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鹏飞，《联合早报》，2011-03-27）
台湾《新新闻》副社长兼总主笔杨照在“听不懂日语都宁可看NHK”一文里，对当地新闻媒体在处理日本地震及海啸新闻时哗众取宠，危言耸听的报道风格，做出了尖锐的批评与深刻的反思。这让我想起了美联社在2008年的一篇关于痴肥问题的报道。
美国西弗吉尼亚州亨廷顿市（Huntington）是全美国胖子最多的地方。人口不到5万的亨廷顿市有近一半痴肥，远高于全国26.4%的痴肥人口比率；与痴肥相关的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等，也位居全美国之首。导致这个现象的深层原因是贫穷——19%居民处于贫穷线——但罪魁祸首则是高脂肪的快餐。
当地居民没钱购买有营养的食物。报道形象地指出，美国著名炸鸡快餐连锁店在当地推出“10美元挑战”，让顾客去超市用10美元准备晚餐食材，以凸显并推销其9.99美元七块炸鸡超值套餐的价廉物美。当地的油炸圈饼店、比萨店及热狗摊也是密度最高。
处于一个言论空间比台湾还小的环境，高谈台湾新闻自由的弊端，犹如一个营养不良者在担心痴肥问题，显得杞人忧天且夜郎自大。但是只要看看美国快餐与国民痴肥的现象，也不过是在战后一两代人的时间就发生，以及中国改革开放前人民吃不饱穿不暖，到今天大都市人口因饮食无度而流行“三高”（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等现代病，就不妨多少抱持一种未雨绸缪的心态。毕竟，随着网络科技的发达以及部分国人的推动，本地的言论空间已在不断地改善。如果毫无准备，说不定也会从营养不良，突然就变成糖尿病或高血压病患。
“新闻自由”本身存在一道无可挑战的道德光环，以台湾的历史来说，报禁及其解除很自然地被视为是黑暗与光明两个世界。政府钳制言论自由对比媒体自由公开竞争，其中的善恶似乎不必再有任何争议。但或许前者的恶相对比较容易明白，而后者的善其实并非那么单纯。
从网上搜索到的资料，台湾在2009年有178家广播电台、五家无线电视台、220多个有线及卫星电视频道，300多家游走法律边缘的“地下电台”；电视普及率100%、有线电视普及率85.2%。最要紧的是，台湾有七个24小时新闻频道，比美国（三个）及英国（三个）的总和还多，卫星新闻采集（Satellite News Gathering，SNG）车近百部，无论是从绝对数量或人口比例算，都是世界第一。
在自由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七个24小时新闻频道加上近百辆SNG车，意味着事无巨细都可以成为“新闻”，宠物走失、超市被抢、丈夫打老婆……不但都可以现场直播，还可以继续在每个时段一播再播。可台湾终究没有那么多关系公众利益的新闻，能填满24小时的空挡，所以电视新闻充满了芝麻绿豆的琐事；而价格昂贵的SNG车又必须物尽其用，使得影响台湾国际空间的新闻——世界大事——都得让位给当地“新闻”。
因此，台湾人心目中的“国际”大概只有美国与日本，视野都被锁定在台湾岛内。加上恶性竞争，电视“新闻”的品质，也就如杨照所批评的：“从头到尾都是嘶吼的话语声，都是刻意装做出来的情绪，没有画面，没有事实，也没有资讯。”
更糟糕的是，严肃的公共议题因而不易得到充分的分析与理性的讨论，民众的公共意识自然也无从借由公共舆论空间得到确立。连新闻自由的老大哥美国，也深受24小时新闻频道之害。美国总统奥巴马不止一次地批评，电视台为了追求收视率，政客为了曝光率，导致人们缺乏耐性，公共辩论的品质因此下滑，有效的决策难以达成。
由于对政府钳制舆论自由的顾忌，以及“自由市场”及“新闻自由”的道德光环，问题的解决无法来自于公权力。面对公众非议台湾新闻台报道惟恐天下不乱，台湾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NCC）只能对业者提出行政指导，要求适可而止，而不敢犯“干预新闻自由”的大忌。
新闻快餐化带来的其实是公民素质的痴肥，这同样是另一种营养不良，久了更容易引发民主品质的“三高”毛病。这种危害，恐怕不亚于政府钳制言论自由的恶。
问题并没有简单的答案。既然政府与媒体自由存在天然的紧张关系，确保新闻真正服务于公共生活的要求，终究必须依赖自由市场，但这不能光靠有盈利冲动的媒体机构自律，需要消费新闻的民众发挥作用。这里或许存在鸡生蛋、蛋生鸡的悖论。作为消费者，民众首先要有公民的自觉。自由代表了权利，也意味着责任。要享受自由的权利，必须先承担公民的责任。对于新闻，就应当有所要求和选择。名人八卦固然好看，对政策内容乃至候选人背景也应该花时间去了解；对政策有质疑，就应主动投书给报纸发表意见。
由承担公民责任的民众来保证舆论的空间，可能才是新闻自由的最大保障——就算在言论空间还有扩展余地的环境里，这样的思考也并非痴人说梦。
（作者是本报评论员）
星期日, 三月 27, 2011
星期五, 十一月 20, 2009
【转载】中国需要加强公众外交
（邓聿文，《联合早报》，20-11-2009）
奥巴马的“处女中国秀”已经谢幕。回顾整个奥巴马的访华行程及与中方的互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但我认为，有两点人们应该格外关注，一是其在上海与青年学生的对话；二是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承诺，今后四年将向中国派遣十万名留学人员。前者是美国一贯注重公众外交的反映，后者则表明中国也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公众外交之不足，所以，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加强公众外交。
所谓公众外交，简单地说，是指一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力图影响公众态度，并进而影响对方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内的组织、个人、专业团体等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在此意义上，可称之为民间外交；二是政府及其代表机构有意识和针对性地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对外国民众所实施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公众外交的着眼点都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美国公众外交影响颇大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同时也是推行公众外交最有力的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公众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资料显示，近10多年来，美国每年用于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例如，美国有一个面向全世界中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它虽然以民间文化交流项目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的一个公众外交举措。该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影响颇大，笔者去年也曾作为该项目的一员到美国访问，对美国的公众外交颇有感触。
奥巴马中国之行与青年学生在上海科技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公众外交活动，正如一些外交专家所言，意图向中国的青年传递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希望告诉中国年轻人，多元和开放是美国成功的秘密，也将会是中国未来成功的必由之路。这一推销美国和试图改变中国的战略思维，藉由公众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是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
应该说，美国的公众外交对推行美国价值观，改善美国政府的霸权形象取得了相当大成效，是属于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某种意义上，希拉里（希拉莉）的“巧实力”外交，更多借重的也是公众外交这一方式。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注重公众外交的国家，长时间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公众外交的理念，因此，也就谈不上对公众外交的重视。中国一般把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或国际交流视作公众外交，直到近几年，随着经济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开始重视国内外舆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提出和实施公众外交。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中国开始改变对外宣传的方式，打文化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向世界推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例如，中国分别与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互办文化年或文化节，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对吸引他国民众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了解中国，改善中国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公众外交可以影响西方民意
但是，由于几十年相沿成习的思维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公众外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政府和外交部门更多的还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府外交上。这当然是主要的，然而，公众外交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西方民众为什么对中国的印象不佳，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来自媒体。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也一般负面的比较多，这虽然有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一些人的冷战成见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但更重要的是缺乏了解。无知肯定造成偏见。笔者去年访美时，在与美国各界的接触中，惊讶地发现，不仅一般民众和学生对中国不了解，就是新闻系的教授和媒体记者，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很有限，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都和美国不同的国家，并正在跟美国争夺全球利益。
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不能控制媒体，而像宗教、人权、劳工、环保等组织，在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民众和政府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恰恰又是这些组织，受传媒的影响，对中国有着近乎一致的刻板印象。所以，如果不加大公众外交的力度，不加强媒体之间的交流，不直接与这些重要的利益团体打交道，要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形象，很难。
根据我的经验，身临其境的接触和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访学、商务和进行其他交流的人员达到数千万之多，而其他国家到中国来的人数也很多，这些都是传播和改善中国形象的好机会，也是人人都能做贡献的“公众外交”平台。
公众外交的重点应该放在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青少年身上。因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如果误判，彼此怀有恶感，将是很糟糕的。目前，中美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对方国家学习，因此，联合声明中有关加强留学生交流的计划，特别是美方向中国增派十万名留学人员，是极具战略眼光之举。
比起政府对政府的单一外交来，公众外交显然能够为一国提供更多的筹码运用空间和外交网络资源，对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又以追求和谐世界为己任。所以，中国需要加大对公众外交的投入，除了完善现有的公众外交渠道外，更应抓住机会，创新交流形式，例如，是否可以建立像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样的长期民间交流项目，邀请各国不同职业和阶层的专业知识分子，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和考察？
（作者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
奥巴马的“处女中国秀”已经谢幕。回顾整个奥巴马的访华行程及与中方的互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但我认为，有两点人们应该格外关注，一是其在上海与青年学生的对话；二是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承诺，今后四年将向中国派遣十万名留学人员。前者是美国一贯注重公众外交的反映，后者则表明中国也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公众外交之不足，所以，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加强公众外交。
所谓公众外交，简单地说，是指一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力图影响公众态度，并进而影响对方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内的组织、个人、专业团体等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在此意义上，可称之为民间外交；二是政府及其代表机构有意识和针对性地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对外国民众所实施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公众外交的着眼点都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美国公众外交影响颇大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同时也是推行公众外交最有力的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公众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资料显示，近10多年来，美国每年用于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例如，美国有一个面向全世界中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它虽然以民间文化交流项目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的一个公众外交举措。该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影响颇大，笔者去年也曾作为该项目的一员到美国访问，对美国的公众外交颇有感触。
奥巴马中国之行与青年学生在上海科技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公众外交活动，正如一些外交专家所言，意图向中国的青年传递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希望告诉中国年轻人，多元和开放是美国成功的秘密，也将会是中国未来成功的必由之路。这一推销美国和试图改变中国的战略思维，藉由公众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是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
应该说，美国的公众外交对推行美国价值观，改善美国政府的霸权形象取得了相当大成效，是属于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某种意义上，希拉里（希拉莉）的“巧实力”外交，更多借重的也是公众外交这一方式。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注重公众外交的国家，长时间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公众外交的理念，因此，也就谈不上对公众外交的重视。中国一般把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或国际交流视作公众外交，直到近几年，随着经济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开始重视国内外舆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提出和实施公众外交。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中国开始改变对外宣传的方式，打文化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向世界推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例如，中国分别与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互办文化年或文化节，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对吸引他国民众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了解中国，改善中国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公众外交可以影响西方民意
但是，由于几十年相沿成习的思维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公众外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政府和外交部门更多的还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府外交上。这当然是主要的，然而，公众外交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西方民众为什么对中国的印象不佳，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来自媒体。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也一般负面的比较多，这虽然有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一些人的冷战成见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但更重要的是缺乏了解。无知肯定造成偏见。笔者去年访美时，在与美国各界的接触中，惊讶地发现，不仅一般民众和学生对中国不了解，就是新闻系的教授和媒体记者，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很有限，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都和美国不同的国家，并正在跟美国争夺全球利益。
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不能控制媒体，而像宗教、人权、劳工、环保等组织，在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民众和政府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恰恰又是这些组织，受传媒的影响，对中国有着近乎一致的刻板印象。所以，如果不加大公众外交的力度，不加强媒体之间的交流，不直接与这些重要的利益团体打交道，要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形象，很难。
根据我的经验，身临其境的接触和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访学、商务和进行其他交流的人员达到数千万之多，而其他国家到中国来的人数也很多，这些都是传播和改善中国形象的好机会，也是人人都能做贡献的“公众外交”平台。
公众外交的重点应该放在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青少年身上。因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如果误判，彼此怀有恶感，将是很糟糕的。目前，中美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对方国家学习，因此，联合声明中有关加强留学生交流的计划，特别是美方向中国增派十万名留学人员，是极具战略眼光之举。
比起政府对政府的单一外交来，公众外交显然能够为一国提供更多的筹码运用空间和外交网络资源，对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又以追求和谐世界为己任。所以，中国需要加大对公众外交的投入，除了完善现有的公众外交渠道外，更应抓住机会，创新交流形式，例如，是否可以建立像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样的长期民间交流项目，邀请各国不同职业和阶层的专业知识分子，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和考察？
（作者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
星期四, 十一月 19, 2009
【转载】中国法治观念远未深入人心
（赵子郡，《联合早报》，19-11-2009）
近日，中国许多媒体都曝光了武汉市“楼高高”事件。据称，武汉市一幢规划只有12层的楼，擅自“长”到了20层。如果不是政府部门强行阻拦，将建到23层。
为什么这栋审批只有12层的楼能够长到20层呢？据武汉市规划部门负责人称，此楼的开发商在该项目开发之初就做好了准备，设计出两套图纸。一套楼高12层的图纸用于规划部门审批，另一套楼高23层的图纸用于建楼。今年8月，当大楼建至12层未按要求封顶时，有关单位就当即要求其停工整改，但这栋楼依旧“猛长”。随后，武汉区规划分局采取对工地断水断电等措施，但还是没能阻挡大楼的长势。到10月初，大楼已违规建到20层。
显然，武汉“楼高高”事件是对有关法律和执法部门的挑战。据悉，开发商仅投资成本和拆除成本这两项损失就高达530万元人民币。有关部门后来之所以誓言要严格执法，予以拆除，就是要让此开发商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也对其他开发商起到警告作用。那么执法者能否执行到底，严格执法能否达到最终目的，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要使法律取信于民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就有“立杆取信”的举措。取信于民，依法治国，秦国最终成为强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但由于法制不完善，社会治理主要是靠人治，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各种利益集团有时迫使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许多利益主体都学会了利用法律空子来争得利益。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博弈是依胆子的大小来取胜，胆子大的就可能取得多的利益，胆子小的取得的利益就可能较小，没有胆子的就不能取得利益。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正是一些利益主体放大胆子与法律博弈的一个典型事件。在武汉“楼高高”事件曝光的同时，哈尔滨市的某楼盘也曝光了同样的事件。实际上，这种事件以及诸如此类的博弈比比皆是。
去年，中国正式实施《城乡规划法》，此法旨在规范地方建设、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城市建设必须遵循规划，违反规划就要拆除。试想，一个城市若是没有规划规范，肆意修建建筑，那么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武汉拆楼事件将是中国房地产开发、中国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法律是刚性的，不容侵犯。那么，这个事件能否成为中国走向法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呢？
要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最近，中国的一项严厉整治酒后驾驶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来自各级交警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严查期间交通事故的发生数量以及因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数量，比严查前有显著下降，不少县市报出交通事故零死亡率。
笔者注意到，如今周围的朋友聚会时，鲜有劝酒。驾车的朋友若是必须饮酒，也会在进餐完毕后自觉地选择酒后代驾、乘坐德士和交通工具，沿袭多年的酒桌文化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劝开车人”已深入人心。可以说，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行动一举数得：既减少浪费，又改变了社会风气；既减少了交通事故，又强化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实际上，联系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一开始，正是在这些不能随地吐痰，过街要看红绿灯等小节问题上来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加快，中国正在这个过程中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为了保障国家能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正确的方向，中国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是法制经济道路。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治等原因，中国法治观念普遍淡薄，许多利益主体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很多人心中缺乏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因此，必须抓住适当的事件，采取严厉的手段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古有商鞅立杆取信，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就是加强法治观念的良机。
（作者从事金融研究工作）
近日，中国许多媒体都曝光了武汉市“楼高高”事件。据称，武汉市一幢规划只有12层的楼，擅自“长”到了20层。如果不是政府部门强行阻拦，将建到23层。
为什么这栋审批只有12层的楼能够长到20层呢？据武汉市规划部门负责人称，此楼的开发商在该项目开发之初就做好了准备，设计出两套图纸。一套楼高12层的图纸用于规划部门审批，另一套楼高23层的图纸用于建楼。今年8月，当大楼建至12层未按要求封顶时，有关单位就当即要求其停工整改，但这栋楼依旧“猛长”。随后，武汉区规划分局采取对工地断水断电等措施，但还是没能阻挡大楼的长势。到10月初，大楼已违规建到20层。
显然，武汉“楼高高”事件是对有关法律和执法部门的挑战。据悉，开发商仅投资成本和拆除成本这两项损失就高达530万元人民币。有关部门后来之所以誓言要严格执法，予以拆除，就是要让此开发商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也对其他开发商起到警告作用。那么执法者能否执行到底，严格执法能否达到最终目的，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要使法律取信于民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就有“立杆取信”的举措。取信于民，依法治国，秦国最终成为强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但由于法制不完善，社会治理主要是靠人治，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各种利益集团有时迫使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许多利益主体都学会了利用法律空子来争得利益。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博弈是依胆子的大小来取胜，胆子大的就可能取得多的利益，胆子小的取得的利益就可能较小，没有胆子的就不能取得利益。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正是一些利益主体放大胆子与法律博弈的一个典型事件。在武汉“楼高高”事件曝光的同时，哈尔滨市的某楼盘也曝光了同样的事件。实际上，这种事件以及诸如此类的博弈比比皆是。
去年，中国正式实施《城乡规划法》，此法旨在规范地方建设、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城市建设必须遵循规划，违反规划就要拆除。试想，一个城市若是没有规划规范，肆意修建建筑，那么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武汉拆楼事件将是中国房地产开发、中国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法律是刚性的，不容侵犯。那么，这个事件能否成为中国走向法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呢？
要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最近，中国的一项严厉整治酒后驾驶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来自各级交警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严查期间交通事故的发生数量以及因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数量，比严查前有显著下降，不少县市报出交通事故零死亡率。
笔者注意到，如今周围的朋友聚会时，鲜有劝酒。驾车的朋友若是必须饮酒，也会在进餐完毕后自觉地选择酒后代驾、乘坐德士和交通工具，沿袭多年的酒桌文化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劝开车人”已深入人心。可以说，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行动一举数得：既减少浪费，又改变了社会风气；既减少了交通事故，又强化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实际上，联系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一开始，正是在这些不能随地吐痰，过街要看红绿灯等小节问题上来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加快，中国正在这个过程中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为了保障国家能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正确的方向，中国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是法制经济道路。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治等原因，中国法治观念普遍淡薄，许多利益主体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很多人心中缺乏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因此，必须抓住适当的事件，采取严厉的手段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古有商鞅立杆取信，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就是加强法治观念的良机。
（作者从事金融研究工作）
星期二, 九月 29, 2009
【转载】中国下一个甲子需要怎样的思想解放
（郑永年，《联合早报》，29/09/2009）
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今年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可谓共和国的甲子年。同时，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从去年纪念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到国庆应当为纪念的高峰。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有忧患意识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皇帝也不少见。再说，即使皇帝有忧患感，这种忧患感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整个政治制度。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也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得利益的阻力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门。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例如经济国家主义、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右”的教条（例如市场万能、民主自由和多党制）。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今年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可谓共和国的甲子年。同时，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从去年纪念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到国庆应当为纪念的高峰。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有忧患意识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皇帝也不少见。再说，即使皇帝有忧患感，这种忧患感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整个政治制度。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也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得利益的阻力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门。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例如经济国家主义、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右”的教条（例如市场万能、民主自由和多党制）。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星期一, 九月 28, 2009
【转载】The New Sputnik 中国悄悄迈向绿能大国
(By THOMAS L. FRIEDMAN, Published: September 26, 2009,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Most people would assume that 20 years from now when historians look back at 2008-09, they wi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is period was the Great Recession. I’d hold off on that. If we can continue stumbling out of this economic crisis, I believe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e last 18 months was that Red China decided to become Green China.
Yes, China’s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green —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oo many of their people can’t breathe, can’t swim, can’t fish, can’t farm and can’t drink thanks to pollution from its coal- and oil-based manufacturing growth engine. And, therefore, unless China powers its development with cleaner energy systems, and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es without smokestacks, China will die of its own development.
What do we know about necessity? I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when China decides it has to go green out of necessity, watch out. You will not just be buying your toys from China. You will buy your next electric car, solar panels, batteries and energy-efficiency software from China.
I believe this Chinese decision to go green is the 21st-century equivalent of the Soviet Union’s 1957 launch of Sputnik — the world’s first Earth-orbiting satellite. That launch stunned us, convinced President Eisenhower that the U.S. was falling behind in missile technology and spurred America to make massiv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etworking — one eventual byproduct of which was the Internet.
Well, folks. Sputnik just went up again: China’s going clean-tech. The view of China in the U.S. Congress —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ry to leapfrog us by out-polluting us — is out of date. It’s going to try to out-green us. Right now, China is focused on low-cost manufacturing of solar, wind and batteries and building the world’s biggest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It still badly lags U.S. innovation. But research will follow the market. America’s premier solar equipment maker, Applied Materials, is about to open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ly funded solar research facility — in Xian, China.
“If they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and we invest in 20th-century technologies, they’ll win,” says David Sandalow,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If we both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challenging each other, we all win.”
Unfortunately, we’re still not racing. It’s like Sputnik went up and we think it’s just a shooting star. Instead of a strategic response, too many of our politician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own dumb-as-we-wanna-be bubble, where we’re always No. 1, and whe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aving sold its soul to the old coal and oil industries, uses its influence to prevent Congress from pass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spur renewables. Hat’s off to the courageous chairman of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eter Darbee, who last week announced that his huge California power company was quitting the chamber because of i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All shareholders in America should ask their C.E.O.’s why they still belong to the chamber.
China’s leaders, mostly engineers, wasted little time debating global warming. They know the Tibetan glaciers that feed their major rivers are melting.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even if climate change were a hoax, the demand for clean, renewable power is going to soar as we add an estimated 2.5 billion people to the planet by 2050, many of whom will want to live high-energy lifestyles. In that world, E.T. — or energy technology — will be as big as I.T., and China intends to be a big E.T. player.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S. has led the world in new wind generation,” said the ecologist Lester Brown, author of “Plan B 4.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China will bypass us on new wind generation so fast we won’t even see it go by.”
I met this week with Shi Zhengrong, the founder of Suntech,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panels. Shi recalled how, shortly after he started his company in Wuxi, nearby Lake Tai, China’s third-largest freshwater lake, choked to death from pollution.
“After this disaster,” explained Shi,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uxi city came to me and said, ‘I want to support you to grow this solar business into a $15 billion industry, so then we can shut down as many polluting and energy consuming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as soon as possible.’ He is one of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leaders, very innovative and very revolutionary, on this issue. Something has changed. China realized it has no capacity to absorb all this waste. We have to grow without pollution.”
Of cours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cheap, dirty coal, to arrest over-eager environmentalists and to strip African forests for wood and minerals. Have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have no doubt either that, without declaring it, China is embarking on a new, parallel path of clean power deployment and innovation. It is the Sputnik of our day. We ignore it at our peril.
多数的人想必认为，历史学家20年后回顾时，会把这波大衰退列为2008至2009年之间的头条大事。我不赞成。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勉强摆脱这波经济危机，未来的史学家可能论定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头号大事是红色中国决定成为绿色中国。
是的。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提倡绿能。这是迫于现实需要下的决策，因为太多中国人无法呼吸、游泳、垂钓、耕作，甚至无法喝水。这是因为以煤炭及石油为基础的制造成长引擎产生严重污染所致。除非以更洁净的能源系统驱动成长，并扶植更多无烟囱的知识密集产业，中国终将死于自己的成长。
当中国认为它迫于现实需要必须注重绿能时，请注意。不只是你购买的玩具来自中国，往后你买的新世代电动车、太阳能板、电池及节能软体也全会来自中国。
我认为，中国这项决定堪与苏联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枚卫星「史波尼克号」的盛事相提并论。苏联的创举震惊全球，艾森豪总统据此认为美国的飞弹科技已落后于苏联。从此以后，美国对科学、教育、基础建设及网路建构投下巨资，网际网路是其最终的附带产品之一。
各位，史波尼克已再度升空：这次是中国要发展洁净科技。美国国会至今仍认为，中国将试图以制造更多污染的方式超越我们。这种看法已不合时宜，中国现在正设法以绿色科技超越我们。中国正致力于以低成本制造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设施及电池，并为这些产品开辟举世最大的市场。
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有点像史波尼克升空后，我们认为它只是流星。我们的政治人物多半不思急起直追，而且仍然囿于美国永远第一的幻想。
工程背景居多的中国领导人并未以太多时间讨论全球暖化课题。他们知道，数条中国大河源头的西藏冰川已开始融化。他们同样明白，即使气候变迁的说法不实，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势必有增无减，因为估计至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人，其中许多人将渴望能够拥有高能源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世界中，能源科技的规模将与资讯科技相当。中国有意成为主要的能源科技大国。
生态学家布朗表示：「过去3年，美国一直是风力发电研发领域的领导者。估计至今年底，中国将在这方面超越美国，速度快到我们无法想像。」
无锡尚德公司已是举世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我日前见到该公司创办人施正荣。他谈到，在他创办尚德公司后不久，附近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因污染严重而沦为死水。
施正荣表示：「这场灾难发生后，无锡市委书记对我说，『我要支持你，将这项太阳能产业发展到规模150亿美元。我们接着就可以关闭本地区的污染及耗能产业』。关于这项课题，他是中国的新一代创意革新领导人之一。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中国明白，它无力消化这一切废弃物。我们必须追求无污染的成长。」
当然，中国一定会继续以廉价且高污染的煤炭追求成长，继续逮捕太热心的环保人士，而且为搜刮木材与矿物不惜掠夺非洲的森林。
不要怀疑这一点，然而更不要怀疑，中国同时已悄悄迈向洁净能源部署与创新的新境界。这是当前的史波尼克。如果我们漠视它，后果严重。
（作者Thomas Fried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009/09/28联合报】
Most people would assume that 20 years from now when historians look back at 2008-09, they wi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is period was the Great Recession. I’d hold off on that. If we can continue stumbling out of this economic crisis, I believe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e last 18 months was that Red China decided to become Green China.
Yes, China’s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green —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oo many of their people can’t breathe, can’t swim, can’t fish, can’t farm and can’t drink thanks to pollution from its coal- and oil-based manufacturing growth engine. And, therefore, unless China powers its development with cleaner energy systems, and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es without smokestacks, China will die of its own development.
What do we know about necessity? I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when China decides it has to go green out of necessity, watch out. You will not just be buying your toys from China. You will buy your next electric car, solar panels, batteries and energy-efficiency software from China.
I believe this Chinese decision to go green is the 21st-century equivalent of the Soviet Union’s 1957 launch of Sputnik — the world’s first Earth-orbiting satellite. That launch stunned us, convinced President Eisenhower that the U.S. was falling behind in missile technology and spurred America to make massiv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etworking — one eventual byproduct of which was the Internet.
Well, folks. Sputnik just went up again: China’s going clean-tech. The view of China in the U.S. Congress —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ry to leapfrog us by out-polluting us — is out of date. It’s going to try to out-green us. Right now, China is focused on low-cost manufacturing of solar, wind and batteries and building the world’s biggest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It still badly lags U.S. innovation. But research will follow the market. America’s premier solar equipment maker, Applied Materials, is about to open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ly funded solar research facility — in Xian, China.
“If they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and we invest in 20th-century technologies, they’ll win,” says David Sandalow,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If we both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challenging each other, we all win.”
Unfortunately, we’re still not racing. It’s like Sputnik went up and we think it’s just a shooting star. Instead of a strategic response, too many of our politician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own dumb-as-we-wanna-be bubble, where we’re always No. 1, and whe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aving sold its soul to the old coal and oil industries, uses its influence to prevent Congress from pass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spur renewables. Hat’s off to the courageous chairman of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eter Darbee, who last week announced that his huge California power company was quitting the chamber because of i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All shareholders in America should ask their C.E.O.’s why they still belong to the chamber.
China’s leaders, mostly engineers, wasted little time debating global warming. They know the Tibetan glaciers that feed their major rivers are melting.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even if climate change were a hoax, the demand for clean, renewable power is going to soar as we add an estimated 2.5 billion people to the planet by 2050, many of whom will want to live high-energy lifestyles. In that world, E.T. — or energy technology — will be as big as I.T., and China intends to be a big E.T. player.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S. has led the world in new wind generation,” said the ecologist Lester Brown, author of “Plan B 4.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China will bypass us on new wind generation so fast we won’t even see it go by.”
I met this week with Shi Zhengrong, the founder of Suntech,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panels. Shi recalled how, shortly after he started his company in Wuxi, nearby Lake Tai, China’s third-largest freshwater lake, choked to death from pollution.
“After this disaster,” explained Shi,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uxi city came to me and said, ‘I want to support you to grow this solar business into a $15 billion industry, so then we can shut down as many polluting and energy consuming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as soon as possible.’ He is one of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leaders, very innovative and very revolutionary, on this issue. Something has changed. China realized it has no capacity to absorb all this waste. We have to grow without pollution.”
Of cours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cheap, dirty coal, to arrest over-eager environmentalists and to strip African forests for wood and minerals. Have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have no doubt either that, without declaring it, China is embarking on a new, parallel path of clean power deployment and innovation. It is the Sputnik of our day. We ignore it at our peril.
多数的人想必认为，历史学家20年后回顾时，会把这波大衰退列为2008至2009年之间的头条大事。我不赞成。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勉强摆脱这波经济危机，未来的史学家可能论定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头号大事是红色中国决定成为绿色中国。
是的。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提倡绿能。这是迫于现实需要下的决策，因为太多中国人无法呼吸、游泳、垂钓、耕作，甚至无法喝水。这是因为以煤炭及石油为基础的制造成长引擎产生严重污染所致。除非以更洁净的能源系统驱动成长，并扶植更多无烟囱的知识密集产业，中国终将死于自己的成长。
当中国认为它迫于现实需要必须注重绿能时，请注意。不只是你购买的玩具来自中国，往后你买的新世代电动车、太阳能板、电池及节能软体也全会来自中国。
我认为，中国这项决定堪与苏联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枚卫星「史波尼克号」的盛事相提并论。苏联的创举震惊全球，艾森豪总统据此认为美国的飞弹科技已落后于苏联。从此以后，美国对科学、教育、基础建设及网路建构投下巨资，网际网路是其最终的附带产品之一。
各位，史波尼克已再度升空：这次是中国要发展洁净科技。美国国会至今仍认为，中国将试图以制造更多污染的方式超越我们。这种看法已不合时宜，中国现在正设法以绿色科技超越我们。中国正致力于以低成本制造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设施及电池，并为这些产品开辟举世最大的市场。
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有点像史波尼克升空后，我们认为它只是流星。我们的政治人物多半不思急起直追，而且仍然囿于美国永远第一的幻想。
工程背景居多的中国领导人并未以太多时间讨论全球暖化课题。他们知道，数条中国大河源头的西藏冰川已开始融化。他们同样明白，即使气候变迁的说法不实，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势必有增无减，因为估计至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人，其中许多人将渴望能够拥有高能源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世界中，能源科技的规模将与资讯科技相当。中国有意成为主要的能源科技大国。
生态学家布朗表示：「过去3年，美国一直是风力发电研发领域的领导者。估计至今年底，中国将在这方面超越美国，速度快到我们无法想像。」
无锡尚德公司已是举世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我日前见到该公司创办人施正荣。他谈到，在他创办尚德公司后不久，附近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因污染严重而沦为死水。
施正荣表示：「这场灾难发生后，无锡市委书记对我说，『我要支持你，将这项太阳能产业发展到规模150亿美元。我们接着就可以关闭本地区的污染及耗能产业』。关于这项课题，他是中国的新一代创意革新领导人之一。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中国明白，它无力消化这一切废弃物。我们必须追求无污染的成长。」
当然，中国一定会继续以廉价且高污染的煤炭追求成长，继续逮捕太热心的环保人士，而且为搜刮木材与矿物不惜掠夺非洲的森林。
不要怀疑这一点，然而更不要怀疑，中国同时已悄悄迈向洁净能源部署与创新的新境界。这是当前的史波尼克。如果我们漠视它，后果严重。
（作者Thomas Fried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009/09/28联合报】
星期日, 九月 27, 2009
【转载】中国著名学者汪晖来新主讲“西藏问题”东方西方怎么看?
（李慧玲，《联合早报》，27/09/2009）
2008年3月14日及稍后一段时间爆发的“西藏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但在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触发了围绕奥林匹克火炬的对抗，而且也为网络时代的媒体斗争提供了一个契机。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如何分析西藏问题的历史成因？如何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机？如何看待海内外新一代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介入？
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将于10月4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礼堂就“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进行公开演讲，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元瑾副教授担任主席。汪晖是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演讲由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南大毕业生协会、联合早报联合举办。
西方的西藏印象
汪晖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访问时，谈到自己为什么会进行西藏课题的研究。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开始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写作过程。
在那个过程中，他讨论了清代思想及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思考了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对西藏的知识怎么形成，形成的框架是什么。
他引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说，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
在西方，藏学研究从来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东方学形成的时代至今都是如此。从这种知识体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些模式。
汪晖以藏学在欧洲的发展脉络指出，早期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18和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卢梭、康德、黑格尔曾对藏传佛教给予批评，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将达赖-班禅制度与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相比较，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教皇宗教”。
之后，在19—20世纪，有关西藏的知识与神智论(Theosophy)发生联系。
神智论是一种认为由直觉或默示可以与神鬼交通的学术。汪晖说，它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
在汪晖看来，其实欧洲对西藏的理解是它关于自己知识的一部分，是它从自己的知识产生出的一个世界的想象的一部分。
“到底这件事情该怎么去看？我希望能够从两个方向去理解：欧洲思想是怎么理解的，中国人是怎么反应的。其实中国人的自我理解也经常被西方的知识塑造。
“我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想象是非常受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的影响，算不上一定是真正所谓‘中国的知识’。这不是简单地针对西方的问题，因为说到最后，这套知识也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关于西方的知识、关于西藏、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社会的知识。”
民族区域问题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另一个促使汪晖进行这个课题研究的，“是非常现实的原因”。
他说，很多中国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中国1989年以后社会分化的讨论，比较集中在9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扩张导致的社会分化，其中大家讨论得最集中的是贫富分化、城乡分化、区域分化，以及生态危机等。这些问题与包括西藏、新疆等民族区域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对贫富、区域和城乡分化在民族区域所呈现的特殊的形态，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他解释，民族问题所以被形成今天这个状态，不是因为天生的“你是这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就必然要有冲突，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时期比较和谐有的时期会冲突。
中国西南的许多混居地区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也出现了像“3.14” 事件这样的危机。事实上，民族区域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危机与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国内的发展模式，还是全球化的过程——有关。
有一些问题是发展中所见的普遍问题，比如在经济发展当中传统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不是民族区域特有的现象。北京城市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就曾广受讨论。但是少数民族区域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相对脆弱的状态，与其他地区的状况又有所不同，它所面对的问题有其特殊性。
例如，由于文化、习惯和语言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机会差异，在少数民族区域也会转化为民族差异。就某一民族成员而言，也存在着分化，但不同民族在发展中的这些差异就有可能酿成民族矛盾。
换句话说，市场扩张过程涉及的是经济前提上的不平衡，但在民族区域这些问题有可能被转化为民族问题。汪晖因此认为，这也是检讨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发展主义问题的一个方面。
3.14事件爆发的时候，汪晖正在意大利，在中国以外看到这些事件的发展，又有不同的感触。
他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的争执已经跟西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了。无论是西方对大陆的反应，还是大陆网上对西方的反应，已转移向奥林匹克、中国的兴起这么一些问题了。
“西方社会到底怎么看待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到底怎么自我理解这个兴起，成了新的冲突的焦点。无可否认，在过去这些年到未来，不论有没有西藏、新疆问题，在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爆发另一个冲突。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冲突？如何重新建立相互理解？”
他因此把之前收集到的材料和自己的思路整理出来，开始撰文，并且从去年到今年数易其稿。
【汪晖简介】
被誉为新左派领袖的汪晖1984年获中国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
他在1991年与陈平原、王守常一同创办《学人》丛刊，并任《读书》杂志主编长达十年。主要著作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汪晖也将在10月9日下午2点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礼堂举行一场"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区域视角"的英语演讲，由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郭建文副教授担任主席。
2008年3月14日及稍后一段时间爆发的“西藏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但在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触发了围绕奥林匹克火炬的对抗，而且也为网络时代的媒体斗争提供了一个契机。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如何分析西藏问题的历史成因？如何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机？如何看待海内外新一代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介入？
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将于10月4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礼堂就“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进行公开演讲，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元瑾副教授担任主席。汪晖是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演讲由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南大毕业生协会、联合早报联合举办。
西方的西藏印象
汪晖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访问时，谈到自己为什么会进行西藏课题的研究。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开始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写作过程。
在那个过程中，他讨论了清代思想及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思考了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对西藏的知识怎么形成，形成的框架是什么。
他引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说，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
在西方，藏学研究从来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东方学形成的时代至今都是如此。从这种知识体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些模式。
汪晖以藏学在欧洲的发展脉络指出，早期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18和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卢梭、康德、黑格尔曾对藏传佛教给予批评，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将达赖-班禅制度与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相比较，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教皇宗教”。
之后，在19—20世纪，有关西藏的知识与神智论(Theosophy)发生联系。
神智论是一种认为由直觉或默示可以与神鬼交通的学术。汪晖说，它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
在汪晖看来，其实欧洲对西藏的理解是它关于自己知识的一部分，是它从自己的知识产生出的一个世界的想象的一部分。
“到底这件事情该怎么去看？我希望能够从两个方向去理解：欧洲思想是怎么理解的，中国人是怎么反应的。其实中国人的自我理解也经常被西方的知识塑造。
“我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想象是非常受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的影响，算不上一定是真正所谓‘中国的知识’。这不是简单地针对西方的问题，因为说到最后，这套知识也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关于西方的知识、关于西藏、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社会的知识。”
民族区域问题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另一个促使汪晖进行这个课题研究的，“是非常现实的原因”。
他说，很多中国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中国1989年以后社会分化的讨论，比较集中在9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扩张导致的社会分化，其中大家讨论得最集中的是贫富分化、城乡分化、区域分化，以及生态危机等。这些问题与包括西藏、新疆等民族区域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对贫富、区域和城乡分化在民族区域所呈现的特殊的形态，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他解释，民族问题所以被形成今天这个状态，不是因为天生的“你是这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就必然要有冲突，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时期比较和谐有的时期会冲突。
中国西南的许多混居地区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也出现了像“3.14” 事件这样的危机。事实上，民族区域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危机与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国内的发展模式，还是全球化的过程——有关。
有一些问题是发展中所见的普遍问题，比如在经济发展当中传统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不是民族区域特有的现象。北京城市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就曾广受讨论。但是少数民族区域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相对脆弱的状态，与其他地区的状况又有所不同，它所面对的问题有其特殊性。
例如，由于文化、习惯和语言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机会差异，在少数民族区域也会转化为民族差异。就某一民族成员而言，也存在着分化，但不同民族在发展中的这些差异就有可能酿成民族矛盾。
换句话说，市场扩张过程涉及的是经济前提上的不平衡，但在民族区域这些问题有可能被转化为民族问题。汪晖因此认为，这也是检讨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发展主义问题的一个方面。
3.14事件爆发的时候，汪晖正在意大利，在中国以外看到这些事件的发展，又有不同的感触。
他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的争执已经跟西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了。无论是西方对大陆的反应，还是大陆网上对西方的反应，已转移向奥林匹克、中国的兴起这么一些问题了。
“西方社会到底怎么看待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到底怎么自我理解这个兴起，成了新的冲突的焦点。无可否认，在过去这些年到未来，不论有没有西藏、新疆问题，在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爆发另一个冲突。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冲突？如何重新建立相互理解？”
他因此把之前收集到的材料和自己的思路整理出来，开始撰文，并且从去年到今年数易其稿。
【汪晖简介】
被誉为新左派领袖的汪晖1984年获中国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
他在1991年与陈平原、王守常一同创办《学人》丛刊，并任《读书》杂志主编长达十年。主要著作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汪晖也将在10月9日下午2点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礼堂举行一场"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区域视角"的英语演讲，由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郭建文副教授担任主席。
星期四, 九月 24, 2009
【转载】龙与蟒：中国、巴西和美洲的势力平衡
（罗洛-霍达 Loro Horta，《联合早报》，2009-09-24）
审时度势
今年4月，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超过美国同巴西的贸易额4亿美元，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发展象征了该区域势力平衡的改变，对巴西这个美洲的主要国家别具意义。
中国和巴西于约20年前签定的战略伙伴协议，近年开始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两个大国间的贸易额在2007达到290亿美元，并在2008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30亿美元。和不断扩展的经济关系相辅相成的，还有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国防科技关系：
两国在非常敏感的领域如太空科技、航空和同军事相关的技术进行了合作。自1990年代初，两国已发射了三颗共同开发的人造卫星，目前也正联手制造一款中程商用飞机。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对这样的关系表示关心，声称巴西把敏感的人造卫星和遥感科技转移给中国，来换取中国在弹道导弹的技术。
对在天安门事件后受到西方军事制裁限制的中国，巴西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来源。巴西的武器出口远至东南亚，当马来西亚在2000年代初向巴西购置18部Astros多功能火箭发射器时，还引起了新加坡的关注。巴西不止是个主要的军事科技供应国，也是民用产品的供应商。它在2007年8月签订总值13亿美元的合同，售卖商用飞机给德国汉莎航空和日本航空，便清楚的说明这一点。
巴西国防部长裘宾今年5月宣布中国的战斗机机师将在巴西的航空母舰圣保罗号上受训，便是两国密切军事关系的一个例子。裘宾是在一名中国高级军官公开宣布中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建航空母舰后，作出上述宣布。考虑到很少国家拥有航空母舰，而且都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巴西的表态毫无疑问的证明了她作为中国军事科技来源的重要性。
能源合作：
能源领域已经快速成为两国合作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同中国签署了几个协议，兴建一个庞大的60亿美元管道的不同部分，以输送巴西不断增长的出口到中国的能源。今年5月，中国签署了为Petrobras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的合约，协助公司开拓新发现的图皮（Tupi）油田。
作为交换条件，巴西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为中国国有的中国石化每天供应20万桶的石油——大约是中国石油需求的7％。Petrobras据说也正把深水钻井技术转移给中国的国有公司，这是中国一直不是十分成功的领域。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和全世界的石油活动，大多数是在陆上或比较浅的水域。
在国际上，两国在贸易、农业津贴、环境和全球暖化等课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中国热心的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雄心。两国皆是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的成员，这个松散的崛起经济体组织的另外两个成员是俄罗斯和印度。
对地缘战略的冲击：
中国和巴西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影响远超出拉丁美洲。比如，在盛产石油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巴西和中国公司一直在石油和采矿方面合作。今年，安哥拉成为非洲的最大石油生产国。自2007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便有约15％来自安哥拉，使它成为中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在非洲，中国已经是安哥拉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去年达到490亿美元。巴西则是安哥拉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和巴西这两大巨人不断加强的伙伴关系，也可以对非洲的权力平衡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在南美洲的实力自2000年代初便快速增长。比如，中国目前是古巴和乌拉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哥斯达黎加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总的来说，中国目前是南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在美国之后。
中国和巴西关系的急速发展少过10年。然而，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在超过80年后，地位已经被中国取代。今年初，该地区的两个最大国家巴西和阿根延的央行宣布，它们正在同中国政府谈判，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不再使用美元，而改用自己本身的货币。这标志着中国在这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的中国—巴西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美洲势力平衡的明显改变。它显示，同以往的各大西洋联盟比较，发展中国家的联盟现在可以对国际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美国依然是主宰美洲的力量，但这个大陆已经不再是它独有的势力范围。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他是东帝汶公民，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毕业生。）
审时度势
今年4月，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超过美国同巴西的贸易额4亿美元，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发展象征了该区域势力平衡的改变，对巴西这个美洲的主要国家别具意义。
中国和巴西于约20年前签定的战略伙伴协议，近年开始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两个大国间的贸易额在2007达到290亿美元，并在2008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30亿美元。和不断扩展的经济关系相辅相成的，还有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国防科技关系：
两国在非常敏感的领域如太空科技、航空和同军事相关的技术进行了合作。自1990年代初，两国已发射了三颗共同开发的人造卫星，目前也正联手制造一款中程商用飞机。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对这样的关系表示关心，声称巴西把敏感的人造卫星和遥感科技转移给中国，来换取中国在弹道导弹的技术。
对在天安门事件后受到西方军事制裁限制的中国，巴西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来源。巴西的武器出口远至东南亚，当马来西亚在2000年代初向巴西购置18部Astros多功能火箭发射器时，还引起了新加坡的关注。巴西不止是个主要的军事科技供应国，也是民用产品的供应商。它在2007年8月签订总值13亿美元的合同，售卖商用飞机给德国汉莎航空和日本航空，便清楚的说明这一点。
巴西国防部长裘宾今年5月宣布中国的战斗机机师将在巴西的航空母舰圣保罗号上受训，便是两国密切军事关系的一个例子。裘宾是在一名中国高级军官公开宣布中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建航空母舰后，作出上述宣布。考虑到很少国家拥有航空母舰，而且都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巴西的表态毫无疑问的证明了她作为中国军事科技来源的重要性。
能源合作：
能源领域已经快速成为两国合作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同中国签署了几个协议，兴建一个庞大的60亿美元管道的不同部分，以输送巴西不断增长的出口到中国的能源。今年5月，中国签署了为Petrobras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的合约，协助公司开拓新发现的图皮（Tupi）油田。
作为交换条件，巴西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为中国国有的中国石化每天供应20万桶的石油——大约是中国石油需求的7％。Petrobras据说也正把深水钻井技术转移给中国的国有公司，这是中国一直不是十分成功的领域。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和全世界的石油活动，大多数是在陆上或比较浅的水域。
在国际上，两国在贸易、农业津贴、环境和全球暖化等课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中国热心的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雄心。两国皆是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的成员，这个松散的崛起经济体组织的另外两个成员是俄罗斯和印度。
对地缘战略的冲击：
中国和巴西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影响远超出拉丁美洲。比如，在盛产石油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巴西和中国公司一直在石油和采矿方面合作。今年，安哥拉成为非洲的最大石油生产国。自2007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便有约15％来自安哥拉，使它成为中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在非洲，中国已经是安哥拉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去年达到490亿美元。巴西则是安哥拉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和巴西这两大巨人不断加强的伙伴关系，也可以对非洲的权力平衡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在南美洲的实力自2000年代初便快速增长。比如，中国目前是古巴和乌拉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哥斯达黎加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总的来说，中国目前是南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在美国之后。
中国和巴西关系的急速发展少过10年。然而，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在超过80年后，地位已经被中国取代。今年初，该地区的两个最大国家巴西和阿根延的央行宣布，它们正在同中国政府谈判，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不再使用美元，而改用自己本身的货币。这标志着中国在这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的中国—巴西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美洲势力平衡的明显改变。它显示，同以往的各大西洋联盟比较，发展中国家的联盟现在可以对国际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美国依然是主宰美洲的力量，但这个大陆已经不再是它独有的势力范围。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他是东帝汶公民，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毕业生。）
星期二, 九月 22, 2009
【转载】大国崛起 伴随战争掠夺 中国不用武力 和平崛起成特色
（高健康，《联合晚报》，22/09/2009）
过去300年，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也离不开掠夺与侵占，只有中国的崛起是仅有的例外。
香港名嘴，也是著名政治评论家张立指出，英国通过对殖民地的侵略以及全球性的掠夺而崛起；德国和日本，一出现崛起的势头，就急着对外扩张。德国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则侵略亚洲多国，中国首当其冲，饱受摧残；美国是靠二次世界大战起家，目前在全球有300多个军事基地，也是靠武力维持帝国及美元的地位。
张立说：“大国崛起，没有不与战争和掠夺连在一起的，这是过往历史的例证，唯有中国是提倡和平崛起。迄今为止，中国这30 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中国人民辛劳的成果，没有用武力夺来一分一毫。”
他认为，中国的崛起现在虽是“起势”，但由于人口多、气势猛，犹如钱塘江大潮般汹涌澎湃。
他说：“21世纪，中国崛起将是贯串百年大业的主轴，而‘和平’是中国崛起的特色。”
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崛起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张立指出，中国的崛起已对日本、南韩和海峡两岸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牵引。
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和老挝，正在步中国后尘，未来缅甸和北韩也会效法中国。
他说：“其实在过去10年，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已在出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中心舞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
在全球衰退下，中国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美国有人因此提出“两国集团”（G2），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全球事务，但遭到北京反对。
张立指出，近期亚洲也出现另一些呼声，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韩国主张“东亚联合”，还有人认为未来的“两国集团”不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国和东亚”。“亚洲队”（Team Asia ）的说法也在扩散。
张立对佛学有精深研究
除了对时政深富洞察力，张立也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人称“ 隐于市的大乘佛子”。
佛道是张立处世立言之根，当年他在亚洲电视台主持《张立平常谈》，开篇镜头便以《六祖坛经》为背景，颇含深意。他的文章和言论也不时引述六祖智慧，正是多年悟道的自然流露。
张立已受邀在10月10日来本地参加“中国崛起与亚太关系”的专题讲座，并与国人分享他对中国崛起和亚太新局势的见解。他透露，在讲座上也可能兼谈佛学，把它运用到对时局的分析。
【张立简介】
早年在《中报》当记者，后转到《信报》和《星岛日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生活阅历、独特的观察能力，使他在新闻界名声鹊起。
1986年下海经商，隔年的香港金融风暴使所有积蓄化为乌有，还欠下巨债。
记者生涯锻炼了张立的健笔，商海沉浮造就了他的悟性。1990 年，他在《信报》开辟专栏《商心国是》，1999年在香港亚视主持自己的清谈节目《张立平常谈》，如今已是出版了数十种书的畅销作家。
张立的《商心国是》专栏也在本报长期转载，深受读者喜爱。
过去300年，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也离不开掠夺与侵占，只有中国的崛起是仅有的例外。
香港名嘴，也是著名政治评论家张立指出，英国通过对殖民地的侵略以及全球性的掠夺而崛起；德国和日本，一出现崛起的势头，就急着对外扩张。德国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则侵略亚洲多国，中国首当其冲，饱受摧残；美国是靠二次世界大战起家，目前在全球有300多个军事基地，也是靠武力维持帝国及美元的地位。
张立说：“大国崛起，没有不与战争和掠夺连在一起的，这是过往历史的例证，唯有中国是提倡和平崛起。迄今为止，中国这30 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中国人民辛劳的成果，没有用武力夺来一分一毫。”
他认为，中国的崛起现在虽是“起势”，但由于人口多、气势猛，犹如钱塘江大潮般汹涌澎湃。
他说：“21世纪，中国崛起将是贯串百年大业的主轴，而‘和平’是中国崛起的特色。”
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崛起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张立指出，中国的崛起已对日本、南韩和海峡两岸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牵引。
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和老挝，正在步中国后尘，未来缅甸和北韩也会效法中国。
他说：“其实在过去10年，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已在出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中心舞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
在全球衰退下，中国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美国有人因此提出“两国集团”（G2），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全球事务，但遭到北京反对。
张立指出，近期亚洲也出现另一些呼声，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韩国主张“东亚联合”，还有人认为未来的“两国集团”不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国和东亚”。“亚洲队”（Team Asia ）的说法也在扩散。
张立对佛学有精深研究
除了对时政深富洞察力，张立也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人称“ 隐于市的大乘佛子”。
佛道是张立处世立言之根，当年他在亚洲电视台主持《张立平常谈》，开篇镜头便以《六祖坛经》为背景，颇含深意。他的文章和言论也不时引述六祖智慧，正是多年悟道的自然流露。
张立已受邀在10月10日来本地参加“中国崛起与亚太关系”的专题讲座，并与国人分享他对中国崛起和亚太新局势的见解。他透露，在讲座上也可能兼谈佛学，把它运用到对时局的分析。
【张立简介】
早年在《中报》当记者，后转到《信报》和《星岛日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生活阅历、独特的观察能力，使他在新闻界名声鹊起。
1986年下海经商，隔年的香港金融风暴使所有积蓄化为乌有，还欠下巨债。
记者生涯锻炼了张立的健笔，商海沉浮造就了他的悟性。1990 年，他在《信报》开辟专栏《商心国是》，1999年在香港亚视主持自己的清谈节目《张立平常谈》，如今已是出版了数十种书的畅销作家。
张立的《商心国是》专栏也在本报长期转载，深受读者喜爱。
星期五, 九月 18, 2009
【转载】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六十年
（杜平，《联合早报》，2009-09-18）
世界变化的速度和深度，往往令人难以想象。即便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也无法把握历史演变的方向。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预见不到今日中国之国际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它不但没有埋葬“垂死的”资本主义，反而与之“风雨同舟”。
用历史的视角看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与外部世界的六十年交往，在根本上就是洗雪国家耻辱、恢复民族自信，从世界舞台的黑暗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历程。
从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前五十年，在这百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列强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和任其宰割的猎物。中国人开始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在1949年国家权力重归一统之后。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积贫积弱、内乱不止，但国家意志的重归一体、民族意识的重新凝聚，使得中国在极不友善、乃至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得以站稳脚跟，继而使所有新老强国再也不敢轻蔑待之。
遇强则强，大国地位奠定
在此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战略较量，是它重返世界舞台的起点。
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介入境外战争，特别是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它不只是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重新对传统的势力范围进行力量辐射。
朝鲜半岛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所带来的回报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上，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发誓再也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从此之后，苏联也对中国产生忌惮之心。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不可战胜”信念的塑造
中国自古以来就视自己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它也深知，和平与战争有时候是矛盾的统一。在迫不得已和无可回避的形势下，中国不惧怕战争，甚至敢于发动战争。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和任人蹂躏的历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不仅如此，在当代世界，除了少数几个没有可比性的事例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并且只赢不输的国家。
回溯过去六十年，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程中，每一场或大或小的陆地战争，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发生边境战争，此后近五十年里，两国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1979年，中国和越南爆发边境战争，不仅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而且更打破了苏联试图从南部包抄中国的战略。
重现这段历史的目的，绝非是要歌颂和鼓吹战争，而在于说明中国新政权成立之后，其国际影响力何以由弱变强。
历史是由各种重要的事件拼凑而成。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串成一体。它们不仅凝聚了全民意志，加固了人民之间的纽带，而且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格，甚至还树立了“中国不可战胜”的信念。外部世界若要深度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感受，就不能忽略这些历史事件。
在经济秩序中后来居上
与此前几十年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又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另一种姿态。在斗争中扩大国际空间、在对抗中提升国际地位的模式，逐渐被和平竞争与互利合作所取代。从当年的革命外交到现在的务实外交，从当年的国际主义到现在的国家主义，从当年的意识形态至上到现在的利益优先，所有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依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国家的强盛。
关于中国当前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各种论述早已是汗牛充栋。2008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认为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只是33％。这表明，无论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现状，人们都已经把它置于自己视野中的重要位置。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富裕，与老牌工业国相比甚至还显得比较贫穷。但它何以与其他富国一起，站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中心？
有一个事实，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两年前，即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还是首次出现。假若再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各国经济形势，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只是初次跻身于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其后来居上的前景已经没有太多疑问。
是权宜之计，还是终极选择？
然而，置身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又将如何看待世界？在回望来时之路的时候，中国对未来之路是否已经心中有数？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已经从现有的秩序中获得了很多机遇，将来依然需要利用这一秩序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在体制和文化上是一个“异类”。栖身于西方制定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中国难免会感到不甚自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遵循或屈从于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中国究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还是要坚持到底的终极选择？
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曾经一直享受着“中央帝国”的滋味，傲视全球，惟我独尊。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出人头地，不甘平庸，不甘于让自己的命运长期维系于“非我”文明之上。
可是，中国何时才能从自身文明中，淬炼和重造出一套领导世界潮流、规范世界事务的智慧？只有当那个时候到来，中国才算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世界变化的速度和深度，往往令人难以想象。即便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也无法把握历史演变的方向。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预见不到今日中国之国际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它不但没有埋葬“垂死的”资本主义，反而与之“风雨同舟”。
用历史的视角看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与外部世界的六十年交往，在根本上就是洗雪国家耻辱、恢复民族自信，从世界舞台的黑暗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历程。
从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前五十年，在这百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列强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和任其宰割的猎物。中国人开始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在1949年国家权力重归一统之后。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积贫积弱、内乱不止，但国家意志的重归一体、民族意识的重新凝聚，使得中国在极不友善、乃至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得以站稳脚跟，继而使所有新老强国再也不敢轻蔑待之。
遇强则强，大国地位奠定
在此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战略较量，是它重返世界舞台的起点。
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介入境外战争，特别是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它不只是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重新对传统的势力范围进行力量辐射。
朝鲜半岛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所带来的回报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上，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发誓再也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从此之后，苏联也对中国产生忌惮之心。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不可战胜”信念的塑造
中国自古以来就视自己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它也深知，和平与战争有时候是矛盾的统一。在迫不得已和无可回避的形势下，中国不惧怕战争，甚至敢于发动战争。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和任人蹂躏的历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不仅如此，在当代世界，除了少数几个没有可比性的事例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并且只赢不输的国家。
回溯过去六十年，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程中，每一场或大或小的陆地战争，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发生边境战争，此后近五十年里，两国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1979年，中国和越南爆发边境战争，不仅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而且更打破了苏联试图从南部包抄中国的战略。
重现这段历史的目的，绝非是要歌颂和鼓吹战争，而在于说明中国新政权成立之后，其国际影响力何以由弱变强。
历史是由各种重要的事件拼凑而成。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串成一体。它们不仅凝聚了全民意志，加固了人民之间的纽带，而且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格，甚至还树立了“中国不可战胜”的信念。外部世界若要深度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感受，就不能忽略这些历史事件。
在经济秩序中后来居上
与此前几十年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又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另一种姿态。在斗争中扩大国际空间、在对抗中提升国际地位的模式，逐渐被和平竞争与互利合作所取代。从当年的革命外交到现在的务实外交，从当年的国际主义到现在的国家主义，从当年的意识形态至上到现在的利益优先，所有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依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国家的强盛。
关于中国当前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各种论述早已是汗牛充栋。2008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认为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只是33％。这表明，无论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现状，人们都已经把它置于自己视野中的重要位置。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富裕，与老牌工业国相比甚至还显得比较贫穷。但它何以与其他富国一起，站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中心？
有一个事实，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两年前，即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还是首次出现。假若再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各国经济形势，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只是初次跻身于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其后来居上的前景已经没有太多疑问。
是权宜之计，还是终极选择？
然而，置身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又将如何看待世界？在回望来时之路的时候，中国对未来之路是否已经心中有数？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已经从现有的秩序中获得了很多机遇，将来依然需要利用这一秩序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在体制和文化上是一个“异类”。栖身于西方制定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中国难免会感到不甚自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遵循或屈从于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中国究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还是要坚持到底的终极选择？
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曾经一直享受着“中央帝国”的滋味，傲视全球，惟我独尊。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出人头地，不甘平庸，不甘于让自己的命运长期维系于“非我”文明之上。
可是，中国何时才能从自身文明中，淬炼和重造出一套领导世界潮流、规范世界事务的智慧？只有当那个时候到来，中国才算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星期三, 九月 16, 2009
【转载】中国的崛起及其外交和战略压力
（郑永年，《联合早报》，2009-09-16）
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只是他们要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地步。不过，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着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上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澳洲）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西移。
日本一直是亚洲的最大经济体，其战略也一直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这里尽管与其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有关，但即使没有这种同盟关系，中国也是其战略核心。日本这些年的内部的军事提升与发展和外部的战略安排都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象。在这个构架内，日本的战略必然“向西看”和“向西南（东南亚）看”。
亚洲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这些年来也加速了其“向东看”政策的力度。这里不仅具有经济原因，更具有战略因素，即印度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中国。甚至在不久前对自己的亚洲定为并不明确的澳大利亚也在今年提出了“向北看”的政策，其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中国是其潜在的敌人。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其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上升
但问题还远未至此结束。中国的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也正在迅速上升。那里，除了藏独和疆独运动之外，恐怖主义更是威胁着中国的内部安全。实际上，正是因为西部的战略形势牵涉到内部安全问题，中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和战略资源。这个形势有效地制约和牵制着中国的海洋战略。
南海问题对中国的海洋外交更是具有直接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崛起，一些和中国有领海主权纠纷的国家感到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加紧了他们各自的或者共同的战略调整。领土和领海的纠纷本来多属于双边关系，但这些国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把双边关系转变成为区域关系和多边主义，甚至国际化，使得双边可能的纠纷不仅涉及到国际组织，而且是“邀请”其他大国的卷入。这些年来，中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领土纠纷方面和有关国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领土和领海方面，双边性的谈判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存在着诸多历史因素，一旦涉及到领土和领海问题，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变得激进化，二是因为上面所说，一些国家并不严肃看待中国的提议，甚至是在中国看来具有“让步性”的提议，而是转而寻求应付中国的方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恪守其“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战略，这方面很成功。不管怎么样，中国拥有了这么多年的和平国际环境。然而，中国对崛起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外在压力似乎没有做好任何心理的和战略上的准备。无论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回避策略”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这种策略不仅经常使得自身陷入被动，更是被外界质疑中国实际外交和国际责任能力。
开放状态下的崛起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有效转化成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都成功地把经济优势转变成为政治和战略优势。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方面和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为经济服务”有关，另一方面和区域开放主义有关。在区域开放主义条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以，尽管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但这种经济优势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很多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成果的同时能够向中国制造和施加战略压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怎么办？中国正面临从前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那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在找到这种方法之前，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或者说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大国。形势发展到今天，“怎么办？”的问题正考验着崛起中的中国。
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只是他们要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地步。不过，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着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上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澳洲）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西移。
日本一直是亚洲的最大经济体，其战略也一直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这里尽管与其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有关，但即使没有这种同盟关系，中国也是其战略核心。日本这些年的内部的军事提升与发展和外部的战略安排都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象。在这个构架内，日本的战略必然“向西看”和“向西南（东南亚）看”。
亚洲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这些年来也加速了其“向东看”政策的力度。这里不仅具有经济原因，更具有战略因素，即印度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中国。甚至在不久前对自己的亚洲定为并不明确的澳大利亚也在今年提出了“向北看”的政策，其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中国是其潜在的敌人。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其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上升
但问题还远未至此结束。中国的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也正在迅速上升。那里，除了藏独和疆独运动之外，恐怖主义更是威胁着中国的内部安全。实际上，正是因为西部的战略形势牵涉到内部安全问题，中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和战略资源。这个形势有效地制约和牵制着中国的海洋战略。
南海问题对中国的海洋外交更是具有直接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崛起，一些和中国有领海主权纠纷的国家感到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加紧了他们各自的或者共同的战略调整。领土和领海的纠纷本来多属于双边关系，但这些国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把双边关系转变成为区域关系和多边主义，甚至国际化，使得双边可能的纠纷不仅涉及到国际组织，而且是“邀请”其他大国的卷入。这些年来，中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领土纠纷方面和有关国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领土和领海方面，双边性的谈判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存在着诸多历史因素，一旦涉及到领土和领海问题，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变得激进化，二是因为上面所说，一些国家并不严肃看待中国的提议，甚至是在中国看来具有“让步性”的提议，而是转而寻求应付中国的方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恪守其“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战略，这方面很成功。不管怎么样，中国拥有了这么多年的和平国际环境。然而，中国对崛起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外在压力似乎没有做好任何心理的和战略上的准备。无论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回避策略”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这种策略不仅经常使得自身陷入被动，更是被外界质疑中国实际外交和国际责任能力。
开放状态下的崛起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有效转化成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都成功地把经济优势转变成为政治和战略优势。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方面和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为经济服务”有关，另一方面和区域开放主义有关。在区域开放主义条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以，尽管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但这种经济优势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很多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成果的同时能够向中国制造和施加战略压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怎么办？中国正面临从前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那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在找到这种方法之前，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或者说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大国。形势发展到今天，“怎么办？”的问题正考验着崛起中的中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星期六, 九月 05, 2009
【转载】对中国年轻人怎么想“和平崛起” 李资政有所担忧
（《联合早报》，2009-09-03）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说“和平崛起”，说“永不称霸”，内阁资政李光耀表示可以相信。因为就算世界对中国不好，中国这一代领导人都明白中国再也不能回到旧的时代。老一辈也知道在少过5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总体国内生产总值（GDP）会超越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但是，中国年轻一代会怎么想，他就不敢肯定了。
李资政在回答中国学生问他相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的问题时，表达了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担忧。他举李显龙总理过去担任副总理期间对台湾作私人访问，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为例，指出一夜之间中国民间舆论大加挞伐，新加坡从平常的“老朋友”突然变成了他们的敌人。李资政认为如果真是老朋友，那就应该是永远的老朋友，而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他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动不动说“得罪13亿中国人”这样的话，会让人留下坏印象。他对美国人说，要花时间让年轻一代中国人了解“虽然中国壮大了，但你也是世界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旦这世界有问题，大家都得一起面对和承受。
李资政表示，1976年他首度访问中国时，中国人问他最多的是关于自由市场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谈的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也是更为务实的问题。因为新一代的中国人更了解世界大势。他觉得33年来中国的转变非常巨大。
他认为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大跃进、挨饿、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对抗的历史，所以会产生和平崛起的想法，而和平崛起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他不赞成和平崛起的英文用词“peaceful rise”，因为rise会吓坏人，令人觉得是要压倒对方，他曾建议使用“文化复兴”，说明中国恢复汉唐的辉煌文化，让世人把中国崛起的焦点转移到文化领域。后来中国改变了说法，主要是用“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来表述奋斗的目标。
虽然李资政相信中国能和平崛起，但他也提出了中国的隐忧。
他指出，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存在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以及贪污盛行，城乡差距很大，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去到乡下学校。但是，因为中国有很强势的政府，所以要应付这些问题，并非太难。
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有着制度上的不同。在中国，如果官员该做的却做不好，就会被换掉，中国共产党官员也有制度化的退休年龄，而印度却受到社会多元性的限制。他举语言为例说，印度语言分歧，政治领袖所讲的每一种语言，只能让一部分人民理解，而中国领导人讲普通话，90％以上的汉族人民都能理解。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说“和平崛起”，说“永不称霸”，内阁资政李光耀表示可以相信。因为就算世界对中国不好，中国这一代领导人都明白中国再也不能回到旧的时代。老一辈也知道在少过5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总体国内生产总值（GDP）会超越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但是，中国年轻一代会怎么想，他就不敢肯定了。
李资政在回答中国学生问他相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的问题时，表达了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担忧。他举李显龙总理过去担任副总理期间对台湾作私人访问，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为例，指出一夜之间中国民间舆论大加挞伐，新加坡从平常的“老朋友”突然变成了他们的敌人。李资政认为如果真是老朋友，那就应该是永远的老朋友，而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他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动不动说“得罪13亿中国人”这样的话，会让人留下坏印象。他对美国人说，要花时间让年轻一代中国人了解“虽然中国壮大了，但你也是世界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旦这世界有问题，大家都得一起面对和承受。
李资政表示，1976年他首度访问中国时，中国人问他最多的是关于自由市场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谈的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也是更为务实的问题。因为新一代的中国人更了解世界大势。他觉得33年来中国的转变非常巨大。
他认为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大跃进、挨饿、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对抗的历史，所以会产生和平崛起的想法，而和平崛起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他不赞成和平崛起的英文用词“peaceful rise”，因为rise会吓坏人，令人觉得是要压倒对方，他曾建议使用“文化复兴”，说明中国恢复汉唐的辉煌文化，让世人把中国崛起的焦点转移到文化领域。后来中国改变了说法，主要是用“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来表述奋斗的目标。
虽然李资政相信中国能和平崛起，但他也提出了中国的隐忧。
他指出，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存在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以及贪污盛行，城乡差距很大，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去到乡下学校。但是，因为中国有很强势的政府，所以要应付这些问题，并非太难。
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有着制度上的不同。在中国，如果官员该做的却做不好，就会被换掉，中国共产党官员也有制度化的退休年龄，而印度却受到社会多元性的限制。他举语言为例说，印度语言分歧，政治领袖所讲的每一种语言，只能让一部分人民理解，而中国领导人讲普通话，90％以上的汉族人民都能理解。
星期一, 六月 08, 2009
【转载】面对大陆崛起及蓝营竞争 民进党中国政策如何定调？
（吴佳蓓，《联合早报》，08/06/2009）
眼看蔡英文的民进党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两周前，台湾高雄市长陈菊为即将举办的世运造势而登陆中国 ，因其政治地位与台独资历，此举掀起两岸交流史的一大高潮，也使得台海互动一夕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态势：红蓝两大潮汐的互涌，意外伴随一艘罕见的绿舟。
然而，轻舟返港后，虽掌声大于谴责的声音，民进党内部产生的化学效应，却不似外界期待的热烈。
继陈菊之后，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许添财也宣布6月访问厦门交流，他宣称登陆的目的为宣传城市观光，不含政治性，将以城市对城市的尊严互称，运作的标准依循着陈菊模式前进。
面对党内要角接连提出登陆的要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周指示党中国事务小组尽快研议“党公职访问中国注意事项”，但这个决定经近日中执会的激烈讨论后，被推翻需再行研议，未来党必须提出中国政策论述并厘清基本立场，才可附带提案。
与大陆交流仍处被动阶段
根据媒体先前掌握的草案，绿营县市长、立委、一级干部登陆采取“报备制”，注意事项有“不禁止、不被矮化、不鼓励”的三不精神，但也规范“必要交流”的注意事项，党公职若有集体出访，需经中常委讨论决定。这显示民进党现阶段与大陆的交流态度，仍维持在被动阶段。
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国民党采行先经后政的两岸政策，双方交流高速发展，两岸关系正常化已在制度中落实，下野的民进党，如何与时俱进，善用执政八年与对岸交手的经验，转化为面对中国大陆的全新姿态，并扮演对执政当局的理性监督角色，早已是关注台湾发展者迫切期待的。
过去一年来，民进党频频缺席于两岸重大经贸议题讨论的重大舞台，整体民进党的发声是以空洞的“矮化主权、卖台卖国”意识型态质疑执政当局的作为，难以有力说服多数支持开放的民意。
眼看蔡英文的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随着党内意见纷陈及社会呼吁改变的压力，绿营务实派坦承，在民进党的现况下，仍有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务实主张，将不利于正在巩固权力的党主席。
不断呼吁党内应该调整心态、面对中国大陆的前民进党立委李文忠向本报说，因为大陆的善意，陈菊登陆得到好的政治效应，使民进党内部务实开放的声音愿意开启，“去中国”阻碍虽然变小，但日后的来往，除非北京让台湾人得到正面鼓舞的收获，否则不会引起很大的正面效应，而能否因此在短期催生出新中国论述，没有人知道。
李文忠指出，在民进党内部，来自扁案的主要冲击尚未解决，另一方面，因为马英九政府的暴冲两岸政策，民进党不得不断地回应，蔡英文因此难以有效提出新政策。
李文忠形容，现在的民进党处在失去政权及主权的高度疑虑状态，当它提出务实主张时，“对政治上的伤害是直接而明白的，而与大陆交往，利益是未来式的，难以确定，这对权力基础不稳固的蔡英文来说，恐怕是有点困难”。
从政党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李文忠认为，在国共频繁交往之际，民进党若无法获得对岸正视其主张及党背后代表的民意，附和之举只能使民进党沦为为国共合作背书，只有在北京开始理解民进党及所代表的民意，并在两岸互动上给予一定的角色，使民进党可以反映民意、争取台湾利益，否则往来的意义不大，民进党什么也得不到。
除了派系问题干扰外，长期观察绿营发展的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施正锋也质疑，民进党的中国论述可能与国民党没有太大差别，或者民进党认为已经交代原则性的主张，因此难以提出新论述。
民进党被迫必须做出改变
在现实中，若长期拖延面对中国大陆，将不利于民进党的生存，李文忠指出，台湾民众密切关注政党如何满足两岸稳定和平，并透过两岸经贸使台湾获利进军全球，民进党若是拒绝多数人的需求，就是把所有有利害关系者，如台商或者支持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怎么利于政党执政。
面对崛起的大陆，以及与敌营竞争，民进党被迫到了必要改变的关键时刻。
施正锋认为，陈菊此行的经验，未必表示大陆接触民进党的政策已经定调，“老共谈判经验都满弹性的，倒是翻脸就跟翻桌一样，到底那个底限已经open到无所谓了，一个中国也都无所谓了，那还值得观察”。
眼看蔡英文的民进党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两周前，台湾高雄市长陈菊为即将举办的世运造势而登陆中国 ，因其政治地位与台独资历，此举掀起两岸交流史的一大高潮，也使得台海互动一夕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态势：红蓝两大潮汐的互涌，意外伴随一艘罕见的绿舟。
然而，轻舟返港后，虽掌声大于谴责的声音，民进党内部产生的化学效应，却不似外界期待的热烈。
继陈菊之后，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许添财也宣布6月访问厦门交流，他宣称登陆的目的为宣传城市观光，不含政治性，将以城市对城市的尊严互称，运作的标准依循着陈菊模式前进。
面对党内要角接连提出登陆的要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周指示党中国事务小组尽快研议“党公职访问中国注意事项”，但这个决定经近日中执会的激烈讨论后，被推翻需再行研议，未来党必须提出中国政策论述并厘清基本立场，才可附带提案。
与大陆交流仍处被动阶段
根据媒体先前掌握的草案，绿营县市长、立委、一级干部登陆采取“报备制”，注意事项有“不禁止、不被矮化、不鼓励”的三不精神，但也规范“必要交流”的注意事项，党公职若有集体出访，需经中常委讨论决定。这显示民进党现阶段与大陆的交流态度，仍维持在被动阶段。
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国民党采行先经后政的两岸政策，双方交流高速发展，两岸关系正常化已在制度中落实，下野的民进党，如何与时俱进，善用执政八年与对岸交手的经验，转化为面对中国大陆的全新姿态，并扮演对执政当局的理性监督角色，早已是关注台湾发展者迫切期待的。
过去一年来，民进党频频缺席于两岸重大经贸议题讨论的重大舞台，整体民进党的发声是以空洞的“矮化主权、卖台卖国”意识型态质疑执政当局的作为，难以有力说服多数支持开放的民意。
眼看蔡英文的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随着党内意见纷陈及社会呼吁改变的压力，绿营务实派坦承，在民进党的现况下，仍有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务实主张，将不利于正在巩固权力的党主席。
不断呼吁党内应该调整心态、面对中国大陆的前民进党立委李文忠向本报说，因为大陆的善意，陈菊登陆得到好的政治效应，使民进党内部务实开放的声音愿意开启，“去中国”阻碍虽然变小，但日后的来往，除非北京让台湾人得到正面鼓舞的收获，否则不会引起很大的正面效应，而能否因此在短期催生出新中国论述，没有人知道。
李文忠指出，在民进党内部，来自扁案的主要冲击尚未解决，另一方面，因为马英九政府的暴冲两岸政策，民进党不得不断地回应，蔡英文因此难以有效提出新政策。
李文忠形容，现在的民进党处在失去政权及主权的高度疑虑状态，当它提出务实主张时，“对政治上的伤害是直接而明白的，而与大陆交往，利益是未来式的，难以确定，这对权力基础不稳固的蔡英文来说，恐怕是有点困难”。
从政党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李文忠认为，在国共频繁交往之际，民进党若无法获得对岸正视其主张及党背后代表的民意，附和之举只能使民进党沦为为国共合作背书，只有在北京开始理解民进党及所代表的民意，并在两岸互动上给予一定的角色，使民进党可以反映民意、争取台湾利益，否则往来的意义不大，民进党什么也得不到。
除了派系问题干扰外，长期观察绿营发展的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施正锋也质疑，民进党的中国论述可能与国民党没有太大差别，或者民进党认为已经交代原则性的主张，因此难以提出新论述。
民进党被迫必须做出改变
在现实中，若长期拖延面对中国大陆，将不利于民进党的生存，李文忠指出，台湾民众密切关注政党如何满足两岸稳定和平，并透过两岸经贸使台湾获利进军全球，民进党若是拒绝多数人的需求，就是把所有有利害关系者，如台商或者支持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怎么利于政党执政。
面对崛起的大陆，以及与敌营竞争，民进党被迫到了必要改变的关键时刻。
施正锋认为，陈菊此行的经验，未必表示大陆接触民进党的政策已经定调，“老共谈判经验都满弹性的，倒是翻脸就跟翻桌一样，到底那个底限已经open到无所谓了，一个中国也都无所谓了，那还值得观察”。
星期五, 九月 26, 2008
[转载] 接受CNN访问 李资政：中国是个在复苏的古老强国
（联合早报，2008-09-24）
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是对现有世界秩序的一种威胁，然而内阁资政李光耀却认为这只是一个古老强国的复兴。
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是对现有世界秩序的一种威胁，然而内阁资政李光耀却认为这只是一个古老强国的复兴。
李资政上星期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时，针对当前世界强国如何在划定本身势力范围时互相角力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中国是个保留了其外交语言能力，并长年累月积累了一套同外国打交道的法门的古老强国。
他以本身周游世界多个国家时，发现中国的外交官员都能以派驻国的语言与腔调，同当地人沟通为例，分析这个人口大国正在发挥它在庞大人数及语言底蕴上的优势。因此，它在国际外交上能同其他强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中国并非一个新的强国，而是一个复苏中的古老强国。”
李资政这段访谈已在上星期天播出。他在分析诸如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世界强国，如何在各个能体现个别软硬力量的领域上竞争时，指出美国目前在硬力量上处在领头地位，但其他国家却日益加强其军事实力，而且硬力量在二三十年后将逐渐失去其作为压倒性因素的分量。
他说，在经济上，美国必须接受财富将无可避免会流向亚洲和其他产油国的事实，而这些国家必定也会要求在主要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甚至联合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这将是个竞争较为激烈的领域。
“你只要看看中国人不只是在亚洲，而是散居世界各地就明白了。在东南亚的每个使馆，中国外交官都能说当地的语言。在海湾地区，我到那里访问时，发现他们都能说得一口无懈可击的阿拉伯语。我相信在拉丁美洲，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李资政强调中国目前不是个威胁世界秩序的国家。因为中国当前这一代经过文革及大跃进等重大时期的领导层，都理解这个国家要达到挑战世界现状的阶段，尚有一段距离。因此，中国目前选择了在如国民教育等基础上，含蓄并循序渐进地提高自身实力的发展道路。
“它要的是和平、安定和增长。”
询及对回家原教旨主义的看法，李资政表示由于传承方式不同及受到本区域的佛教、印度教和爪哇人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的影响，东南亚的回教徒有别于通过强烈方式去表现其回教徒身份的阿拉伯人或巴基斯坦人。
他指出，虽然我国之前曾出现几名自我激进化的回教徒，但是基于回教极端主义组织已失去中央指挥，本区域的回教极端组织已变成各自独立运作的“游击队”，加上新加坡的大气候根本不利于他们的滋长，因此他认为本地回教徒对极端主义的反应将不会像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那样。
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软硬力量结合使用。
“答案一定是在于情报的结合，以使硬力量得以适当地应用，而不是不加区别地选择打击目标。人们也必须制止它们的财源，同时也必须耐心地运用软力量。这将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
星期四, 九月 18, 2008
[转载自台大批批踢政黑版]
作者: ENW (5j/ w94)看板: HatePolitics
标题: [闲聊]跟大陆的朋友聊到：放着让台湾自己倒就好了
时间: Tue Sep 9 18:59:02 2008
前一阵子跟香港认识的一位朋友在聊台湾～她本身是四川人
当然每个地方接收到的资讯有限，而每个人的视野也有限
她是提到本身中国许多的内部问题
当然也包括了四川地震的黑暗面和藏独的看法
不过，有一点到是让我印象深刻
她认为台湾迟早会回到中国的怀抱
当然不是单纯的祖国情节
毕竟她都能接受台独的言论～也待过美国念书
她的主要论点是台湾的民族意识没有中国强～自我认同也不足
历史的平衡点也开始往中国倾斜
而不管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两岸早就开战了
台湾失去的赢面已经越来越多
当然她也知道中国内部有许多问题
包括女性在中国的地位其实一直是受歧视的
内部压抑的声音也一直都是中国的问题
她很欣赏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政治热情
在中国这些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只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步伐和台湾慢慢失去自己的特色
很多以往的平衡点开始改变
她也觉得中国高层不会放任台湾追求独立机会
毕竟连她也觉得要是她也会利用任何可能性把台湾独立的机会排除
跟她聊的过程是还满轻松理性的
毕竟我自己看看身边的朋友～看看台湾的下一代
有时候真的怀疑
未来的十几年后
这一批新的年轻人要带领台湾往那个方向去？
有时候看看政黑上的文章
再晃到对岸的论坛
看看两岸的竞争
或许台湾真正的敌人是台湾自己吧
就像她讲的放着让台湾自己倒
历史的平衡点早就慢慢的改变
自己不努力
不能怪别人努力的往前走
当下的我
其实有点对她印象深刻
同年纪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格局，我却觉得自己比她小
至少她都在美国留过学（还愿意回到中国奋斗...XD）
我还在台湾傻傻的啃着升等的paper
为着一口饭努力
如果能搞个出国，搞不好也不想回台湾了
看看历史偏安的政权
其实往往都是败在自己的手里
--
戒之慎之
--
※发信站: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218.160.201.117
推tjuyahoo:准备升教授？ ？ 09/09 19:01
推yelilidg:没有被别人打败的，只有被自己打败的09/09 19:01
→ ENW:那是我的boss....XD 09/09 19:01
推hkshen:老实说在大陆眼里台湾问题只能算是次要问题他们认为台湾09/09 19:05
→ hkshen:有老美绑着不至于有太大的问题但是西藏新疆这两个地方09/09 19:06
→ hkshen:就不一样了09/09 19:07
推devilbatktf:图勒09/09 19:15
→ ENW:http://blog.roodo.com/wugu9999/archives/5598091.html 09/09 19:18
→ ENW:如果d大要的是这种..大陆应该也不少...我某boss就很喜欢厦门09/09 19:19
推devilbatktf:XD............ 09/09 19:21
→ ENW:政黑有政黑的轻松和无理头拉～ 09/09 19:22
作者: ytpicnic (虹)站内: HatePolitics
标题: [闲聊]跟大陆的朋友聊到：放着让台湾自己倒就好了
时间: Tue Sep 9 19:57:17 2008
差不多这样。
关掉ptt﹐十年时间﹐不吵族群
不吵蓝绿﹐不吵独统
意识形态撇开
政府和人民全力实现经济转型和自身价值认同
十年之后﹐台湾或可有与大陆谈判的资本
想和平又想要财富﹐也要自己努力
以现在的局面﹐十年之后﹐台湾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少
统一是时间问题。
台湾吵架的时候﹐应该看看身边的大陆在做什么
全力发展经济﹐解决内部问题
这个岛上的人在两岸长期的对抗里
患得患失﹐丧失自信心和斗志
拒绝开放﹐拒绝竞争
自卑又自大
清末亡国征兆便是如此了
--
※发信站: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221.137.108.54
推zukigo:基本上台湾已经没救了现在多赚点钱以后搬去国外才是真的09/09 20:05
推avenger45650:马上就倒闭09/09 20:07
推krara:你错了，台湾人民高贵又优秀，是世界上高等的民族。支那满狗09/09 20:08
→ krara:皇朝的错，怎么可能发生在台湾人身上？我们有台借英菁领导耶09/09 20:09
推shouri:台湾英菁XD我真的笑了09/09 20:10
推ibetitisnot:台籍精英陈水扁吗09/09 20:11
作者: kenco (幸运的毒药)看板: HatePolitics
标题: [闲聊]跟大陆的朋友聊到：放着让台湾自己倒就…
时间: Tue Sep 9 21:13:19 2008
当年国民党主政的时候，
台湾在华人的眼中，以及华人界自我认同里，
其实蛮高傲的。
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
一来是因为老共还在四个现代化、三面红旗、文革里面斗的天昏地暗
台湾却是全面发展自我的经济，开始起飞
二来是台湾还拥有着正统又醇厚的中华文化，
而中共早已经抛弃了。
我相信历史和文化的自我认同很重要，
和经济以及军事力都是同样的重要。
君不见，
很多乡民喜欢骂的韩国，
到底为何在拼命争取一些原本是中华文化，后来传到了朝鲜：
如划龙舟、围棋、针灸、等？
日本也曾经产生本身严重的文化认同，
最近的一次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日本的时候。
争论到最后，日本毕竟还是没抛弃掉自己的文化，反而用力的把它传播到世界上。
我想，台湾本身就是深受中华文化很深的地方，这是无法否认的。
在蒋中正撤退来台时，
也随之而来了很多当时在中国各领域很杰出的人物，
这可以说是我们当时文化比大陆更深远的时期。
如果后期的李登辉政府，和之后的民进党政府，
能够好好珍惜和正视我们优于大陆的地方，
以中华文化的正统为自居，
这样不仅我们台湾人民会有一定的民族优越，
也可以稍微纠正现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倾斜，使台湾比较有自己的立场。
为何中华文化的正统，这个美妙的招牌，要白白送给中共呢？
日本韩国会说围棋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就放弃围棋，放弃他们现今世界的领先地位吗？
日本韩国会说棒球是西方人的玩意，
就放弃他们现今世界前几强的名次吗？
如果日韩都不想放弃，那为何绿营，要全盘摒弃我们原先优于大陆的地方？
为何中世纪欧洲一堆国家，
都要挂上「正统罗马继承者」的这块招牌？
就连近代，二战时义大利也借口过「恢复罗马时代的光荣」为号召呢？
他们本身已经有一定实力了，追求历史的认同意义何在，还不清楚吗？
就是因为历史文化的认同很重要阿！ ！ ！ ！
能让台湾人能更爱这个国家，能更团结，更不容易被击垮。
民进党口口声声的去中国化，
到底又想带来什么更好的文化给台湾人民？
撕裂原本台湾的认同，
是否就是要把台湾推向邻近的文化强国，中共或日本？
这真的是所谓爱台湾的行为吗？还是这才是真正的出卖台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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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25.224.20.154
推tjuyahoo:原po不爱台湾啊09/09 21:17
推FlashGet:民进党早下台了09/09 21:17
推yew:推荐这篇文章09/09 21:17
→ yew:不过一定有人会骂你不爱台湾09/09 21:18
推openid:"平等待人"比"高傲视人"快乐多了09/09 21:18
推guest001:民进党下台了还在推去中国化啊09/09 21:18
推stayinalive:赞09/09 21:18
推HellBlazer:说的很好XD 09/09 21:19
推ibetitisnot:推一个～ 09/09 21:19
→ openid:高傲说到底是一种自我膨胀，高傲对别人..实在没有必要09/09 21:19
推Gustave:自豪吧没到高傲的程度是某些香港人心态上一直很高傲09/09 21:21
推Ipisncku:说的不错给个推~ 09/09 21:22
→ Gustave:台湾当年是以护卫中国传统文化的角色自居09/09 21:23
推Esurak:骗选票快又有效真的09/09 21:23
推allensua:哈哈真的很不爱台湾XDDD不过DPP就是这样作恶多端才会下台09/09 21:24
推ay5569:推中肯文09/09 21:31
推budalearning:不中肯现在文化强国是韩国原贴对文化不够深入09/09 21:34
推enfin7:不中肯道德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儒家使台湾人不坚强09/09 21:47
推aapen:推这篇文，别人国家想变强的过程，台湾总是反其道而行，怪！ 09/09 21:48
作者: CombatSniper (苦难已经结束光明正到来)看板: HatePolitics
标题: [闲聊]跟大陆的朋友聊到：放着让台湾自己倒就…
时间: Tue Sep 9 21:29:59 2008
其实我是认同所谓的hold and asorbe固守及吸收
这种文化发展模式
日本是走这条路出来的
(希望没拼错字)
台湾现在的文化发展模式
民进党做的叫作摒弃与拉升
摒弃是指摒弃并毁坏中国的文化拉升台湾文化达到一种特权的境界
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
民进党要提升台湾文化是好事
但是做的方法是错的
不应该去破坏中国在台湾的文化
而是去跟他融合成为台湾自己的文化甚至于融合原住民跟外籍文化
成为真正台湾特有的价值
附注
我很讨厌民进党某些人那种闽南沙文主义
然后又满口干你娘的那种嘴脸
--
因为多次在爱情跟友情上的伤害....
使我不信任许多东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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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125.224.216.214
→ budalearning:dpp怎么毁坏中国文化? 09/09 21:31
推openid:会变成闽南沙文主义的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立的能力09/09 21:32
→ CombatSniper:DPP版本的去中国化基本上就是在破坏09/09 21:32
→ openid:一旦面对困境，还自以为在对抗压迫，满口干你娘就是这样09/09 21:33
→ openid:来的09/09 21:33
→ openid:那种激动的情绪是来自于:自认是"长期输家"的心态09/09 21:35
推Igloo:闽南沙文主义!!不过他们都不承认是闽南人了,怎么称闽南09/09 21:35
→ budalearning:讲dpp在毁坏中国文化能不能举些实际的例子09/09 21:35
推goodideals:中肯!但烤肉是台湾文化KMT干麻毁坏XD 09/09 21:36
→ Igloo:他们言必称台湾,应该较台湾沙文主义吗..=.= 09/09 21:36
→ CombatSniper:让我想想09/09 21:36
推object:拼错了DD 09/09 21:37
→ goodideals: ㄎ ㄎ被抓包09/09 21:37
→ CombatSniper:干果真刚开学头脑还是很迟钝得清醒一下09/09 21:38
→ budalearning:言必称台湾就是台湾沙文主义@@? 09/09 21:38
→ CombatSniper:要称台湾沙文主义要包含疯狂推崇台湾文化09/09 21:40
→ CombatSniper:并且疯狂的甚至以蛮力去诋毁其他文化09/09 21:40
推budalearning:我只看到一连串形容词和名词没看到实际做为@@ 09/09 21:41
推Gustave:其实我不认为dpp有对文化方面做什么手段来打压09/09 21:41
→ Gustave:他们动的都是国民党两蒋的部份而这是高度政治性的09/09 21:42
→ CombatSniper:举例:恶意连结某些人种不爱台湾09/09 21:43
推jwjw0513:我倒觉得当初会禁止说台语才是种打压09/09 21:44
→ CombatSniper:还有某人说过外省人太多导致水灾09/09 21:44
→ jwjw0513:连布袋戏歌仔戏都要用国语说这种文化打压很恐怖09/09 21:46
推budalearning:好像没什么大规模政策打压都是政治人物打嘴炮骗票09/09 21:47
标题: [闲聊]跟大陆的朋友聊到：放着让台湾自己倒就好了
时间: Tue Sep 9 18:59:02 2008
前一阵子跟香港认识的一位朋友在聊台湾～她本身是四川人
当然每个地方接收到的资讯有限，而每个人的视野也有限
她是提到本身中国许多的内部问题
当然也包括了四川地震的黑暗面和藏独的看法
不过，有一点到是让我印象深刻
她认为台湾迟早会回到中国的怀抱
当然不是单纯的祖国情节
毕竟她都能接受台独的言论～也待过美国念书
她的主要论点是台湾的民族意识没有中国强～自我认同也不足
历史的平衡点也开始往中国倾斜
而不管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
两岸早就开战了
台湾失去的赢面已经越来越多
当然她也知道中国内部有许多问题
包括女性在中国的地位其实一直是受歧视的
内部压抑的声音也一直都是中国的问题
她很欣赏台湾的言论自由和政治热情
在中国这些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
只是随着中国改革的步伐和台湾慢慢失去自己的特色
很多以往的平衡点开始改变
她也觉得中国高层不会放任台湾追求独立机会
毕竟连她也觉得要是她也会利用任何可能性把台湾独立的机会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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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我自己看看身边的朋友～看看台湾的下一代
有时候真的怀疑
未来的十几年后
这一批新的年轻人要带领台湾往那个方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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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台湾真正的敌人是台湾自己吧
就像她讲的放着让台湾自己倒
历史的平衡点早就慢慢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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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怪别人努力的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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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有点对她印象深刻
同年纪的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格局，我却觉得自己比她小
至少她都在美国留过学（还愿意回到中国奋斗...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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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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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吵蓝绿﹐不吵独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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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和人民全力实现经济转型和自身价值认同
十年之后﹐台湾或可有与大陆谈判的资本
想和平又想要财富﹐也要自己努力
以现在的局面﹐十年之后﹐台湾手中的资源越来越少
统一是时间问题。
台湾吵架的时候﹐应该看看身边的大陆在做什么
全力发展经济﹐解决内部问题
这个岛上的人在两岸长期的对抗里
患得患失﹐丧失自信心和斗志
拒绝开放﹐拒绝竞争
自卑又自大
清末亡国征兆便是如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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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zukigo:基本上台湾已经没救了现在多赚点钱以后搬去国外才是真的09/09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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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krara:你错了，台湾人民高贵又优秀，是世界上高等的民族。支那满狗09/0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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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shouri:台湾英菁XD我真的笑了09/09 20:10
推ibetitisnot:台籍精英陈水扁吗09/09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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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Tue Sep 9 21:13:19 2008
当年国民党主政的时候，
台湾在华人的眼中，以及华人界自我认同里，
其实蛮高傲的。
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
一来是因为老共还在四个现代化、三面红旗、文革里面斗的天昏地暗
台湾却是全面发展自我的经济，开始起飞
二来是台湾还拥有着正统又醇厚的中华文化，
而中共早已经抛弃了。
我相信历史和文化的自我认同很重要，
和经济以及军事力都是同样的重要。
君不见，
很多乡民喜欢骂的韩国，
到底为何在拼命争取一些原本是中华文化，后来传到了朝鲜：
如划龙舟、围棋、针灸、等？
日本也曾经产生本身严重的文化认同，
最近的一次是在二战结束后美军占领日本的时候。
争论到最后，日本毕竟还是没抛弃掉自己的文化，反而用力的把它传播到世界上。
我想，台湾本身就是深受中华文化很深的地方，这是无法否认的。
在蒋中正撤退来台时，
也随之而来了很多当时在中国各领域很杰出的人物，
这可以说是我们当时文化比大陆更深远的时期。
如果后期的李登辉政府，和之后的民进党政府，
能够好好珍惜和正视我们优于大陆的地方，
以中华文化的正统为自居，
这样不仅我们台湾人民会有一定的民族优越，
也可以稍微纠正现今台湾和大陆之间的倾斜，使台湾比较有自己的立场。
为何中华文化的正统，这个美妙的招牌，要白白送给中共呢？
日本韩国会说围棋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
就放弃围棋，放弃他们现今世界的领先地位吗？
日本韩国会说棒球是西方人的玩意，
就放弃他们现今世界前几强的名次吗？
如果日韩都不想放弃，那为何绿营，要全盘摒弃我们原先优于大陆的地方？
为何中世纪欧洲一堆国家，
都要挂上「正统罗马继承者」的这块招牌？
就连近代，二战时义大利也借口过「恢复罗马时代的光荣」为号召呢？
他们本身已经有一定实力了，追求历史的认同意义何在，还不清楚吗？
就是因为历史文化的认同很重要阿！ ！ ！ ！
能让台湾人能更爱这个国家，能更团结，更不容易被击垮。
民进党口口声声的去中国化，
到底又想带来什么更好的文化给台湾人民？
撕裂原本台湾的认同，
是否就是要把台湾推向邻近的文化强国，中共或日本？
这真的是所谓爱台湾的行为吗？还是这才是真正的出卖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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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enfin7:不中肯道德是封建时代的产物儒家使台湾人不坚强09/09 21:47
推aapen:推这篇文，别人国家想变强的过程，台湾总是反其道而行，怪！ 09/09 21:48
作者: CombatSniper (苦难已经结束光明正到来)看板: HatePolitics
标题: [闲聊]跟大陆的朋友聊到：放着让台湾自己倒就…
时间: Tue Sep 9 21:29:59 2008
其实我是认同所谓的hold and asorbe固守及吸收
这种文化发展模式
日本是走这条路出来的
(希望没拼错字)
台湾现在的文化发展模式
民进党做的叫作摒弃与拉升
摒弃是指摒弃并毁坏中国的文化拉升台湾文化达到一种特权的境界
其实我的看法很简单
民进党要提升台湾文化是好事
但是做的方法是错的
不应该去破坏中国在台湾的文化
而是去跟他融合成为台湾自己的文化甚至于融合原住民跟外籍文化
成为真正台湾特有的价值
附注
我很讨厌民进党某些人那种闽南沙文主义
然后又满口干你娘的那种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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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多次在爱情跟友情上的伤害....
使我不信任许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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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站: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25.224.216.214
→ budalearning:dpp怎么毁坏中国文化? 09/09 21:31
推openid:会变成闽南沙文主义的人，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立的能力09/09 21:32
→ CombatSniper:DPP版本的去中国化基本上就是在破坏09/09 21:32
→ openid:一旦面对困境，还自以为在对抗压迫，满口干你娘就是这样09/09 21:33
→ openid:来的09/09 21:33
→ openid:那种激动的情绪是来自于:自认是"长期输家"的心态09/09 21:35
推Igloo:闽南沙文主义!!不过他们都不承认是闽南人了,怎么称闽南09/09 21:35
→ budalearning:讲dpp在毁坏中国文化能不能举些实际的例子09/09 21:35
推goodideals:中肯!但烤肉是台湾文化KMT干麻毁坏XD 09/09 21:36
→ Igloo:他们言必称台湾,应该较台湾沙文主义吗..=.= 09/09 21:36
→ CombatSniper:让我想想09/09 21:36
推object:拼错了DD 09/09 21:37
→ goodideals: ㄎ ㄎ被抓包09/09 21:37
→ CombatSniper:干果真刚开学头脑还是很迟钝得清醒一下09/09 21:38
→ budalearning:言必称台湾就是台湾沙文主义@@? 09/09 21:38
→ CombatSniper:要称台湾沙文主义要包含疯狂推崇台湾文化09/09 21:40
→ CombatSniper:并且疯狂的甚至以蛮力去诋毁其他文化09/09 21:40
推budalearning:我只看到一连串形容词和名词没看到实际做为@@ 09/09 21:41
推Gustave:其实我不认为dpp有对文化方面做什么手段来打压09/09 21:41
→ Gustave:他们动的都是国民党两蒋的部份而这是高度政治性的09/09 21:42
→ CombatSniper:举例:恶意连结某些人种不爱台湾09/09 21:43
推jwjw0513:我倒觉得当初会禁止说台语才是种打压09/09 21:44
→ CombatSniper:还有某人说过外省人太多导致水灾09/09 21:44
→ jwjw0513:连布袋戏歌仔戏都要用国语说这种文化打压很恐怖09/09 21:46
推budalearning:好像没什么大规模政策打压都是政治人物打嘴炮骗票09/09 21:47
星期日, 九月 14, 2008
[转载] 藏传佛教与民族和解
于时语（联合早报，2008-09-11）
随着中国进入“后奥运”时代，奥运年暴露的各种隐患，值得引起北京的关注。这些隐患中最显著的，无过于“藏独”和“疆独”势力。在这两种势力 中，“疆独”受到新疆地区人口比例演变和西方世界“恐回症”的双重制约，而使得受到欧美支持的“藏独”，成为中国头号分离主义痼疾。
毋庸讳言，“藏独”运动最顽固的成分在于宗教。文化革命结束以来，北京对藏区的经济支援不谓不大，据新华社，光是在过去五年中，中央对西藏的各项补助累计超过人民币950亿元之巨。在如此庞大的中央经济补贴之下，藏区的分离主义依然旺盛，明显是因为宗教势力的作用。
这一情况表明，光凭高度政治压力和数千亿元的金钱投入，无法有效地制约西藏的分离主义。以笔者之见，目前主导“藏独”运动的宗教，正是被北京长期忽视的一个可以化解“藏独”的重要资源。
对宗教事务有“话语权”
与今天北京的巨额对藏财政支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元明清三朝对西藏的权威，经济代价微乎其微，而主要基于政治和宗教措施。
其措施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条：一是授予藏族宗教领袖崇高的“尊号”，二是给予他们对全中国佛教事务的某种“话语权”。
元朝开创了这一传统，高僧八思巴先是被封为“国师”，除了西藏的行政权，还通过元廷的“总制院”，掌管全中国的佛教事务。忽必烈后来又晋封八思巴为更加显赫的“帝师”。选封萨迦教派高僧为帝师，后来成为定制。
此外，高僧八思巴巡礼五台山，开创了藏传佛教与这一汉传佛教圣地的深厚关系，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在汉地传播的重要基地。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钦封元末最后一代摄帝师朗喀贝桑波为“佛宝国师”。此后明廷又在藏僧中广封“灌顶国师”和“大国师”，并且在萨迦派之外新兴的诸派中封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和其他教王。
明廷还在南京和北京大力兴建喇嘛寺庙，广招西藏僧侣，并且不断对五台山遣使供养，使得明代的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到与汉传佛教等量齐观的地位，对西藏僧侣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如今主导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刚刚兴起，就受到明廷的注重，事实上的第一位达赖喇嘛（习称三世）锁南坚错去蒙古传教时，路过明廷直接管辖的甘州（今张掖市），特地上书给权相张居正，“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明廷马上授予达赖喇嘛尊号。
尤为有趣的，是最早皈依黄教的“大明顺义王”俺答汗及其夫人三娘子都先后奏请明廷派出西藏喇嘛去蒙古帮助传教，可见明代北京的西藏僧人数量之众。吴三桂反清时，曾经活动五世达赖喇嘛支持，也可看成是明代藏僧在汉地角色的遗响。
至于清代对藏统治历史，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不再赘述。北京和承德等地的喇嘛庙，是藏传佛教在藏区之外传播的明证。
总之，元明清三朝以极小的经济代价，通过宗教影响以及授予对全国佛教事务的某种“话语权”，争取到西藏僧侣阶层的归心，从而取得了对西藏事务有效控制。
意大利藏学家Luciano Petech因此总结说：自从元朝以来，中国皇帝在西藏始终享有传统的“道德权威”，而西藏的“僧侣阶层”则一直“亲近”北京政府。
促进汉藏交流与和解
这种历史经验，实在值得北京回味。固然北京今天与西藏佛教界的恩怨，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一时很难释怀。但是文革宗教酷劫之后，中国各地佛教卷土重 来，香火日盛，甚至远超文革之前，其中不乏密宗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汉族信徒，以及与藏传佛教有密切历史关系的寺庙和胜地的复兴。
例如五台山首刹塔院寺，就是与当今达赖喇嘛相同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可惜至今寺里众多出家人中，居然没有一个藏僧，实在是历史的非常。
再如浙江普陀山和四川峨眉山，都与藏传佛教有深厚的关系。康熙年间，第六世达赖喇嘛央仓嘉措前往峨眉山礼拜普贤菩萨，便是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的佳话。就是杭州名刹灵隐寺前的飞来峰石刻造像，也带有强烈的藏传佛教色彩。
总之，中国内地有大量的藏传佛教资源和信徒。如果能够像历史上那样，积极吸引西藏的高僧大德参与内地的宗教活动，并且由此给予藏族僧界在全国特别是外 省佛教事务中一定的“话语权”，无疑将是促进汉藏交流和民族和解的有效措施，从而对化解“藏独”痼疾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星期四, 九月 11, 2008
[转载] 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国际新定位
郑永年（联合早报，2008-09-09）
有人指出，奥运会的巨大成功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奉行的韬光养晦时代的结束。即使中国主观上想继续韬光养晦也很难了，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已 经是一个崛起了的国家，而且也是因为国际社会从今以后对中国有了不同的期待，那就是要求中国承担一个大国所应当承担的更大的国际责任。
邓小平开启的韬光养晦政策，注重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发展，并且对外追求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内部发展服务。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人们今天所谈论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取得的。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巨变。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内部发展具有了很大的外部性，就是说中国内部向什么方向发展及其如何发展，都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实际上，近年来，西方国家所流传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性论”就是这种外在性的反映。
第二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不仅来自西方阵营，而且也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两大阵营对中国的要求不尽一致。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在重大 的国际问题上如核扩散、缅甸、朝鲜和非洲达尔富尔问题上负起责任。但在西方的“中国责任”概念里，更重要的是包含着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尤其是民主化的内容。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责任一部分是希望中国承担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帮助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另一方 面，很多发展中国也希望中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极端者希望中国能够“当头”来对抗西方，温和者则希望中国发展出和西方不同的国际关系模式。
中国在行为上应有所作为
的确，奥运会的成功已经造就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大国概念，奥运会后对中国的更高的期待也不可避免。但这是否表明中国要放弃从前的韬光养晦政策呢？实际上， 即使在奥运会之前，中国国内这些年也有争论，提出是否要放弃邓小平的这一政策的问题。争论的发生表明已经有人提出要改变这个政策。这种争论不可避免，因为 任何政策必须随着变化了的现实作出调整或者改变。
不过，笔者认为，邓小平所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不仅在新时代继续有效，而且应当成为中国永恒的国际关系原则。人们应当所做的就是对这一概念作新的解读，赋予新的政策含义。邓小平的政策有两层，即“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从前中国内部发展不够，没有能力来有所作为。现在有了能力，那么在行为层面也必须有所作为。上面提到了内部变化的外在性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很显然，无论是应付内部发展的外部性还是承担国际责任，都需要通过“有所作为”来达成。
在内政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内部改革尽管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内部改革必然具有外部意义。内部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改革尽管也 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回应，但主要是为了回应国内的政治发展需要。（奥运会之后中国为什么需要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当另文论述。）就是说，政治改革可 以同时回应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不确定性的疑虑主要来自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不明确。西方世界所谓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异类”性，尽管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味道，但的确可以对中国的外部事务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西方，一些人不承认中国是个大国，另外一些人承认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接受。这和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认识有关。因此，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种压力会 持续下去，并且也会变得更大。对中国来说，尽管政治改革并不是说政治制度的西方化，但必须说清楚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发展，为什么说中国的制度可以和西方的 制度和谐共存。
在履行更大国际责任方面呢？在邓小平那里，韬光养晦意味着“永不当头”。在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时，中国并不具备“当头”的能力。但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来这样做。
所以，今天提“韬光养晦”显得更具实际意义。不“当头”意味着不挑战西方，不和西方争霸权，不领头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来和西方抗衡，不欺负较中国弱小的国家。
中国一直在提倡建立新国际秩序。那么这个国际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无论对西方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要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在履 行责任的同时如何避免霸权行为呢？中国自己反对美国霸权，所有国家也不想看到一个霸权替代另外个霸权。再者，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所谓的“金砖 四国”的崛起，这个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性。那么，多极权力是否意味着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权力极里充当地区霸权呢？
类似的问题一直可以提问下去。很自然，韬光养晦的概念可以帮助中国反省自己的国际行为，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的“称霸”冲动。
国际需要有能力实现和谐的中国
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国与国之间、不同权力极之间充满着冲突。面临这样的冲突，很多国家不得不在冲突双方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时代，中国也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今天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有能力拒绝作这样的选择。这次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上，中国就拒绝了做这样的选择。
中国作此选择并不是因为像一些人所说的两难境地，也不是因为中国对俄罗斯和西方各自的利益相关性的计算，而是中国因为崛起有了独立的行为能力。中国的行为既和中国所提倡的和谐世界目标一致，也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一些贡献。
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往往和这个国家的各方面能力相关。奥运成功举行，中国向世界传达出了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信息。但是从各方面看，没有任何理由说奥运会的成功正在促使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
中国的确需要思考奥运会之后的国际定位问题，但对定位问题的思考的核心应当是如何在新时代继续韬光养晦的政策。这一政策应当是中国不称霸，实现和谐世界的基础。国际社会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实现和谐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有了能力就会去重复从前的霸权所走过的老路的中国。
（作者为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转载] 中国面临双重“跨栏”
陈冰（联合早报，2008-09-09）
北京奥运会上刘翔虽然尚未冲刺便退场，但中国正面临的 “跨栏”却是无路可退。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全世界向北京的聚集，是一次令人振奋的“快照”，也是中国人超越百年悲情、谋求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同 样需要冷静思考的是，登上新的发展台阶的中国正面临双重“跨栏”——自身体制的创新和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
从百多年前被动接受西方列 强的欺辱，到现在主动接迎全世界的来访，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人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结晶之一，更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之一。众多论者形象地比拟说，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意味着中国人看待西方的视角“从仰视变为平视”，民族自信心大幅提升。锻炼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达观心态，也许是北京奥运会给中 国人带来的最大实惠。
中国人一旦对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开始“平视”，那就能更客观而平实地横览全球，纵观历史，实事求是地正视现实问 题，处变不惊地筹划未来前程。有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自信，人们更容易看到中国自身体制的局限和世界对中国的某种封闭。跨越了这两个坎，中国就会创造新的“世 界记录”。
从“俯视”到“平视”
北京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对强势的西方社会从“仰视”到“平视”的转变，人们也许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中国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完成政府对大众从“俯视”到“平视”的变革？这正是中国需要跨越的第一个“栏杆”。
印度政治学家纳拉帕特（M.D.Nalapat）对东西文明的比较中得出结论：欧洲在过去几个世纪之所以在世界上获得强势地位，在于拥有一个比中印更为 公正的社会制度。欧洲是“水平社会”，把其他人看成是不同但平等的，政府只是代理大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机构；中印则是“垂直社会”，持一种阶层的观点，把其 他人看成有高有低，政府凌驾于大众和社会之上。因此，“水平社会”向中印的传播，加上两大文明的生命力，将是这两国的潜力所在。
中国从 “垂直社会”到“水平社会”转型的努力，是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开始的，“三民主义”可谓中国走向民主化的第一个药方。但是，孙中山的继任者却背弃了这个理 想，加上日本的入侵，蒋介石政权成了“垂直社会”的强力维护者。于是，中共领导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人展开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共虽在“水平社会”建设上多 有成就，比如实现了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制衡强权、独立自主，但1976年前是一个贫穷、噤若寒蝉的“水平社会”，个人崇拜、领导终身制等是其显著特征。
过去3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推进“水平社会”最富成效的时期。邓小平的改革是一场“还权于民”的革命，把经济发展权、对外开放权、自由思考权、人 生选择权等交还给大众，民间便释放出强大的活力，把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推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新台阶，“超英赶美”成为现实，民主、自由、法治、市场经济、 人权等从“资产阶级自由化”演变成“人类普世价值”，并且称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成就不仅为更为深刻的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准备好了思想基础。
“还权于民”最为关键
但是，中国的“垂直社会”结构却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政府“俯视”大众和社会的程度在强化。各级政府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心，掌握着各种发展资源， 在成功领导了国家经济复兴、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培厚了权力资本，演变成如今的“金字塔型”垂直社会，政府是中枢，周围形成或分布着利益集团、企业家、中产 阶级等“新阶层”，越与权力核心接近的人或机构越容易在利益分配中优先得到好处。当官掌权的含金量提高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利益协调的职能有所退化，信誉 下降。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环境破坏严重、腐败现象有增无减、民间群体事件增生等，都与这种体制有关，成为持续发展的障碍。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已提出一系列治国新思想，从“以人为本”到“建立和谐社会”，从“科学发展观”到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等， 力图把执政目标从“经济增长是唯一”，扭转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上，推动各级政府官员对普罗大众“平视”，甚至“仰视”。
在政策层面，中央政府决定免征农业税、停止征收个体经商税、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扩大医疗、教育和退休金的投资等，是“还利于民”的具体表现。在体制改革 上，扩大差额选举、公推公选、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开始尝试，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上准备作为。汪洋今年初在广东省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潮后，张春贤近日在湖 南进一步阐释新一轮思想解放是在继续“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
如何进一步“还权于民”，是中国政府实现社会长期稳 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权于民”是政治民主化的另一种表达，不仅意味着政府角色的变化，更意味着政府过分集中和强大的权力被分散，让社会和公民强大起 来，实现向“水平社会”的彻底转型。那么政府该还哪些权呢？资源配置权、公民参政权、舆论监督权、自由思考权、政府官员挑选权等应当包含其中。
实现“还权于民”并不意味着改变共产党的领导，西方的多党制只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范式，不能把民主制度和西方体制划等号。不过，中国需要以“邓小平的胆识 ”去探索和推进民主体制的创建，政府要忍痛割爱权力，抓住百年难遇的良机向“水平社会”快速转型，降低社会的官僚化色彩。实现了“还权于民”、“还政于民 ”，中共不仅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且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两岸统一有了坚实基础，国际环境更为有利。
突破“向中国开放”的障碍
如果说创新政治体制是内政上需要跨越的“栏杆”，那么如何突破“世界向中国开放”的障碍则是外交上需要跨越的“栏杆”。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可以用“全方 位”来形容，但世界对中国的开放却是有限度的。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障碍，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进出口贸易、文化扩展等方面设限。这是比较正常 的，因为一些人对中国的富强“不舒服”，总需要奇谈怪论和荒诞行径来表达，但中国需要理性地突破。
中国需要警觉的是，一些国家正利用体 制漏洞、法律漏洞来用中国人的手制约“中国创造”走出去，在科技交流、产品出口、环境保护、能源进口等方面设下陷阱，让中国企业吃哑巴亏，从而保护本国的 利益。更需要关切的是，中国价值观或者说软实力在开始影响世界时，将会遭遇西方国家微妙的抵御甚至污蔑，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取得经济奇迹，并且在民主 化道路上闯出新景，将是对欧美文化世界主流地位的挑战，或者说是推动世界走向和谐的新主流。
我们知道，强国地位从来是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和政治、文化、国民心态等“软实力”共同支撑的，世界对中国软实力所设置的障碍，相对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纠纷等，将会更加隐蔽和微妙，需要中国人精心鉴别、智慧应对。
（作者系中国资深媒体人）
星期三, 九月 10, 2008
[转载] 台湾的民主化对香港影响有限
邵宗海（台北）（联合早报，2008-09-08）
香港立法局议员选举昨天举行，这次立法议员选举是历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长久以来，台湾很多政治评论家认为：香港争取民主与踊跃参与选举，应该是受到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重大影响。不过作者看法有点保留。
应该说，台湾的民主过程发展对香港虽有启示，但不会形成关键性的影响，这可从2008年台湾“入联公投”的案例予以说明。
长期观察两岸关系的香港媒体工作者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就说过：香港和台北不同，它不会因为赢得了自由民主，就让“中国”从指间溜走，也不会让“香港”与“中国”成为对立面。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政治上自然谈不上什么民主制度，但香港所以能够成为灿烂的“东方明珠”，却是靠着殖民地政府所给予充分的自由化。基本上来说，“自由”与“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香港回归后，这是邓小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第一个示范区。在“中国人”的认同上，香港居民对“一国”应无太大的疑义。但问题在于，香港居民最关切的则是“两制”的承诺，这毕竟是原来生活方式的维系，稍一改变便容易触动了居民敏感的神经。
面对香港居民的群众运动，北京当然是审慎以对，而香港对台湾来说，尤其是实施“一国两制”的示范，若是“一国两制”失败，则将同时在国际上与台湾同胞心目中失去信心。因此，此刻北京对香港不得不谨慎以对，甚至必须要有所让步。
两地社会环境大不相同
陈水扁曾说，公投在台湾的经验，不论是好是坏，都可以提供全球民主社群作为借镜和参考。他也强调，台湾公投如果没有过关，等于变相剥夺了人民透过公投决定国家前途的权利，就好像香港的鸟笼民主等于没有民主，台湾的鸟笼公投也等于好像没有公投。
香港的媒体似乎没有随着陈水扁的节拍起舞。如果说媒体是可反映当地民意的话，那么香港民众对台湾的“公投”是有关注，但没有认同。从香港报章对“入联公 投”的报道与看法来看，香港不同立场的报纸，在选前几天的报道上，是侧重对公投的反对，以及对台海紧张情势升高的忧虑。可是到了选举当日，报道则是一面倒 评估马英九当选的可能性，却没有太多着墨在公投过关可能性的分析。
至于选后，报道则对“公投”的不能过关，都认为是台独的失败。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香港媒体是将公投与台独划上等号，当反公投就是反台独时，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香港民众的立场。
除了民众与媒体之外，香港官员对于公投议题更是避之就远。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曾表示：推动“公投”，不但会严重损害当前社会出现的和谐气氛及影响中央与香 港特区的良好关系，而且也无助香港民主的健康发展。特区政府绝不会就政制发展考虑任何背离基本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做法。
其实，从上所叙述可以得知，“台湾公投”在短时间内会对香港产生实质的影响委确有限，就算香港人所关心的“普选”问题，由于北京己经定调在2017年实施，台湾公投的推动与进行，也不会让香港居民产生仿効的効应。
至此，大致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香港社会有它不同于台湾的环境，因此香港的政治民主发展的过程，不会全盘拷贝台湾民主的模式。
（作者是中国文化大学大陆所教授兼所长）
星期一, 八月 11, 2008
【转载】奥运的文化脸谱与素描笔记
奥运，由主办国家作东，如同一个各方参与的文化博览会。但奥运不愧是奥运，所有叫得出名号或听都没听过的国家领袖，几乎都到齐了。如其圣火的巍巍矗立于最高点，奥运成为这个地球上极少数的「国家级」参与的盛宴。
每每都要倡言「体育与政治分离」，但怎么可能不从政治层面去看待解读或至少偷瞄两眼这场奥运？
想想，「和平」与「竞技」，这两者的形式是多么的冲突。但古希腊文化却是那么的精妙，能在运动竞赛的内涵中将其融合为一，并将荣耀献给兼具「智慧、胜利与和平」的「雅典娜女神」。
可惜全球新兴的心灵学说或宗教派别里，没有专门为「雅典娜」扛大旗的！而我在99年底到希腊雅典玩耍时，曾经买了一尊雅典娜的女神像，如今还被我珍藏着，与观音菩萨、圣母玛丽亚，以及岜里岛/印度教当地的智慧女神Saraswati一起供奉着呢！
但在北京奥运开幕的同一时间，国际媒体的Breaking News，几乎都在报导「Russia军队坦克进入Georgia共和国」的消息，掠去了不少北京奥运的版面及风采。普京也当场跑掉了，回去巡视军事备战时发表声明，表达「入侵的必要」。
只能说，在这个全球充满奥运气氛的季节里，这个世间却总是那么有意思的去告诉世人：「和平」是如此绝美的想望。
即使在北京奥运穷尽一切努力，在声光表演，甚至控制兴云布雨的天气上做到了惊人的极致；但在地球上某一个窜动的战争意念，仍然可以轻易的，击碎这个国际体育圣坛的和平氛围。
奥运的精神若诉诸一张脸谱，「和平」，想必是文化命脉之所系。一直以来，能够真正摧毁人类文化的，从历史来看，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尤其是人类的「战争」型态。
掠夺大量生命的结果，让文化从此内陷，成为吞噬一切的倒退黑洞。包括中国在内，若不是曾经在各地发生类似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好比亚洲像是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区，文明进步到此刻是不必那么苦苦追赶的。
对于中国而言，北京奥运的重要性，不只是一个「经济进步」的向外宣示，而更是一个「文化复苏」的关键疗程。这次在奥运表演中展现的「和」字，共皆赞叹。和平的意义，在于开放与共处。这才能让文化重新多元滋长，并且逐步扫除遗留的禁忌与伤痕、误解与猜忌。
不得不承认，胡锦涛为首的这一批中国领导人，除了政治，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是让人感受得到其意志用心与政策汇集的企图。坦白说，这也是这一批中国领导人，让人折服之处。要知道，特别是在这么动荡复杂、牵一发动全身的国际情势中，以及在那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能够展现出「多人『集体』领导」的实质功能，而非「一个人『集权』领导」的常态结果，无论从政治斗争或人性私欲的峥嵘角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北京奥运，让中国内部权力结构的政治与文化，做了一段非常深邃的圆桌对话。
而对外，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实力一旦进入了国际的平台与目光中，同样只有「文化」，能够代为清楚发声。
为了北京奥运，整个中国多头并进，建设了这整整四年。尤其北京的城市面貌大翻新，连这几年久居北京的我每次出境入境，怎的连国家门户的北京机场都变了样啰！
如今因为奥运名义，大批游客或参与者来到北京，真正接触着中国的此刻现况。
另一方面，无数的中国人民，也在这样的场合，感受着一场多元文化「出没周遭」的对比与洗礼。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难以想像的北京脸谱！
甚至许多备受争议的政策管制，最近也被理直气壮的搁置：例如，媒体记者采访的尺度空前自由；而像是全球的报刊杂志，在这几周内也能开放销售。 至于互联网更具指标作用，除了最忌讳的「法＊功」与「台＊」等底线，其余也都洞开不管制。
北京，若是一位久经暗夜沧桑、曾经辗转自闭，如今正转换神情、迎向日出的女郎，那么这场奥运，应该是女郎脸上所吹拂着的那阵曙光中微凉的海风吧！ （喔，我想起邓丽君的歌声「海韵」里的女郎...）
一个曾经充满禁忌、封闭与张望的国家，此刻打开了文化的风口，让国际长风大量的吹进吹出。
这是一个国家，真正开始自信的表情。
而那些飞散尽出的「文化孢子」有的由外进来了，也更多随风冲向天际，必然会落在国内外某一些特殊族群人们的心中，成为往后独特的文化滋生。而在我的文化素描笔记本中，我对三个族群特别感兴趣。
首先，参与奥运活动历来的「国际志愿者」，应该是最特殊的一群人。有老有少，年轻人居多，全世界红黄白黑的肤色都有，是观众与选手之外，整个奥运举办当中最关键的族群。
由于被尽可能的安排在北京、青岛等竞赛城市的接待家庭中，这批国际志愿者着实进入了「小康家境」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国文化的气息，因此更是廿四小时的呼吸着。除了到奥运场地服务的其他时间，这批国际志愿者与接待家庭共同生活、出游、包饺子、拉胡琴什么都来。
我不禁心想：这批在中国文化深深的覆盖下所薰染的这批外国人，从今以后的人生视野，将如何与中国文化的记忆息息相关呢？
会如同澳洲总理陆克文那般，干脆在致词时不只是用流利的中文，连狡黠的眼神都恢复成多年前在北京的模样儿吗？
然后，是在北京交通运输路线出没的人们，也应该是很奇妙的一群。奥运前的这半年多来，街头的公车站牌前，难以想像，大家竟然开始排队了！一方面，是有背着斜带的指挥员在吹着哨，另方面，好面子的中国人总也得开始顾全大局。「排队」状态是一个公认的城市文明指标，大伙装嘛也要装个礼貌文明一点。
地铁开通了更多条路线，也略微疏散了原有集中的人潮。 或者至少也要礼让一下来访的「外国人」，可别一不小心将人家挤下月台吧！
出租车更是干净整齐太多了，以往三天不洗澡、且满脸余思的北方汉子，早就会被吊照且如今根本不存在了。前后座的白色清洁坐套是基本必须，更牛的是，还真有出租车师傅这几年狠狠的学他了个「伟尔康，好阿油？」的「北京腔英文」呢！
这段期间，以「中国文明形象」为「人生重要己任」的北京人，可不在少数。一切都是为了奥运！
文明的推动，以往在这个地广人多的国土是多么的困难哪！但如今因为奥运，中国人向来习惯「争口气给外人看」的心态，是否恰好成为千载难逢的文明进化契机？
会不会等待奥运结束，大家也仍然习惯着继续排队、继续礼让、继续干净着，继续能以北京腔卷舌英文向外国人搭讪呢？
最后，也要回头看看台湾。
一项对于「中国」形象模糊，文化动机上没有啥可「靠近或远离」差别的台湾年轻族群，同样是北京奥运长风的吹拂下，甚为有趣的一群。
网路上的你言我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奥运所产生的一种共同的荣耀感或共鸣心态。这或许是生物地理学的本能吧！台湾人→中国人→亚洲人→白人或黑人，一种相对接近的共鸣。
坦白说，北京举办奥运，基于其地域及文化本质的接近，同时将政治意识「搁置，或进一步揉化」在体育及文化的层面。这比任何统战的策略招数，都更有效。
不妨看看连、吴、宋三对夫妻，不只在贵宾席上挥手，欢喜的神情也被放大在「鸟巢」的现场大屏幕上。
高金素梅率领着台湾原住民的舞姿，直接进入奥运开幕表演的段落。这种给予台湾弱势族群「世界级」的舞台待遇，还有什么比这个机会更具诚意的宣示着「照顾台湾民众」。
特别是「中华台北」的队伍与队旗出场，当下成为「鸟巢」全场中仅次于中国代表团，欢呼声最大的队伍。
以上这些，不是我的叙述，而都是在网路上的年轻族群的论坛中，被津津乐道的帖子。
电视圈有个说法，「永远不要想去挑战人气正旺的对象，会内伤的！」网路上，几乎没有太多年轻人去同情，那些专程到北京「要秀国旗、喊台湾加油」，结果被遣返的「颇有想法」的绿营支持者；包括曾经一度是弱势族群代表的「卡神」杨蕙如。认为他们作秀过了头，「杨蕙如平时哪会拿国旗啊？」有人直接这么说。
奥运，进一步摆平了更多「两岸」之中，更深沉的文化观望与意识猜忌了吗？
特别是原本文化属性可能更认同欧美化、更习惯日韩化的台湾年轻人，这些年在平时已经长期听着周杰伦的中国风词曲之余，这次更进一步震撼于奥运开幕声光效果的宏伟，以及奥运赛事精彩的转播。他们会从「台湾人」，逐渐也认可、习惯或接受所谓的「中华民族」观念吗？
在奥运的开幕表演之后，接下来，人们将好好注意各种精彩赛事究竟奖落谁家，以及谁又破了世界纪录了。但若仔细去欣赏，这次奥运五环旗帜下在各个角落的「文化脸谱」，也颇有一些足以信手驻足，素描两笔的动人场景。
或许在媒体转播报导的层面不过是「新闻花絮」吧！但就一整个奥运的文化本质与扩散效益来说，透过奥运进行文化能量的「交流、扩散与进化」，这才是真正奥运的贡献与意义所系。
在一场博览的盛宴中众皆惊叹，但真正席卷人们心头的，始终是那些看不见的文化「孢子」。文化，终究要落实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且成为一种由之滋生的概念或价值，才完成了它应有的传承与递嬗。这也是中国耗资了天文数字的举办预算，最后所期盼完成的目标才是。
（转载自王尚智的雙城心事）
每每都要倡言「体育与政治分离」，但怎么可能不从政治层面去看待解读或至少偷瞄两眼这场奥运？
想想，「和平」与「竞技」，这两者的形式是多么的冲突。但古希腊文化却是那么的精妙，能在运动竞赛的内涵中将其融合为一，并将荣耀献给兼具「智慧、胜利与和平」的「雅典娜女神」。
可惜全球新兴的心灵学说或宗教派别里，没有专门为「雅典娜」扛大旗的！而我在99年底到希腊雅典玩耍时，曾经买了一尊雅典娜的女神像，如今还被我珍藏着，与观音菩萨、圣母玛丽亚，以及岜里岛/印度教当地的智慧女神Saraswati一起供奉着呢！
但在北京奥运开幕的同一时间，国际媒体的Breaking News，几乎都在报导「Russia军队坦克进入Georgia共和国」的消息，掠去了不少北京奥运的版面及风采。普京也当场跑掉了，回去巡视军事备战时发表声明，表达「入侵的必要」。
只能说，在这个全球充满奥运气氛的季节里，这个世间却总是那么有意思的去告诉世人：「和平」是如此绝美的想望。
即使在北京奥运穷尽一切努力，在声光表演，甚至控制兴云布雨的天气上做到了惊人的极致；但在地球上某一个窜动的战争意念，仍然可以轻易的，击碎这个国际体育圣坛的和平氛围。
奥运的精神若诉诸一张脸谱，「和平」，想必是文化命脉之所系。一直以来，能够真正摧毁人类文化的，从历史来看，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尤其是人类的「战争」型态。
掠夺大量生命的结果，让文化从此内陷，成为吞噬一切的倒退黑洞。包括中国在内，若不是曾经在各地发生类似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好比亚洲像是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区，文明进步到此刻是不必那么苦苦追赶的。
对于中国而言，北京奥运的重要性，不只是一个「经济进步」的向外宣示，而更是一个「文化复苏」的关键疗程。这次在奥运表演中展现的「和」字，共皆赞叹。和平的意义，在于开放与共处。这才能让文化重新多元滋长，并且逐步扫除遗留的禁忌与伤痕、误解与猜忌。
不得不承认，胡锦涛为首的这一批中国领导人，除了政治，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是让人感受得到其意志用心与政策汇集的企图。坦白说，这也是这一批中国领导人，让人折服之处。要知道，特别是在这么动荡复杂、牵一发动全身的国际情势中，以及在那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能够展现出「多人『集体』领导」的实质功能，而非「一个人『集权』领导」的常态结果，无论从政治斗争或人性私欲的峥嵘角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北京奥运，让中国内部权力结构的政治与文化，做了一段非常深邃的圆桌对话。
而对外，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实力一旦进入了国际的平台与目光中，同样只有「文化」，能够代为清楚发声。
为了北京奥运，整个中国多头并进，建设了这整整四年。尤其北京的城市面貌大翻新，连这几年久居北京的我每次出境入境，怎的连国家门户的北京机场都变了样啰！
如今因为奥运名义，大批游客或参与者来到北京，真正接触着中国的此刻现况。
另一方面，无数的中国人民，也在这样的场合，感受着一场多元文化「出没周遭」的对比与洗礼。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难以想像的北京脸谱！
甚至许多备受争议的政策管制，最近也被理直气壮的搁置：例如，媒体记者采访的尺度空前自由；而像是全球的报刊杂志，在这几周内也能开放销售。 至于互联网更具指标作用，除了最忌讳的「法＊功」与「台＊」等底线，其余也都洞开不管制。
北京，若是一位久经暗夜沧桑、曾经辗转自闭，如今正转换神情、迎向日出的女郎，那么这场奥运，应该是女郎脸上所吹拂着的那阵曙光中微凉的海风吧！ （喔，我想起邓丽君的歌声「海韵」里的女郎...）
一个曾经充满禁忌、封闭与张望的国家，此刻打开了文化的风口，让国际长风大量的吹进吹出。
这是一个国家，真正开始自信的表情。
而那些飞散尽出的「文化孢子」有的由外进来了，也更多随风冲向天际，必然会落在国内外某一些特殊族群人们的心中，成为往后独特的文化滋生。而在我的文化素描笔记本中，我对三个族群特别感兴趣。
首先，参与奥运活动历来的「国际志愿者」，应该是最特殊的一群人。有老有少，年轻人居多，全世界红黄白黑的肤色都有，是观众与选手之外，整个奥运举办当中最关键的族群。
由于被尽可能的安排在北京、青岛等竞赛城市的接待家庭中，这批国际志愿者着实进入了「小康家境」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国文化的气息，因此更是廿四小时的呼吸着。除了到奥运场地服务的其他时间，这批国际志愿者与接待家庭共同生活、出游、包饺子、拉胡琴什么都来。
我不禁心想：这批在中国文化深深的覆盖下所薰染的这批外国人，从今以后的人生视野，将如何与中国文化的记忆息息相关呢？
会如同澳洲总理陆克文那般，干脆在致词时不只是用流利的中文，连狡黠的眼神都恢复成多年前在北京的模样儿吗？
然后，是在北京交通运输路线出没的人们，也应该是很奇妙的一群。奥运前的这半年多来，街头的公车站牌前，难以想像，大家竟然开始排队了！一方面，是有背着斜带的指挥员在吹着哨，另方面，好面子的中国人总也得开始顾全大局。「排队」状态是一个公认的城市文明指标，大伙装嘛也要装个礼貌文明一点。
地铁开通了更多条路线，也略微疏散了原有集中的人潮。 或者至少也要礼让一下来访的「外国人」，可别一不小心将人家挤下月台吧！
出租车更是干净整齐太多了，以往三天不洗澡、且满脸余思的北方汉子，早就会被吊照且如今根本不存在了。前后座的白色清洁坐套是基本必须，更牛的是，还真有出租车师傅这几年狠狠的学他了个「伟尔康，好阿油？」的「北京腔英文」呢！
这段期间，以「中国文明形象」为「人生重要己任」的北京人，可不在少数。一切都是为了奥运！
文明的推动，以往在这个地广人多的国土是多么的困难哪！但如今因为奥运，中国人向来习惯「争口气给外人看」的心态，是否恰好成为千载难逢的文明进化契机？
会不会等待奥运结束，大家也仍然习惯着继续排队、继续礼让、继续干净着，继续能以北京腔卷舌英文向外国人搭讪呢？
最后，也要回头看看台湾。
一项对于「中国」形象模糊，文化动机上没有啥可「靠近或远离」差别的台湾年轻族群，同样是北京奥运长风的吹拂下，甚为有趣的一群。
网路上的你言我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奥运所产生的一种共同的荣耀感或共鸣心态。这或许是生物地理学的本能吧！台湾人→中国人→亚洲人→白人或黑人，一种相对接近的共鸣。
坦白说，北京举办奥运，基于其地域及文化本质的接近，同时将政治意识「搁置，或进一步揉化」在体育及文化的层面。这比任何统战的策略招数，都更有效。
不妨看看连、吴、宋三对夫妻，不只在贵宾席上挥手，欢喜的神情也被放大在「鸟巢」的现场大屏幕上。
高金素梅率领着台湾原住民的舞姿，直接进入奥运开幕表演的段落。这种给予台湾弱势族群「世界级」的舞台待遇，还有什么比这个机会更具诚意的宣示着「照顾台湾民众」。
特别是「中华台北」的队伍与队旗出场，当下成为「鸟巢」全场中仅次于中国代表团，欢呼声最大的队伍。
以上这些，不是我的叙述，而都是在网路上的年轻族群的论坛中，被津津乐道的帖子。
电视圈有个说法，「永远不要想去挑战人气正旺的对象，会内伤的！」网路上，几乎没有太多年轻人去同情，那些专程到北京「要秀国旗、喊台湾加油」，结果被遣返的「颇有想法」的绿营支持者；包括曾经一度是弱势族群代表的「卡神」杨蕙如。认为他们作秀过了头，「杨蕙如平时哪会拿国旗啊？」有人直接这么说。
奥运，进一步摆平了更多「两岸」之中，更深沉的文化观望与意识猜忌了吗？
特别是原本文化属性可能更认同欧美化、更习惯日韩化的台湾年轻人，这些年在平时已经长期听着周杰伦的中国风词曲之余，这次更进一步震撼于奥运开幕声光效果的宏伟，以及奥运赛事精彩的转播。他们会从「台湾人」，逐渐也认可、习惯或接受所谓的「中华民族」观念吗？
在奥运的开幕表演之后，接下来，人们将好好注意各种精彩赛事究竟奖落谁家，以及谁又破了世界纪录了。但若仔细去欣赏，这次奥运五环旗帜下在各个角落的「文化脸谱」，也颇有一些足以信手驻足，素描两笔的动人场景。
或许在媒体转播报导的层面不过是「新闻花絮」吧！但就一整个奥运的文化本质与扩散效益来说，透过奥运进行文化能量的「交流、扩散与进化」，这才是真正奥运的贡献与意义所系。
在一场博览的盛宴中众皆惊叹，但真正席卷人们心头的，始终是那些看不见的文化「孢子」。文化，终究要落实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且成为一种由之滋生的概念或价值，才完成了它应有的传承与递嬗。这也是中国耗资了天文数字的举办预算，最后所期盼完成的目标才是。
（转载自王尚智的雙城心事）
星期日, 八月 10, 2008
【转载】如何奥出新中国
2008/08/04 11:10:37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前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吸引数百记者到场采访，会场上火花四溅，据称一向温文尔雅的罗格几乎拍案而起，引人侧目。不过，中外媒体的报导却呈现出各取所需、壁垒分明现象，倒也有趣。
此前，西方媒体在报导京奥时，多聚焦于北京管制互联网、空气污染及人权等等问题。罗格记者会上，媒体对此依然穷追猛打。 BBC、美国之音等的报导也几乎集中这几点。而中国媒体对上述问题则只字未提，异口同声地引述罗格赞扬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可以用「十分出色」来评价，他 相信本届奥运会将是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反之，西方媒体则「忽略」了罗格对北京的美言。
对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挑剔甚至批评京奥，北京早有领教并有所准备。上周末，国家主席胡锦涛罕有地接受25家外国媒体的集体采访，对外国记者来华采访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希望外国记者遵守中国法律，客观公正地报导中国，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西方媒体的京奥报导是否客观公正，或刻意「鸡蛋里面挑骨头」、对中国抱有偏见，见仁见智。不过，北京应该承认，西方媒体的一些批评，还是基于事实 的报导。例如，尽管北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治理污染，但空气质量仍未克尽人意；又如北京对部分「敏感」的网站予以「封杀」，与资讯自由流通的现代理念也相 悖。
北京为了这场奥运盛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斥巨资兴建场馆，改善北京基础设施与环境，同时，也尽量履行申奥时承诺，在允许奥运期间有条件示威等 问题上什至令外界感到惊诧。然而，在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上，北京值得挑剔与改进之处也还有不少。北京曾期望，借着举办奥运会展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 果。今日中国，正崛起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与军事大国，这一趋势不可阻挡。月前閙得沸沸扬扬的抵制京奥归于沉寂，实际上也是中国实力的一种体现。但中国如何 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面对外界的挑剔甚至批评，即使是偏见甚至无理取闹，北京亦大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借此查找不足，并作为今后现代化建设所要改善之 处。如此奥出一个新中国，这也是各界的期盼吧。
(2008/08/04) (时事评论｜两岸) ~ 转载自頭頭是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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