看来具有“让步性”的提议，而是转而寻求应付中国的方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恪守其“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战略，这方面很成功。不管怎么样，中国拥有了这么多年的和平国际环境。然而，中国对崛起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外在压力似乎没有做好任何心理的和战略上的准备。无论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回避策略”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这种策略不仅经常使得自身陷入被动，更是被外界质疑中国实际外交和国际责任能力。
开放状态下的崛起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有效转化成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都成功地把经济优势转变成为政治和战略优势。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方面和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为经济服务”有关，另一方面和区域开放主义有关。在区域开放主义条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以，尽管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但这种经济优势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很多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成果的同时能够向中国制造和施加战略压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怎么办？中国正面临从前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那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在找到这种方法之前，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或者说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大国。形势发展到今天，“怎么办？”的问题正考验着崛起中的中国。
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只是他们要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地步。不过，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着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上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澳洲）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西移。
日本一直是亚洲的最大经济体，其战略也一直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这里尽管与其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有关，但即使没有这种同盟关系，中国也是其战略核心。日本这些年的内部的军事提升与发展和外部的战略安排都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象。在这个构架内，日本的战略必然“向西看”和“向西南（东南亚）看”。
亚洲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这些年来也加速了其“向东看”政策的力度。这里不仅具有经济原因，更具有战略因素，即印度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中国。甚至在不久前对自己的亚洲定为并不明确的澳大利亚也在今年提出了“向北看”的政策，其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中国是其潜在的敌人。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其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上升
但问题还远未至此结束。中国的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也正在迅速上升。那里，除了藏独和疆独运动之外，恐怖主义更是威胁着中国的内部安全。实际上，正是因为西部的战略形势牵涉到内部安全问题，中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和战略资源。这个形势有效地制约和牵制着中国的海洋战略。
南海问题对中国的海洋外交更是具有直接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崛起，一些和中国有领海主权纠纷的国家感到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加紧了他们各自的或者共同的战略调整。领土和领海的纠纷本来多属于双边关系，但这些国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把双边关系转变成为区域关系和多边主义，甚至国际化，使得双边可能的纠纷不仅涉及到国际组织，而且是“邀请”其他大国的卷入。这些年来，中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领土纠纷方面和有关国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领土和领海方面，双边性的谈判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存在着诸多历史因素，一旦涉及到领土和领海问题，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变得激进化，二是因为上面所说，一些国家并不严肃看待中国的提议，甚至是在中国看来具有“让步性”的提议，而是转而寻求应付中国的方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恪守其“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战略，这方面很成功。不管怎么样，中国拥有了这么多年的和平国际环境。然而，中国对崛起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外在压力似乎没有做好任何心理的和战略上的准备。无论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回避策略”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这种策略不仅经常使得自身陷入被动，更是被外界质疑中国实际外交和国际责任能力。
开放状态下的崛起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有效转化成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都成功地把经济优势转变成为政治和战略优势。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方面和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为经济服务”有关，另一方面和区域开放主义有关。在区域开放主义条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以，尽管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但这种经济优势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很多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成果的同时能够向中国制造和施加战略压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怎么办？中国正面临从前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那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在找到这种方法之前，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或者说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大国。形势发展到今天，“怎么办？”的问题正考验着崛起中的中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星期二, 九月 08, 2009
【转载】Our One-Party Democracy 我们的一党民主
(By THOMAS L. FRIEDMAN, Published: September 8, 2009,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Watching both the health care and climate/energy debates in Congress, it is hard not to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worse than one-party autocracy, and that is one-party democracy, which is what we have in America today.
One-party autocracy certainly has its drawbacks. But when it is led by a reasonably enlightened group of people, as China is today, it can also have great advantages. That one party can just impose the politically difficult but critically important policies needed to move a society forward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not an accident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overtaking us in electric cars, solar power, energy efficiency, batteries, nuclear power and wind power. China’s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in a world of exploding populations and rising emerging-market middle classes, demand for clean power and energy efficiency is going to soar. Beijing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it owns that industry and is ordering the policies to do that, including boosting gasoline prices, from the top down.
Our one-party democracy is worse. The fact is, on both the energy/climate legislation and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only the Democrats are really playing. With a few notable exceptions,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standing, arms folded and saying “no.” Many of them just want President Obama to fail. Such a waste. Mr. Obama is not a socialist; he’s a centrist. But if he’s forced to depend entirely on his own party to pass legislation, he will be whipsawed by its different factions.
Look at the climate/energy bill that came out of the House. Its sponsors had to work twice as hard to produce this breakthrough cap-and-trade legislation. Why? Because with basically no G.O.P. representatives willing to vote for any price on carbon that would stimulate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the sponsors had to rely entirely on Democrats — and that meant paying off coal-state and agriculture Democrats with pork. Thank goodness, it is still a bill worth passing. But it c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 and can be in the Senate. Just give me 8 to 10 Republicans ready to impose some price on carbon, and they can be leveraged against Democrats who want to water down the bill.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and take our jobs on clean energy — an industry that we largely invented — and they are going to do it with a managed economy we don’t have and don’t want,” said Joe Romm, who writes the blog, climateprogress.org.
The only way for us to match them is by legislating a rising carbon price along with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standards that will stimulate massive private investment in clean-tech. Hard to do with a one-party democracy.
The same is true on health care. “The centr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Obama seeks to extend coverage and restrain costs is via new ‘exchanges,’ insurance clearinghouses, modeled on the plan Mitt Romney enacted when he was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noted Matt Miller, a former Clinton budget official and author of “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 “The idea is to let individuals access group coverage from private insurers, with subsidies for low earners.”
And it i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will seek to fund those subsidies, at least in part, with the idea John McCain ran on — by reducing the tax exemption for employer-provided health care. Can the Republicans even say yes to their own ideas, if they are absorbed by Obama? Without Obama being able to leverage some Republican votes, it i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get a good plan to cover all Americans with health care.
“Just because Obama is on a path to give America the Romney health plan with McCain-style financing, does not mean the Republicans will embrace it — if it seems politically more attractive to scream ‘socialist,’ ” said Miller.
The G.O.P. used to be the party of business. Well, to compete and win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 one needs the burden of health insurance shifted from business to government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immigration reform — so the world’s best brainpower can come here without restrictions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a push for clean-tech — the world’s next great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Yet the G.O.P. today resists national health car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wants to just drill, baby, drill.
“Globalization has neutered the Republican Party, leaving it to represent not the have-nots of the recession but the have-nots of globalized America,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either in reality or in their fears,” said Edward Goldberg, a global trade consultant who teaches at Baruch College. “The need to compete in a globalized world has forced the meritocracy,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manager, the eastern financier and the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to reconsider w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to offer. In principle, they have left the party, leaving behind not a pragmatic coalition but a group of ideological naysayers.”
看着国会里面关于卫生保健和气候、能源的辩论，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只有一种东西比一党独裁更糟，就是我们今天美国存在着的——一党民主。
一党独裁当然有它的弊端，但当一些比较开明、进步的人领导的时候，就像今日的中国中国这样，它还是有很大的优点的。那样的一党可以强迫实行政治上非常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来推动21世纪的社会前进。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节能、电池、核能和风能等方面注定赶上我们并不是偶然。中国的领导人明白在一个人口爆炸和随着市场发展而日益凸显的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对于清洁能源和节能的需求将会上升。北京想要保证他拥有那些工业并制定政策致力于此，包括自上而下地调高油价。
我们的一党民主更糟。事实是，无论是能源、气候的立法还是卫生保健的立法，只有民主党人真正在起作用。共和党，除了有数的几个例外，只是站在那里,插着手说不。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想让奥巴马总统失败。这真是胡扯。奥巴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中间派。但如果他被迫依赖他自己的党派来通过法令，他将会被党内的内讧所撕碎。
看看国会通过的气候能源法案吧。它的发起者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来达到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法令这个突破口。为什么？因为由于基本上没有共和党代表愿为刺激对清洁能源和节能的投资的碳减排而投票，发起者们不得不完全依赖民主党人，而那意味着容忍煤炭州和农业州的民主党人向法案中注水。谢天谢地，这个法案还是一个值得通过的法案。但它本可以更好的，在参议院也可以通过。只要有8到10个参议员，他们就可以同那些想向法案中注水的民主党人抗衡了。
“在我们已经做了巨大投资的清洁能源领域里，中国挤占我们的市场并抢走我们的工作岗位，而且他们是在一个我们没有也不想要的严格监控下的经济中实现这一点的"，Joe Romm在climateprogress.org.中的博客中写道。
我们唯一能够与他们抗争的办法就是通过一项将碳排放价格和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可持续的标准结合起来的法令，来刺激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大量私人投资。这对于一党民主来说是难以完成的。
而这同样适用于卫生保健。奥巴马试图扩展保险范围和限制花费的中心机制是通过新“交易所”，保险票据交换所来实现的，这种机制是仿照Mitt Romney在做麻省州长时颁布的方案为模板的。前克林顿政府的预算官员，《陈腐思想的暴政》一书的作者Matt Miller说，“它的想法是让个人参与私营保险公司的集体保险，并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
总统很有可能为这些补贴提供资金，至少部分程度上会按照麦凯恩的想法，通过减少雇主提供的卫生保健的减税范围。如果共和党人被奥巴马的想法所吸引，那他们还会对自己的想法投赞成票吗？没有奥巴马来平衡一些共和党人的投票，通过一项覆盖全美的卫生保健计划将非常困难。
“仅仅因为奥巴马想用麦凯恩的财政方案给美国一个Romney的健康计划，共和党人不会拥护它的——如果在政治上它更适合被人称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话。”Miller说道。
共和党曾经是一个商业政党。然而，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竞争并取得胜利，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需要把医疗保险的重担从商业负担转移给国家来承担。没有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移民制度改革——这样世界人才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进入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这个世界下一个全球制造业向前。然而共和党仍然地址全国医疗制度改革，移民制度改革，他们就像婴儿一样，只知道索取，索取。
全球化阉割了共和党，使它不再代表经济衰退中的穷人，而是代表全球化的美国穷人，那些被现实或者他们的恐惧甩在后面的人们，Baruch College的全球贸易贸易顾问，Edward Goldberg说道。”在全球化世界竞争的需要迫使精英领导体制、跨国公司经理、亚洲金融家和技术实业家重新考虑共和党能提供什么。原则上讲，他们已经退党，留下的不是实用主义着的联合，而是一群只会说不的意识形态的怀疑论者。
（水是眼波横 翻译）
Watching both the health care and climate/energy debates in Congress, it is hard not to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worse than one-party autocracy, and that is one-party democracy, which is what we have in America today.
One-party autocracy certainly has its drawbacks. But when it is led by a reasonably enlightened group of people, as China is today, it can also have great advantages. That one party can just impose the politically difficult but critically important policies needed to move a society forward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not an accident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overtaking us in electric cars, solar power, energy efficiency, batteries, nuclear power and wind power. China’s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in a world of exploding populations and rising emerging-market middle classes, demand for clean power and energy efficiency is going to soar. Beijing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it owns that industry and is ordering the policies to do that, including boosting gasoline prices, from the top down.
Our one-party democracy is worse. The fact is, on both the energy/climate legislation and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only the Democrats are really playing. With a few notable exceptions,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standing, arms folded and saying “no.” Many of them just want President Obama to fail. Such a waste. Mr. Obama is not a socialist; he’s a centrist. But if he’s forced to depend entirely on his own party to pass legislation, he will be whipsawed by its different factions.
Look at the climate/energy bill that came out of the House. Its sponsors had to work twice as hard to produce this breakthrough cap-and-trade legislation. Why? Because with basically no G.O.P. representatives willing to vote for any price on carbon that would stimulate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the sponsors had to rely entirely on Democrats — and that meant paying off coal-state and agriculture Democrats with pork. Thank goodness, it is still a bill worth passing. But it c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 and can be in the Senate. Just give me 8 to 10 Republicans ready to impose some price on carbon, and they can be leveraged against Democrats who want to water down the bill.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and take our jobs on clean energy — an industry that we largely invented — and they are going to do it with a managed economy we don’t have and don’t want,” said Joe Romm, who writes the blog, climateprogress.org.
The only way for us to match them is by legislating a rising carbon price along with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standards that will stimulate massive private investment in clean-tech. Hard to do with a one-party democracy.
The same is true on health care. “The centr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Obama seeks to extend coverage and restrain costs is via new ‘exchanges,’ insurance clearinghouses, modeled on the plan Mitt Romney enacted when he was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noted Matt Miller, a former Clinton budget official and author of “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 “The idea is to let individuals access group coverage from private insurers, with subsidies for low earners.”
And it i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will seek to fund those subsidies, at least in part, with the idea John McCain ran on — by reducing the tax exemption for employer-provided health care. Can the Republicans even say yes to their own ideas, if they are absorbed by Obama? Without Obama being able to leverage some Republican votes, it i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get a good plan to cover all Americans with health care.
“Just because Obama is on a path to give America the Romney health plan with McCain-style financing, does not mean the Republicans will embrace it — if it seems politically more attractive to scream ‘socialist,’ ” said Miller.
The G.O.P. used to be the party of business. Well, to compete and win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 one needs the burden of health insurance shifted from business to government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immigration reform — so the world’s best brainpower can come here without restrictions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a push for clean-tech — the world’s next great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Yet the G.O.P. today resists national health car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wants to just drill, baby, drill.
“Globalization has neutered the Republican Party, leaving it to represent not the have-nots of the recession but the have-nots of globalized America,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either in reality or in their fears,” said Edward Goldberg, a global trade consultant who teaches at Baruch College. “The need to compete in a globalized world has forced the meritocracy,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manager, the eastern financier and the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to reconsider w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to offer. In principle, they have left the party, leaving behind not a pragmatic coalition but a group of ideological naysayers.”
看着国会里面关于卫生保健和气候、能源的辩论，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只有一种东西比一党独裁更糟，就是我们今天美国存在着的——一党民主。
一党独裁当然有它的弊端，但当一些比较开明、进步的人领导的时候，就像今日的中国中国这样，它还是有很大的优点的。那样的一党可以强迫实行政治上非常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来推动21世纪的社会前进。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节能、电池、核能和风能等方面注定赶上我们并不是偶然。中国的领导人明白在一个人口爆炸和随着市场发展而日益凸显的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对于清洁能源和节能的需求将会上升。北京想要保证他拥有那些工业并制定政策致力于此，包括自上而下地调高油价。
我们的一党民主更糟。事实是，无论是能源、气候的立法还是卫生保健的立法，只有民主党人真正在起作用。共和党，除了有数的几个例外，只是站在那里,插着手说不。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想让奥巴马总统失败。这真是胡扯。奥巴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中间派。但如果他被迫依赖他自己的党派来通过法令，他将会被党内的内讧所撕碎。
看看国会通过的气候能源法案吧。它的发起者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来达到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法令这个突破口。为什么？因为由于基本上没有共和党代表愿为刺激对清洁能源和节能的投资的碳减排而投票，发起者们不得不完全依赖民主党人，而那意味着容忍煤炭州和农业州的民主党人向法案中注水。谢天谢地，这个法案还是一个值得通过的法案。但它本可以更好的，在参议院也可以通过。只要有8到10个参议员，他们就可以同那些想向法案中注水的民主党人抗衡了。
“在我们已经做了巨大投资的清洁能源领域里，中国挤占我们的市场并抢走我们的工作岗位，而且他们是在一个我们没有也不想要的严格监控下的经济中实现这一点的"，Joe Romm在climateprogress.org.中的博客中写道。
我们唯一能够与他们抗争的办法就是通过一项将碳排放价格和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可持续的标准结合起来的法令，来刺激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大量私人投资。这对于一党民主来说是难以完成的。
而这同样适用于卫生保健。奥巴马试图扩展保险范围和限制花费的中心机制是通过新“交易所”，保险票据交换所来实现的，这种机制是仿照Mitt Romney在做麻省州长时颁布的方案为模板的。前克林顿政府的预算官员，《陈腐思想的暴政》一书的作者Matt Miller说，“它的想法是让个人参与私营保险公司的集体保险，并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
总统很有可能为这些补贴提供资金，至少部分程度上会按照麦凯恩的想法，通过减少雇主提供的卫生保健的减税范围。如果共和党人被奥巴马的想法所吸引，那他们还会对自己的想法投赞成票吗？没有奥巴马来平衡一些共和党人的投票，通过一项覆盖全美的卫生保健计划将非常困难。
“仅仅因为奥巴马想用麦凯恩的财政方案给美国一个Romney的健康计划，共和党人不会拥护它的——如果在政治上它更适合被人称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话。”Miller说道。
共和党曾经是一个商业政党。然而，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竞争并取得胜利，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需要把医疗保险的重担从商业负担转移给国家来承担。没有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移民制度改革——这样世界人才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进入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这个世界下一个全球制造业向前。然而共和党仍然地址全国医疗制度改革，移民制度改革，他们就像婴儿一样，只知道索取，索取。
全球化阉割了共和党，使它不再代表经济衰退中的穷人，而是代表全球化的美国穷人，那些被现实或者他们的恐惧甩在后面的人们，Baruch College的全球贸易贸易顾问，Edward Goldberg说道。”在全球化世界竞争的需要迫使精英领导体制、跨国公司经理、亚洲金融家和技术实业家重新考虑共和党能提供什么。原则上讲，他们已经退党，留下的不是实用主义着的联合，而是一群只会说不的意识形态的怀疑论者。
（水是眼波横 翻译）
星期六, 九月 05, 2009
【转载】对中国年轻人怎么想“和平崛起” 李资政有所担忧
（《联合早报》，2009-09-03）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说“和平崛起”，说“永不称霸”，内阁资政李光耀表示可以相信。因为就算世界对中国不好，中国这一代领导人都明白中国再也不能回到旧的时代。老一辈也知道在少过5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总体国内生产总值（GDP）会超越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但是，中国年轻一代会怎么想，他就不敢肯定了。
李资政在回答中国学生问他相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的问题时，表达了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担忧。他举李显龙总理过去担任副总理期间对台湾作私人访问，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为例，指出一夜之间中国民间舆论大加挞伐，新加坡从平常的“老朋友”突然变成了他们的敌人。李资政认为如果真是老朋友，那就应该是永远的老朋友，而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他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动不动说“得罪13亿中国人”这样的话，会让人留下坏印象。他对美国人说，要花时间让年轻一代中国人了解“虽然中国壮大了，但你也是世界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旦这世界有问题，大家都得一起面对和承受。
李资政表示，1976年他首度访问中国时，中国人问他最多的是关于自由市场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谈的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也是更为务实的问题。因为新一代的中国人更了解世界大势。他觉得33年来中国的转变非常巨大。
他认为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大跃进、挨饿、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对抗的历史，所以会产生和平崛起的想法，而和平崛起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他不赞成和平崛起的英文用词“peaceful rise”，因为rise会吓坏人，令人觉得是要压倒对方，他曾建议使用“文化复兴”，说明中国恢复汉唐的辉煌文化，让世人把中国崛起的焦点转移到文化领域。后来中国改变了说法，主要是用“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来表述奋斗的目标。
虽然李资政相信中国能和平崛起，但他也提出了中国的隐忧。
他指出，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存在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以及贪污盛行，城乡差距很大，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去到乡下学校。但是，因为中国有很强势的政府，所以要应付这些问题，并非太难。
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有着制度上的不同。在中国，如果官员该做的却做不好，就会被换掉，中国共产党官员也有制度化的退休年龄，而印度却受到社会多元性的限制。他举语言为例说，印度语言分歧，政治领袖所讲的每一种语言，只能让一部分人民理解，而中国领导人讲普通话，90％以上的汉族人民都能理解。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说“和平崛起”，说“永不称霸”，内阁资政李光耀表示可以相信。因为就算世界对中国不好，中国这一代领导人都明白中国再也不能回到旧的时代。老一辈也知道在少过5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总体国内生产总值（GDP）会超越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但是，中国年轻一代会怎么想，他就不敢肯定了。
李资政在回答中国学生问他相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的问题时，表达了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担忧。他举李显龙总理过去担任副总理期间对台湾作私人访问，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为例，指出一夜之间中国民间舆论大加挞伐，新加坡从平常的“老朋友”突然变成了他们的敌人。李资政认为如果真是老朋友，那就应该是永远的老朋友，而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他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动不动说“得罪13亿中国人”这样的话，会让人留下坏印象。他对美国人说，要花时间让年轻一代中国人了解“虽然中国壮大了，但你也是世界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旦这世界有问题，大家都得一起面对和承受。
李资政表示，1976年他首度访问中国时，中国人问他最多的是关于自由市场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谈的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也是更为务实的问题。因为新一代的中国人更了解世界大势。他觉得33年来中国的转变非常巨大。
他认为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大跃进、挨饿、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对抗的历史，所以会产生和平崛起的想法，而和平崛起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他不赞成和平崛起的英文用词“peaceful rise”，因为rise会吓坏人，令人觉得是要压倒对方，他曾建议使用“文化复兴”，说明中国恢复汉唐的辉煌文化，让世人把中国崛起的焦点转移到文化领域。后来中国改变了说法，主要是用“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来表述奋斗的目标。
虽然李资政相信中国能和平崛起，但他也提出了中国的隐忧。
他指出，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存在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以及贪污盛行，城乡差距很大，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去到乡下学校。但是，因为中国有很强势的政府，所以要应付这些问题，并非太难。
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有着制度上的不同。在中国，如果官员该做的却做不好，就会被换掉，中国共产党官员也有制度化的退休年龄，而印度却受到社会多元性的限制。他举语言为例说，印度语言分歧，政治领袖所讲的每一种语言，只能让一部分人民理解，而中国领导人讲普通话，90％以上的汉族人民都能理解。
星期日, 七月 26, 2009
[转载] 布洛专栏／欢迎加入种族歧视受害协会
【联合报╱夏嘉玲摘译】
这星期，种族影响执法的迷雾重重笼罩哈佛广场。
杰出的哈佛大学非洲裔教授盖兹在自宅被捕，让警方对待少数族群，尤其对待黑人的方式再度成为焦点。
人们是否认为种族问题是盖兹被捕事件的因素之一，也许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几个相互牴触的观点。对于许多黑人而言，他们的看法受到与警察打交道的负面经验影响，这些经验在他们成长过程有如家常便饭。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年7月合作进行民调，问受访者：「你是否曾觉得，只因为你的种族背景就被警察拦下？」66%的黑人答「是」，白人也这么回答的仅有9%。
这些意见并非毫无价值，全美一系列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的研究发现，黑人和西裔比白人更可能被警方拦下盘查。
事实上，纽约法律事务所「宪法权利中心」去年公布纽约警局的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研究，证明的确如此。该研究发现，被警察拦下搜身的，8成多是黑人或西语裔。被拦下后，45%的西语裔和黑人被搜身，白人的比率是29%，即使白人嫌犯持有枪械的可能性比黑人嫌犯多7成。
这个问题太敏感，以致「黑人元首」（指欧巴马）23日也加入口水战，重申种族影响执法标准「仍萦绕不去」。他强烈感同身受，以致凸槌。他说警察行事「愚蠢」，不怎么高明。到25日，他承认这么说很不得体。
盖兹教授的人生转折来得较晚，或许可让他稍感安慰。他24日告诉我，他的人生一直被「种族宽容、启蒙和理性的防护罩」保护着。尽管如此，正如我Facebook网页上某个网友留的言：「转告（盖兹）博士，欢迎加入『种族歧视受害者协会』。」
我自己是在18岁大一时「入会」。当时我和友人安德列开着车，我们是在路易斯安纳州一个以白人为主地区的年轻黑人。
我们开着开着，一辆警车开始尾随我们，在我们还没超速之前，警车的警示灯就亮了。
我们停了车，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安德列拿出驾照，用手势要我把行照从仪表板旁的置物箱拿出来。我一打开置物箱，一把弹簧刀造型的梳子掉了出来，这种梳子当时在地方展售会和嘉年华是很流行的奖品。
这名警察掏出枪来，我动也不动，我发现掉下来的只是梳子后，告诉警察，并按下开关，让梳子弹出来。我觉得这样很好玩，但只有我这么想。警察发火了，命令我「放下武器」，要安德列下车。
安德列坚持要知道警察为什么拦下我们。警察讲了个理由，根本不是真的。
他接着讲了一段我永生难忘的话：要的话，他大可要我们躺在路中央，从后方朝我们的头开枪，而且不会有人有意见。说完，他就走回警车开车走了。
他提到可能处决我们。他要我们记得他的权力和我们的价值，或根本没价值。
我们都震惊、害怕、觉得备受羞辱而且愤怒。我们是良民，领奖学金的学生，我还是大一班会主席。这事不该发生在我们身上。
小时候，大人就教我别相信警察。不是说警察都是坏蛋，但你不会想知道哪个是坏蛋。就像家母说的，警察得「用长柄汤匙喂」，那天我第一次完全懂得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开车回大学城，到安德列父亲家。他庆幸我们还活着，只教我们别再想这事。我花了20年设法不想它。
（作者Charles M. Blow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这星期，种族影响执法的迷雾重重笼罩哈佛广场。
杰出的哈佛大学非洲裔教授盖兹在自宅被捕，让警方对待少数族群，尤其对待黑人的方式再度成为焦点。
人们是否认为种族问题是盖兹被捕事件的因素之一，也许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几个相互牴触的观点。对于许多黑人而言，他们的看法受到与警察打交道的负面经验影响，这些经验在他们成长过程有如家常便饭。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年7月合作进行民调，问受访者：「你是否曾觉得，只因为你的种族背景就被警察拦下？」66%的黑人答「是」，白人也这么回答的仅有9%。
这些意见并非毫无价值，全美一系列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的研究发现，黑人和西裔比白人更可能被警方拦下盘查。
事实上，纽约法律事务所「宪法权利中心」去年公布纽约警局的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研究，证明的确如此。该研究发现，被警察拦下搜身的，8成多是黑人或西语裔。被拦下后，45%的西语裔和黑人被搜身，白人的比率是29%，即使白人嫌犯持有枪械的可能性比黑人嫌犯多7成。
这个问题太敏感，以致「黑人元首」（指欧巴马）23日也加入口水战，重申种族影响执法标准「仍萦绕不去」。他强烈感同身受，以致凸槌。他说警察行事「愚蠢」，不怎么高明。到25日，他承认这么说很不得体。
盖兹教授的人生转折来得较晚，或许可让他稍感安慰。他24日告诉我，他的人生一直被「种族宽容、启蒙和理性的防护罩」保护着。尽管如此，正如我Facebook网页上某个网友留的言：「转告（盖兹）博士，欢迎加入『种族歧视受害者协会』。」
我自己是在18岁大一时「入会」。当时我和友人安德列开着车，我们是在路易斯安纳州一个以白人为主地区的年轻黑人。
我们开着开着，一辆警车开始尾随我们，在我们还没超速之前，警车的警示灯就亮了。
我们停了车，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安德列拿出驾照，用手势要我把行照从仪表板旁的置物箱拿出来。我一打开置物箱，一把弹簧刀造型的梳子掉了出来，这种梳子当时在地方展售会和嘉年华是很流行的奖品。
这名警察掏出枪来，我动也不动，我发现掉下来的只是梳子后，告诉警察，并按下开关，让梳子弹出来。我觉得这样很好玩，但只有我这么想。警察发火了，命令我「放下武器」，要安德列下车。
安德列坚持要知道警察为什么拦下我们。警察讲了个理由，根本不是真的。
他接着讲了一段我永生难忘的话：要的话，他大可要我们躺在路中央，从后方朝我们的头开枪，而且不会有人有意见。说完，他就走回警车开车走了。
他提到可能处决我们。他要我们记得他的权力和我们的价值，或根本没价值。
我们都震惊、害怕、觉得备受羞辱而且愤怒。我们是良民，领奖学金的学生，我还是大一班会主席。这事不该发生在我们身上。
小时候，大人就教我别相信警察。不是说警察都是坏蛋，但你不会想知道哪个是坏蛋。就像家母说的，警察得「用长柄汤匙喂」，那天我第一次完全懂得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开车回大学城，到安德列父亲家。他庆幸我们还活着，只教我们别再想这事。我花了20年设法不想它。
（作者Charles M. Blow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星期一, 六月 08, 2009
【转载】面对大陆崛起及蓝营竞争 民进党中国政策如何定调？
（吴佳蓓，《联合早报》，08/06/2009）
眼看蔡英文的民进党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两周前，台湾高雄市长陈菊为即将举办的世运造势而登陆中国 ，因其政治地位与台独资历，此举掀起两岸交流史的一大高潮，也使得台海互动一夕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态势：红蓝两大潮汐的互涌，意外伴随一艘罕见的绿舟。
然而，轻舟返港后，虽掌声大于谴责的声音，民进党内部产生的化学效应，却不似外界期待的热烈。
继陈菊之后，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许添财也宣布6月访问厦门交流，他宣称登陆的目的为宣传城市观光，不含政治性，将以城市对城市的尊严互称，运作的标准依循着陈菊模式前进。
面对党内要角接连提出登陆的要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周指示党中国事务小组尽快研议“党公职访问中国注意事项”，但这个决定经近日中执会的激烈讨论后，被推翻需再行研议，未来党必须提出中国政策论述并厘清基本立场，才可附带提案。
与大陆交流仍处被动阶段
根据媒体先前掌握的草案，绿营县市长、立委、一级干部登陆采取“报备制”，注意事项有“不禁止、不被矮化、不鼓励”的三不精神，但也规范“必要交流”的注意事项，党公职若有集体出访，需经中常委讨论决定。这显示民进党现阶段与大陆的交流态度，仍维持在被动阶段。
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国民党采行先经后政的两岸政策，双方交流高速发展，两岸关系正常化已在制度中落实，下野的民进党，如何与时俱进，善用执政八年与对岸交手的经验，转化为面对中国大陆的全新姿态，并扮演对执政当局的理性监督角色，早已是关注台湾发展者迫切期待的。
过去一年来，民进党频频缺席于两岸重大经贸议题讨论的重大舞台，整体民进党的发声是以空洞的“矮化主权、卖台卖国”意识型态质疑执政当局的作为，难以有力说服多数支持开放的民意。
眼看蔡英文的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随着党内意见纷陈及社会呼吁改变的压力，绿营务实派坦承，在民进党的现况下，仍有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务实主张，将不利于正在巩固权力的党主席。
不断呼吁党内应该调整心态、面对中国大陆的前民进党立委李文忠向本报说，因为大陆的善意，陈菊登陆得到好的政治效应，使民进党内部务实开放的声音愿意开启，“去中国”阻碍虽然变小，但日后的来往，除非北京让台湾人得到正面鼓舞的收获，否则不会引起很大的正面效应，而能否因此在短期催生出新中国论述，没有人知道。
李文忠指出，在民进党内部，来自扁案的主要冲击尚未解决，另一方面，因为马英九政府的暴冲两岸政策，民进党不得不断地回应，蔡英文因此难以有效提出新政策。
李文忠形容，现在的民进党处在失去政权及主权的高度疑虑状态，当它提出务实主张时，“对政治上的伤害是直接而明白的，而与大陆交往，利益是未来式的，难以确定，这对权力基础不稳固的蔡英文来说，恐怕是有点困难”。
从政党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李文忠认为，在国共频繁交往之际，民进党若无法获得对岸正视其主张及党背后代表的民意，附和之举只能使民进党沦为为国共合作背书，只有在北京开始理解民进党及所代表的民意，并在两岸互动上给予一定的角色，使民进党可以反映民意、争取台湾利益，否则往来的意义不大，民进党什么也得不到。
除了派系问题干扰外，长期观察绿营发展的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施正锋也质疑，民进党的中国论述可能与国民党没有太大差别，或者民进党认为已经交代原则性的主张，因此难以提出新论述。
民进党被迫必须做出改变
在现实中，若长期拖延面对中国大陆，将不利于民进党的生存，李文忠指出，台湾民众密切关注政党如何满足两岸稳定和平，并透过两岸经贸使台湾获利进军全球，民进党若是拒绝多数人的需求，就是把所有有利害关系者，如台商或者支持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怎么利于政党执政。
面对崛起的大陆，以及与敌营竞争，民进党被迫到了必要改变的关键时刻。
施正锋认为，陈菊此行的经验，未必表示大陆接触民进党的政策已经定调，“老共谈判经验都满弹性的，倒是翻脸就跟翻桌一样，到底那个底限已经open到无所谓了，一个中国也都无所谓了，那还值得观察”。
眼看蔡英文的民进党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两周前，台湾高雄市长陈菊为即将举办的世运造势而登陆中国 ，因其政治地位与台独资历，此举掀起两岸交流史的一大高潮，也使得台海互动一夕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态势：红蓝两大潮汐的互涌，意外伴随一艘罕见的绿舟。
然而，轻舟返港后，虽掌声大于谴责的声音，民进党内部产生的化学效应，却不似外界期待的热烈。
继陈菊之后，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许添财也宣布6月访问厦门交流，他宣称登陆的目的为宣传城市观光，不含政治性，将以城市对城市的尊严互称，运作的标准依循着陈菊模式前进。
面对党内要角接连提出登陆的要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周指示党中国事务小组尽快研议“党公职访问中国注意事项”，但这个决定经近日中执会的激烈讨论后，被推翻需再行研议，未来党必须提出中国政策论述并厘清基本立场，才可附带提案。
与大陆交流仍处被动阶段
根据媒体先前掌握的草案，绿营县市长、立委、一级干部登陆采取“报备制”，注意事项有“不禁止、不被矮化、不鼓励”的三不精神，但也规范“必要交流”的注意事项，党公职若有集体出访，需经中常委讨论决定。这显示民进党现阶段与大陆的交流态度，仍维持在被动阶段。
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国民党采行先经后政的两岸政策，双方交流高速发展，两岸关系正常化已在制度中落实，下野的民进党，如何与时俱进，善用执政八年与对岸交手的经验，转化为面对中国大陆的全新姿态，并扮演对执政当局的理性监督角色，早已是关注台湾发展者迫切期待的。
过去一年来，民进党频频缺席于两岸重大经贸议题讨论的重大舞台，整体民进党的发声是以空洞的“矮化主权、卖台卖国”意识型态质疑执政当局的作为，难以有力说服多数支持开放的民意。
眼看蔡英文的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随着党内意见纷陈及社会呼吁改变的压力，绿营务实派坦承，在民进党的现况下，仍有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务实主张，将不利于正在巩固权力的党主席。
不断呼吁党内应该调整心态、面对中国大陆的前民进党立委李文忠向本报说，因为大陆的善意，陈菊登陆得到好的政治效应，使民进党内部务实开放的声音愿意开启，“去中国”阻碍虽然变小，但日后的来往，除非北京让台湾人得到正面鼓舞的收获，否则不会引起很大的正面效应，而能否因此在短期催生出新中国论述，没有人知道。
李文忠指出，在民进党内部，来自扁案的主要冲击尚未解决，另一方面，因为马英九政府的暴冲两岸政策，民进党不得不断地回应，蔡英文因此难以有效提出新政策。
李文忠形容，现在的民进党处在失去政权及主权的高度疑虑状态，当它提出务实主张时，“对政治上的伤害是直接而明白的，而与大陆交往，利益是未来式的，难以确定，这对权力基础不稳固的蔡英文来说，恐怕是有点困难”。
从政党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李文忠认为，在国共频繁交往之际，民进党若无法获得对岸正视其主张及党背后代表的民意，附和之举只能使民进党沦为为国共合作背书，只有在北京开始理解民进党及所代表的民意，并在两岸互动上给予一定的角色，使民进党可以反映民意、争取台湾利益，否则往来的意义不大，民进党什么也得不到。
除了派系问题干扰外，长期观察绿营发展的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施正锋也质疑，民进党的中国论述可能与国民党没有太大差别，或者民进党认为已经交代原则性的主张，因此难以提出新论述。
民进党被迫必须做出改变
在现实中，若长期拖延面对中国大陆，将不利于民进党的生存，李文忠指出，台湾民众密切关注政党如何满足两岸稳定和平，并透过两岸经贸使台湾获利进军全球，民进党若是拒绝多数人的需求，就是把所有有利害关系者，如台商或者支持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怎么利于政党执政。
面对崛起的大陆，以及与敌营竞争，民进党被迫到了必要改变的关键时刻。
施正锋认为，陈菊此行的经验，未必表示大陆接触民进党的政策已经定调，“老共谈判经验都满弹性的，倒是翻脸就跟翻桌一样，到底那个底限已经open到无所谓了，一个中国也都无所谓了，那还值得观察”。
星期六, 一月 24, 2009
[转载] 没有美国的世界？
（杨仁贤/2009/01/24 ）
《没有美国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这部大约90分钟的影片值得关注国际关系的人上网看一看。影片一开始演员便以模拟总统候选人诉求选民认同政见的方式强调，美国不应继续浪费纳税人 的金钱来维持全球各地大约90多个军事基地保卫他国，而是应将每年高达4千2百多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用于国内建设，创造工作机会，让美国回归为「正常」的民主国家。美国真有可能撒手不管？若真有那天的到来，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令人好奇。
小时候为了逃离罗马尼亚家园的战火，勇敢只身徒步穿越匈牙利，最终抵达奥地利获得难民身分而成功移居美国的制作人米契‧安德逊(Mitch Anderson)，由于不解为何美国会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于是在2005年春天开始构思制作此片，试图解答。全片共分三部份来探讨问题：欧盟是否能够取代美国、中东石油及其纠结、以及亚洲的南韩、台湾和日本的防卫问题。针对台海问题，制作人更是亲自来台拍摄台湾海军且访问前立委萧美琴、罗致政教授及 蔡玮教授。最后的答案很清楚：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内容虽有未尽详细之处，却相当发人省思。
帝国
的确，冷战结束后，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匹敌。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仍继续提供日本、德国、南韩等经济大国军事安全保障；俄国、中国虽然重 新再起，但现阶段仍必须在许多议题上与美国合作，多数世人对美国有着相当的期待。对传统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来说，这是难得的历 史机会，在没有其他强权挑战及约束的状况下去大力推行民主，传播理念，建构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这也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单极的美国纪元(American unipolar age)。特别是911后，反恐战争让布希团队相信，尊重他国主权是有条件的(Contingent Sovereignty)，并拥有「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入侵伊拉克，让美国保守派的单极世界观更显真实。美国是不是「帝国」 (American Empire)的争论回来了。
美乔治亚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柏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追逐自身利益的超级强权，美国的霸权(Hegemony)也是各国支持建构现今世界秩序下的产物。如果将「帝 国」(Empire)的定义放松，美国绝对符合其定义。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影片制作期间的主要顾问里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巨像：美国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更是将现今的美国力量比喻为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新罗马」(new Rome)。在他眼下，美国是一个「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借着维持和平来捍卫公共利益，维持海上与空中的通畅自由及管理国际金融贸易体系。
伊肯柏里教授认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所领导的是一个可以在内部互相协商的国际秩序。它有三项特质：保障公共利益，支持开放贸易的政权；透过 规则与组织来运作力量；以及弱小国家拥有同样发声的机会。历史学者查理士‧迈尔(Charles Maier)更是将此特色取名为「共识型帝国」(Consensual Empire) 。
美国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Leadership)却是真实的。而这份自二次战后以来的真实感更是根植于他人的信赖之上。佛 格森教授希望美国能承认自己的帝国身分，因为这有助于自己认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或许就是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帝国，在过去７年多，反恐战争让美国快速丧失理 想性、合法性、自信心与他人信赖。在多数世人眼中，布希领导的美国变成只知一昧追求自身利益、权力的「侵略者」。无怪乎，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民意最差的卸 任总统。
巧实力
2004年最早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现任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首席执行长苏珊‧罗塞尔(Suzanne Nossel)，在其文章中就大力批评布希政府的伪善。她说，布希的外交政策虽是打着民主与人权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具有侵略性的单边政策 (unilateralism)。 「不被他人视为民主的超级强权，是无法赢得信任去承担自由主义保护者一职。」
她强调，美国应回到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原则，重拾世人对美国的信任，遵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去建构国际秩序。如同过去领导对抗苏联，美国力量本身并非永远是最佳的选择，美国应积极透过道德理想的力量号召他人认同，透过国 际组织一起努力，赢得安全与重塑美国领导力。
1月13日美参议院听证会上，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R. Clinton)不下10次引用「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来阐述她担任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后的外交理念。她说，美国必须加强世界的领导力，确立美国在世上是一个正面的力量。为此，美国必须广交朋友，少树立敌人，共同对抗威胁，并抓取机会。她也在听证会上强调，军事力量虽是需要的，但仅是最后的手段，美国会加强利用国际组织与他国合作，加强经济发展，共同解决争端。 「我们必须与他人、和其他国家共同找到相同的价值与目的，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克服仇恨、暴力、失望与失序。」
《重塑美国领导力》(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这篇是欧巴马在2008竞选时针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他虽未引用「巧实力」名词，但他的外交理念却与罗塞尔女士互相呼应。 「美国的任务在于提供可以与人共享安全与价值的全球领导力。」「我们的理念在于希望，这是我们为何可以战胜恐怖主义的地方。」
在乔瑟夫‧奈伊教授(Joseph S. Nye)与理查‧阿米塔吉教授(Richard L. Armitage)的主持下，美国战略研究中心(CSIS)更在2006年特别针对「巧实力」进行研究。报告中提及：「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了。胜利决定于是否能够赢取他人站在同一阵线，以及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民主且有能力的国家。」
简单的说，欧巴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回到「以德服人」的理念上，重拾领导威信。不管是「帝国」，还是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所说的「分众化时代」 (The Age of Nonpolarity)，现阶段国际秩序仍需美国继续领导与保障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了。
【2009-01-24联合新闻网】
《没有美国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这部大约90分钟的影片值得关注国际关系的人上网看一看。影片一开始演员便以模拟总统候选人诉求选民认同政见的方式强调，美国不应继续浪费纳税人 的金钱来维持全球各地大约90多个军事基地保卫他国，而是应将每年高达4千2百多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用于国内建设，创造工作机会，让美国回归为「正常」的民主国家。美国真有可能撒手不管？若真有那天的到来，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令人好奇。
小时候为了逃离罗马尼亚家园的战火，勇敢只身徒步穿越匈牙利，最终抵达奥地利获得难民身分而成功移居美国的制作人米契‧安德逊(Mitch Anderson)，由于不解为何美国会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于是在2005年春天开始构思制作此片，试图解答。全片共分三部份来探讨问题：欧盟是否能够取代美国、中东石油及其纠结、以及亚洲的南韩、台湾和日本的防卫问题。针对台海问题，制作人更是亲自来台拍摄台湾海军且访问前立委萧美琴、罗致政教授及 蔡玮教授。最后的答案很清楚：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内容虽有未尽详细之处，却相当发人省思。
帝国
的确，冷战结束后，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匹敌。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仍继续提供日本、德国、南韩等经济大国军事安全保障；俄国、中国虽然重 新再起，但现阶段仍必须在许多议题上与美国合作，多数世人对美国有着相当的期待。对传统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来说，这是难得的历 史机会，在没有其他强权挑战及约束的状况下去大力推行民主，传播理念，建构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这也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单极的美国纪元(American unipolar age)。特别是911后，反恐战争让布希团队相信，尊重他国主权是有条件的(Contingent Sovereignty)，并拥有「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入侵伊拉克，让美国保守派的单极世界观更显真实。美国是不是「帝国」 (American Empire)的争论回来了。
美乔治亚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柏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追逐自身利益的超级强权，美国的霸权(Hegemony)也是各国支持建构现今世界秩序下的产物。如果将「帝 国」(Empire)的定义放松，美国绝对符合其定义。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影片制作期间的主要顾问里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巨像：美国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更是将现今的美国力量比喻为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新罗马」(new Rome)。在他眼下，美国是一个「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借着维持和平来捍卫公共利益，维持海上与空中的通畅自由及管理国际金融贸易体系。
伊肯柏里教授认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所领导的是一个可以在内部互相协商的国际秩序。它有三项特质：保障公共利益，支持开放贸易的政权；透过 规则与组织来运作力量；以及弱小国家拥有同样发声的机会。历史学者查理士‧迈尔(Charles Maier)更是将此特色取名为「共识型帝国」(Consensual Empire) 。
美国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Leadership)却是真实的。而这份自二次战后以来的真实感更是根植于他人的信赖之上。佛 格森教授希望美国能承认自己的帝国身分，因为这有助于自己认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或许就是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帝国，在过去７年多，反恐战争让美国快速丧失理 想性、合法性、自信心与他人信赖。在多数世人眼中，布希领导的美国变成只知一昧追求自身利益、权力的「侵略者」。无怪乎，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民意最差的卸 任总统。
巧实力
2004年最早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现任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首席执行长苏珊‧罗塞尔(Suzanne Nossel)，在其文章中就大力批评布希政府的伪善。她说，布希的外交政策虽是打着民主与人权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具有侵略性的单边政策 (unilateralism)。 「不被他人视为民主的超级强权，是无法赢得信任去承担自由主义保护者一职。」
她强调，美国应回到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原则，重拾世人对美国的信任，遵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去建构国际秩序。如同过去领导对抗苏联，美国力量本身并非永远是最佳的选择，美国应积极透过道德理想的力量号召他人认同，透过国 际组织一起努力，赢得安全与重塑美国领导力。
1月13日美参议院听证会上，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R. Clinton)不下10次引用「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来阐述她担任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后的外交理念。她说，美国必须加强世界的领导力，确立美国在世上是一个正面的力量。为此，美国必须广交朋友，少树立敌人，共同对抗威胁，并抓取机会。她也在听证会上强调，军事力量虽是需要的，但仅是最后的手段，美国会加强利用国际组织与他国合作，加强经济发展，共同解决争端。 「我们必须与他人、和其他国家共同找到相同的价值与目的，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克服仇恨、暴力、失望与失序。」
《重塑美国领导力》(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这篇是欧巴马在2008竞选时针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他虽未引用「巧实力」名词，但他的外交理念却与罗塞尔女士互相呼应。 「美国的任务在于提供可以与人共享安全与价值的全球领导力。」「我们的理念在于希望，这是我们为何可以战胜恐怖主义的地方。」
在乔瑟夫‧奈伊教授(Joseph S. Nye)与理查‧阿米塔吉教授(Richard L. Armitage)的主持下，美国战略研究中心(CSIS)更在2006年特别针对「巧实力」进行研究。报告中提及：「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了。胜利决定于是否能够赢取他人站在同一阵线，以及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民主且有能力的国家。」
简单的说，欧巴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回到「以德服人」的理念上，重拾领导威信。不管是「帝国」，还是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所说的「分众化时代」 (The Age of Nonpolarity)，现阶段国际秩序仍需美国继续领导与保障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了。
【2009-01-24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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