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如何奥出新中国

2008/08/04 11:10:37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前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吸引数百记者到场采访，会场上火花四溅，据称一向温文尔雅的罗格几乎拍案而起，引人侧目。不过，中外媒体的报导却呈现出各取所需、壁垒分明现象，倒也有趣。

此前，西方媒体在报导京奥时，多聚焦于北京管制互联网、空气污染及人权等等问题。罗格记者会上，媒体对此依然穷追猛打。 BBC、美国之音等的报导也几乎集中这几点。而中国媒体对上述问题则只字未提，异口同声地引述罗格赞扬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可以用「十分出色」来评价，他 相信本届奥运会将是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反之，西方媒体则「忽略」了罗格对北京的美言。

对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挑剔甚至批评京奥，北京早有领教并有所准备。上周末，国家主席胡锦涛罕有地接受25家外国媒体的集体采访，对外国记者来华采访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希望外国记者遵守中国法律，客观公正地报导中国，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西方媒体的京奥报导是否客观公正，或刻意「鸡蛋里面挑骨头」、对中国抱有偏见，见仁见智。不过，北京应该承认，西方媒体的一些批评，还是基于事实 的报导。例如，尽管北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治理污染，但空气质量仍未克尽人意；又如北京对部分「敏感」的网站予以「封杀」，与资讯自由流通的现代理念也相 悖。

北京为了这场奥运盛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斥巨资兴建场馆，改善北京基础设施与环境，同时，也尽量履行申奥时承诺，在允许奥运期间有条件示威等 问题上什至令外界感到惊诧。然而，在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上，北京值得挑剔与改进之处也还有不少。北京曾期望，借着举办奥运会展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 果。今日中国，正崛起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与军事大国，这一趋势不可阻挡。月前閙得沸沸扬扬的抵制京奥归于沉寂，实际上也是中国实力的一种体现。但中国如何 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面对外界的挑剔甚至批评，即使是偏见甚至无理取闹，北京亦大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借此查找不足，并作为今后现代化建设所要改善之 处。如此奥出一个新中国，这也是各界的期盼吧。

(2008/08/04) (时事评论｜两岸) ~ 转载自頭頭是道

【转载】中国崛起所需要的无形文化实力

（张汉音，《联合早报》，25/07/2008）

世人所说的文化大致涉及三类内容：精神文化，过程性文化（生活方式，运作制度等），结果性文化（文学、艺术、食品、器物、建筑和一切其他类型的人造之物）。

文化软实力主要指的是精神文化，包括一、知识类，如语言、对世界和各类事物的认知、认知类哲学、科学理论、方法论、各类技术、管理学等；二、信仰、价值、规范和素质类，如宗教信仰或无神论、进取价值、伦理价值、法律体系、人格观念、民族性、企业文化等等。

过程性文化和结果性文化取决于精神文化。本文所说的无形文化实力指的是精神文化所具有的的决定性力量。

精神文化会对行为取向、行动智慧和驱动力产生深刻影响。它的作用如同基因：任何个人、群体和国家的最终成就都不可能超出其“文化基因”所规定的界限，他们的地位和存亡兴衰，全部可以在文化基因之中找到深层的答案。

国家强弱背后的深层奥秘

如果说西方国家在过去几个世纪的崛起与强大，直接取决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教育的大规模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渐次升级，取决于自由市场塑造出来的发展空间和竞争秩序衍生出来的巨大驱动力，那么这些有利因素的形成，其先决条件则是这些国家在精神文化方面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

一、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把西方国家的人民从神权观念和对神的依赖的枷锁中解放了出来，使他们认识到了人的价值与能力，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

二、启蒙运动使他们认识和掌握了能够用来发展并表现自我价值与能力的理性思辨方法，一种与想象、假设、实验和调整相联系的方法；

三、西方国家的各界精英体悟到了全面利用人与理性思辨能量的重要性，并且把这种体悟转化成了大规模的实践能力与对实践结果的追求。

西方科学技术的发达是释放这三大文化能量的直接结果，而其他几项有利因素的形成，既是理性思辨的建构物，又是保障个人释放能量的有效制度。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文艺复兴之后获得的优势无形文化实力决定了西方在近、现代的强大。

与此相反，中国在晚清以及其后大约一个世纪之内不断遭受列强的剥夺与凌辱，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因为此前的中国文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处于封闭、停滞的状态，而陷入了大大落后的危境之中，而国人却不能自知、自拔。

基于无形文化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可以合理地认为：究竟中国能否变成世界第一流强国，而且是主张和平和反对以强凌弱的第一流强国，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中国能否打造出能量不低于美国、而道德视野却高于美国的无形文化实力。

中国无形文化实力根基

打造这样的文化实力不是从零开始，而是要在中国现有文化资源的基础上进行。中国的无形文化实力根基，是虚无主义者没有看到的。

中国现有文化的核心精华始创于《周易》。《周易》的《系辞》指出：“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意思是：亦刚亦柔，刚柔互济，是天的运作之道。了解天之道，并且能用同样的方式去制约人的行与止，那就是人类社会的运作之道了。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周易》认为“刚”的主要体现之一应该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君子要像天体一样，运行刚健，自强不息）。

“柔”的主要体现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要像大地一样，能够以承载万物生长的姿态，造福于大众）。

换言之，按照《周易》的教导，中华民族和她的子孙们要拥有大志（用天与地的运行原则确立人的行为标准）、大勇（自强不息）、大德（厚德载物）和大慧（刚、柔兼具，因势而为）。如是，《周易》便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画出了基本的蓝图轮廓。

老子和儒家文化的缔造者依据各自强调的重点，进一步充实和延伸了周易的核心内涵。他们提出的最有价值的观点之中，包括儒家的“格物致知”、“仁政”、“制天命”、“民为重，社稷为轻”和“中庸论”，以及老子的“生成论”、“法自然”观和“弱者道之用”（借弱用柔而进之）的策略主张。

当然，以上的“中庸论”、“生成论”等，目前都有待正确解读。

圣贤明示的伟大哲理智慧，华人世代承传的民族性（其核心是崇尚勤劳、智慧、坚韧、不屈、爱国、正义、慈悲、忠孝和因势制宜，以及偏好和谐、重视教育与知识），再加上中华儿女在长期应对大自然以及外敌、内乱等严峻挑战的过程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实力的三大支柱。

这三大支柱确保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存续和发展，使她即便经历了西方列强的百年蹂躏，依然能够爬起身来，再度前进。

中华文化的无形实力在中国面对汶川大地震和反华势力干扰奥运的挑战时，显示了它的巨大威力。

同样值得指出的是，胡、温所制定的那一部分行之有效的国际、国内政策，除了涉及社会主义的一些具体提法以外，在原则上其实与《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彰显的一部分行动指导原则相当一致，尤其是关于法自然、刚柔并济、因势制宜、以民为本以及重和、重德的基本原则。中国需要民族文化的发展与超越 　　不过，为了雄立于当今世界的民族之林，中国需要更强大的综合性无形文化实力。

为此，中国首先需要针对本民族的文化精华、尤其是《周易》、《老子》和儒家学说中有价值的高层次思想精华，进行全面的现代化升级。

其次，需要摒弃民族文化之中的各种糟粕。

再其次，需要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日本文化以及其他文化之中的精华，尤其是有利于发展中国整体实力的阳刚性精华，强化“刚”的现代化内涵。

这包括：一、全民重视人的自我实现。

二、推崇大视野：要在每一代造就众多像比尔·盖茨以及谷歌缔造者那样的企业家，还有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三、追求行动的彻底性与高效性：重视由基础理论（有重要价值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哲学、人文学的基础理论）到应用理论、再到应用实践、再到实践结果的竞争与优化选择的全面而系统的转化，而且是社会整体规模的系统转化。

四、重视工作伦理和成果优异：要拥有众多日本人所具有的那种高度工作责任心和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

五、重视人力资源的培育素质：要改革教育制度，指导学生在掌握科学知识的同时，还要塑造第一流世界强国公民所需要的人格素质。

六、相信自由是产生创意和真知的根本性条件：要在纯学术与纯艺术领域设立不受政府干预、不受學阀压制的自由空间，鼓励自由展现创意，保障完全自由的交流、评论与竞争。

最后，中国还需要逐渐做到全体国民、至少是绝大多数国民都能在品味、举止、语言、审美、诚信、自尊和尊重他人方面达到不低于发达国家所注重的受尊重的水平。形象优雅不是保障民族复兴的第一文化要素，但是在当代世界却是一个不可小视的重要辅助因素。

（作者是台湾辅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系主任）

【转载】李光耀：中国应对川震手法虽获赞赏 世界观不相近 中西关系将持续紧张

　　内阁资政李光耀认为尽管西方国家因赞赏中国在四川发生大地震后的积极赈灾手法，而对它暂时改观，然而当同情心消失之后，它们为这个大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 而产生的忧虑必定再度泛起。只有当双方的世界观渐渐近似，并接受彼此的文化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同之后，西方和中国关系的紧张状态才得以消除。

　　他 在最新一期的世界权威财经杂志Forbes（《福布斯》）上发表的题为“中国的两种形象”的时评专栏中指出，中国人必须证明本身有能力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 度，而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需有个庞大并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层。当它达到这一步的时候，许多人都将在西方受过教育，对美国和欧洲也比较熟悉。

　　“这么一来，他们将会像日本、韩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的受过教育者那样，停止将自己视为西方帝国主义的受害者。”

西藏不是只有打坐冥想的达赖喇嘛

　　李资政在这篇评论中透过对比西方国家在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和四川大地震这两起事件上，对中国态度的巨大落差，指出中国和西方之间其实存有一道令人感到悲哀的理解鸿沟。

　 　他以西藏问题为例说，西方人总是将深藏于喜马拉雅山脉的西藏想象为香格里拉般浪漫的世外桃源，以为那里就只住着一个打坐冥想的达赖喇嘛和宁静寺院里的一 群僧侣。然而，对中国而言，西藏却是个因曾受封建地主主宰，实行封建农奴制度而造成九成人口目不识丁的落后社会。尽管西藏人对经济发展会吸引太多汉人和回 族入藏，使当地社会的人口结构遭受冲击而感到恐惧，但是中国自开始控制西藏以来，就为了使它融入21世纪的世界而废除了农奴制，并建设医院、学校、道路、 铁路等各种基础设施，还敷设了电话通信网络和引入手机。

　　李资政也举出奥运火炬传递在伦敦和巴黎所遇到的强悍抵制，以及圣火在香港传递时的夹道欢迎情景，进一步说明香港人已意识到将承办奥运马术比赛的香港的前途，是同北京与奥运会的成功举行息息相关的，而为明星火炬手叫好的民众人数，也超过了示威者。

　 　他指出美国资深记者弗兰奇（Howard French）四月间在《国际先驱论坛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就很贴切地反映了中国人对西方的失望之情。他的文章里引用了一名中国人在互联网上的这句留 言：“你们（指西方国家）想要我们怎么样？当我们被称为‘东亚病夫’时，我们被认为是危险的，而当我们被视为下一个超级强国时，我们又被视为威胁。”

　　被西方人抵制北京奥运会的行动激怒的中国人，也因此在网络上宣泄强烈的排外情绪，大量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也自发集结起来，反对西方人的抵制。在中国，愤怒者也试图杯葛法国连锁超级市场家乐福，不过却被北京当局迅速劝阻，以免影响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的信心。

　　李资政在评论中也对是否会有国家真想要抵制北京奥运会，表示质疑。

　　“抵制北京奥运会不会像抵制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那样无须付出代价。因为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已使它在全球拥有了巨大的经济影响力。”

　　他认为中国政府在四川省上月12日发生大地震后迅速展开救灾，领导人又表现了他们柔情的一面，已使世界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无论是领导人亲临救灾前线指挥或是接受世界各国的人道主义援助，都同缅甸领导人的被动及不顾受苦的灾民，而拒绝外界的援助，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他指出，在庞大的中国及驻海外使馆的数以亿计的中国人在5月19日开始举行三天全国哀悼日的第一天默哀三分钟，所展现的国家团结、纪律、组织能力和素质，都让世人留下深刻印象，并看到了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中国。

　　“然而，这个举世同情的时刻将会过去，西方国家对中国未来角色的关注也会继续。西方不能确定这个大国对世界而言是好还是坏。这种紧张状态只有在双方的世界观渐渐近似，并接受了彼此的文化价值观不可能完全相同之后才能消除。”

（联合早报，2008-06-09）

【转载】中国的崛起要求民族心理的转型

（郑永年，《联合早报》，06/05/2008）

藏独和西方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阻挠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北 京奥运会，立即导致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西方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动态。如同预期的一样，西方媒体开始用不解和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波新民族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是海内外中国人给西方对华不公的回应。

同时，中国国内各方面尽管对西方反华力量都感到不满和愤概，但也有一些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激进反应（例如抵制法国家乐福）表达了不同意见。

很显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一些人似乎很难容忍不同意见。一时间，“汉奸”的概念满天飞。在很多网络讨论中，出现了激进的竞赛，表现为“谁最激进，谁就最爱国”。

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巨大压力，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并不难理解。但如果每次遇到外在压力，就出现这种心态，或者这种心理变成一种常态，那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

笔者以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从长远国家利益而计，必须对这种民族心理进行反思，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走上利己利人的健康轨道。

百年耻辱结合过分自信

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主义，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具有强烈普世主义倾向的儒家，包容一切。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中国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对不同种族有些论述，但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用于建设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传统的中国因此被称为“文化中国”，而非近代欧洲那样的主权国家。儒家普世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文化基础，也是传统国家衰落的根源。传统国家形式生存了数千年，至少在东亚社会占有主导地位，并为当时的很多国家所仿效和学习。

然而，自从欧洲建立基于民族主义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后，中国传统国家便很快失去了竞争能力。欧洲列强一来，中国传统国家开始衰落。如何拯救和重建国家？晚清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从西方输入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很多主义很快就被淘汰，只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建立在不同的民族主义心理之上。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就是如何追求强大和富裕。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如何通过内部国家建设，让国家再次成为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地位。

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起码在经济上已经是相对崛起了。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富强。

与此相呼应，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心态。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民族主义心态的主题是“百年耻辱”，“雪耻”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的今天，尽管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浮现出来。

一些年轻人甚至官员中间，开始表现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的心态使得这些人看不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他们真诚地相信，国际社会应当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且给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有的地位。一旦当西方拒绝中国的崛起，或者不尊敬中国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油然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民族主义如此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标志，但它在西方却遭遇到覆盖面很大的抵制。进而，抵制奥运的事件发生在主要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列强”。如此，那种“百年耻辱”的心情很自然被刺激起来。“百年耻辱”心态和年轻一代的过分自信，两种情绪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造就了新一波民族主义。

利用民族主义继续改革开放

一种健全理性的民族主义必须克服“耻辱”和“过分自信”的心态，自尊而不自卑，自信而不骄傲。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对此感到过分恐惧。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有好的民族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强大的心理力量，但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

中国要建立的是好的民族主义，而必须避免坏的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

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领导人非常理性地引导了中国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把民族主义引导到建立一个新国家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是民族主义者。

邓小平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其民族主义的直接表述。在邓小平的民族主义里，爱国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把民众从贫穷社会主义那里解脱出来。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做得很成功。没有他们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中国很难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

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现在中国民族主义再次面临转型。从这次新民族主义的一些过激反应来看，这种转型尤其显得必要。中国的民族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防御性的，因为民族主义的主题还是对西方对中国不公的一种反应。但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从防御性转变成为进攻性的。

如果民族主义变成了进攻性的，那么就要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国际和平。在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为例。

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人们都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但从经验看，德日两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分不开。但是，这两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转型，最终走向了极端，演变成了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道路，这要求民众既要有民族主义精神，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变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大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如果民族主义激进化，那么周边国家就会感觉到威胁。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不利于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所以人们就要思考应该把民族主义这个巨大的资源用到哪里的问题。答案似乎很明显，那就是要用民族主义精神来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之中，国内还有无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际上的阻力仍然很大。反西方至多是民族主义的消极反应，积极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这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的崛起，全球化规定了中国的国际角色。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那么民族主义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力。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转载】关怀西藏 深入了解与反思

【聯合報╱王明珂／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台北市)】

近日來西藏拉薩發生街頭暴動，中國政府出動解放軍施行鎮壓（或維持秩序），已引起國際關注。這許多對西藏的關懷，在短時間內，或能使中國官方行動有所節制而讓狀況不致惡化，但是長期而言終究無濟於事。

關鍵在於，外界（包括中國官方）對於「藏族」或「藏區」的人類生態、歷史及當前情況了解太少。近十多年來，我經常在川西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青海、雲南等地進行結合人類學與歷史的研究，對此一地區有些了解，在此說明藏區的人類生態及歷史情況。

雖然有共同的藏族認同，但由於青藏高原各地生存資源都十分匱乏，在我研究的十餘年間，阿壩州與甘孜州多次發生藏族不同村落間的械鬥，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去 年，為的都是爭牧場（可放牧的地方）、爭蟲草山（可挖珍貴藥材蟲草的地方）；因使用槍械，所以往往死傷慘重。日昨聽說動亂已延燒到阿壩州與甘孜州，這是最 讓我憂心的。由本地藏獨的口號酖聯羌、驅漢、滅回酖可知，若此動盪擴大，遭殃的不只是漢族、藏族，更是本地的回族。

我們也許會問，為何中國每年以數額鉅大的金錢、物資援藏，卻得不到廣大藏民的人心？據我的了解，其主要原因是援助多投在城市與交通建設中，地方自治政府在 資源分配上又常偏袒「本族群」（藏族族群）。更重要的是，牧區藏民原來就不注重「物質」，而更注重在佛教信仰中所得之精神寄托。在我所熟悉的藏區，有些地 方牧民普遍以收入的百分之二、三十，甚至五、六十捐給寺院。

一個馬爾康的教育官員（嘉絨藏族）跟我說，我去壤塘，他們跟我要援助款，我為什麼要給？給他們錢，他們都丟在寺院裡，我為什麼要給？站在唯物主義立場的中 國共產黨官員（漢族與部分藏族）看來，寺院、喇嘛便是些不事生產的社會寄生蟲以及麻煩（藏獨）製造者，自然他們對藏傳佛教帶著敵意並加以限制、防範。目前 寺院的宗教活動在一定範圍內是被允許的；藏傳佛教更大的威脅反而是受媒體助長的「世俗化」。

那麼，中國為何不讓西藏獨立呢？除了現實的政治利益與安全考慮外，這涉及東亞地區中原帝國傳統及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在國族主義下，當本地成為藏區、本地人成為藏族後，整個青藏高原的地與人都成了中國與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了。

最後，即使中國鬆手讓西藏獨立為一個國家，由人類生態觀點，這恐怕也不是最好、最理想的結果。自有文獻記載以來，青藏高原各族群、部落便經常在無止息的內 部戰爭與暴力中。也就是說，獨立並失去中國的經濟援助後，整個青藏高原各地域族群、部落可能陷入激烈的資源競爭，其共同的「藏族」認同反而會被各區域族群 認同（如果洛人、紅原人、嘉絨人等等）弱化，人們也可能回到經常的暴力與恐懼生活之中。難道這便是我們所追求的「人道主義」？或者，因這是「自決」，所以 任何結果都沒得話說？

中國對西藏問題的處理，以及世界輿論對西藏的關懷與主張，都應建立在對青藏高原人類生態與歷史更深入的了解，與對國家、族群、人權等概念的反思上。我相信主張西藏高度自治的達賴喇嘛是有大智慧的人，希望中國主事者也能以仁心與智慧來處理此事。

作為一位「康區」（藏語康有邊區之意）研究者，我只能提供一種新的知識體系來認識「康區」；此知識體系期望藉由反省與反思，讓「邊緣」成為雙方溝通的橋梁，而非彼此爭奪的對象。

【2008/03/21 聯合報】

【转载】大陸血腥鎮壓西藏？

这两篇文章（还有其他网民的回复），跳脱了所谓的“反暴力”的“人道主义”的西方视角，客观对各媒体所发表、刊登的新闻照片、录像进行了理性的审视，同时也针对西方世界及其主流媒体在这起事件的报道中所扮演的角色，展开了别处看不到的讨论。

请点击链接：
天下纵横谈：大陸血腥鎮壓西藏？
天下纵横谈：【有圖為證】西方媒體在西藏事件上的荒唐表現

【转载自台大批批踢政黑版]】

作者: poshiun (我是PAPA啦!) 看板: HatePolitics
標題: [吐嘈] 就事論事的西藏鎮暴
時間: Fri Mar 21 07:25:58 2008

看一堆人老愛拿西藏鎮暴出來說嘴
大家來說說
就西藏抗議變成西藏暴動變成西藏鎮暴
你合法抗議中共鎮壓你
中共絕對鴨霸
你暴動中共鎮壓你
中共壓霸?
今天應該沒有哪個國家有個地方出來說要獨立
從示威遊行變成示威暴動會不去鎮壓的嗎?
開槍鎮暴就不對???
那那些被藏人砸壞店家毆打致死的受害人
就是活該受罪
因為他們去西藏開店去西藏遊玩??
還是因為藏人不爽他們搶了青藏鐵路開通後的利益大餅??
抗議、暴動、鎮壓
一碼歸一碼
當連國外的藏人都以不理性的態度攻擊中共大使館的時候
藏人的合理性何在?
難道國外會允許這樣非法的攻擊行為存在而不去制止?
難道如果那些海外藏人群起攻擊大使館周圍商家或路人的同時
那些國外警方甚至軍方單位不會出來鎮壓?
不要把非理性違法的行為合理化
因為今天拉薩發生藏人暴動行為
而導致的中共鎮壓行動
對中共當局來說他佔了法理上的腳
只是少了人和
藏人要獨立是為什麼?
為民主還是為利益還是為了那政教合一以教領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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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23.194.120.153
推 lalelee:連足球暴動都有軍警鎮壓了 作者: BRIANERIC2 (灰色軌跡) 看板: HatePoli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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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吐嘈] 就事論事的西藏鎮暴
時間: Fri Mar 21 07:48:51 2008



就像推文裡講的一樣，連足球暴動都有人鎮壓了
我不怪一般民眾或綠色鄉民，因為他們的思想長期以來已經被綁架
以前被蔣家政權綁，現在被綠色執政綁。

我怪的是操弄西藏議題愚民的人，人家怎麼處理暴動干你屁事
你在這個時候才跳出來，還主張讓西藏獨立，這不是干涉別人內政嗎？

還有，台灣這麼小，你用這麼小的眼光去看整個大陸，未免太狹窄了
今天這個暴動如果不處理，讓它漫延下去，到時候會演變成怎樣？
整個西部都亂了？ 共產黨花了這麼多年時間，好不容易讓大家有飯可以吃
中國已經被瞧不起、被打壓，窮這麼多年，當務之急就是先穩定、和平發展
中國不能再亂、不能再窮，在這個最高標準之下，其它的東西可以先犧牲
如果因為這個事情整個內部動亂起來，若我是統治者，不要說鎮暴，要我開槍都開
全世界沒有一個政權，在維護自己的政權時，不對民眾鎮壓或開槍的
連美國都有類似的案例，為什麼單獨要打西藏

針對這一件事我也要罵馬英九一下，你這麼急著跳出來打西藏幹嘛
溫家寶躺著也中槍，你用這麼不得體的話去罵溫家寶，看在綠民眼裡是做作
看在我眼裡，你才是傲慢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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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219.80.137.27
※ 編輯: BRIANERIC2      來自: 219.80.137.27        (03/21 07:50)
推 RobinTsao:有票就可以拿來消費～                                  03/21 07:49
推 keroro01:果然標題 就事論事 是唬人用的                           03/21 07:50
推 george31708:吱吱都不會去看卡崔納那時候美國人怎麼處理砸店的人。  03/21 07:54
→ george31708:一律當場格殺。中共已經夠小心處理這件事了。是我早就  03/21 07:55
→ george31708:出軍隊鎮壓了。                                      03/21 07:56
推 JJLi:原PO您的眼中大概只有錢吧。                                 03/21 07:58
→ JJLi:我這次倒是很贊同兩邊一鼻孔出氣聲援西藏的作法。             03/21 07:59
推 opie:大陸的問題的確不是單純民主兩個字可以解決的                 03/21 07:59
推 cclimb:西藏怎麼處理不關台灣的事？未來的大總統可是台灣特首耶     03/21 08:02

【转载】中国需要的是制度崛起

（郑永年，《联合早报》，04/03/2008）

奥运会还没有举行，但“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往何处去？”已经成为流行于国际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

奥运会对中国的整体经济有些影响，但不是很大。中国的经济崛起主要来自于市场经济和支持市场经济运作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由此看来，奥运会之后中国经济仍然可保持势头强劲。

经济学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看中国问题时关切的是数字。中国迅速扩大的各方面的数据令他们担忧。国际社会一波又一波的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与一些人单向面地看待中国数字崛起的方法论有很大的关系。

但也有很多学者关心中国内部制度建设，从制度建设来审视中国的崛起。与“中国威胁”论者刚好相反，他们的结论往往就是：中国是一个“脆弱的大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可能并不像人们所想象中的那样的强大。经济高速发展创造了美丽的数字，但在这些数字背后，中国的各方面隐藏着深刻的制度危机。

所谓的深刻的危机并不是人们日常所讨论的发生于中国社会的群体事件和官员腐败等现象，也不是指中国的制度应付这些日常危机现象的能力，而是指在面临深刻危机的时候，中国现存的制度能否有效应付和消化。无疑，对很多人来说，处理和应付深刻危机的能力是检验中国是否真正崛起的有效方法。

几年前，“非典（沙斯）危机”成了人们检验中国是否是一个脆弱大国的机会。今年年初的雪灾危机再次提供了这样一个检验机会。的确，从这次危机中，中国各方面的制度暴露无遗，表现在国家制度的硬件实施到人民的心理状态各个方面。

基础设施须作长远考虑

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必须具备一整套有效的基础硬件设施，包括以铁路，空运和高速公路为主的交通运输、电力网、水坝、能源供应系统、水源供应、通信网络、医疗卫生等等。

对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考量必须是长期的。西方的很多基础设施上百年的都完好无损。这样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只有近代国家才有能力动员大量的资源来建设这样的基础设施。当然，另一方面，这样的基础设施也就成为了近代国家的硬件基础。

中国的基础设施非常脆弱。在很多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往往采用的是滚动式发展，有多少钱，就建相应质量的硬设施；等到有了更多的钱，再考虑提升基础设施的质量。这样就造成了诸多负面的效果。

其一是修修补补，质量不牢靠。其二是基础设施的区域分割非常严重。基础设施尽管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但实际上被各个公司和地方分割。

其三是建设基础设施时较少考虑到自然灾害。不像西方那样，在建设基础实施的时候，总会考量到各种灾害，甚至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灾害，从而预备好在危机的时候的替代的设施。

其四，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少考虑到战争的因素。除了三峡大坝，因为各种因素，可能对战争的因素有所考量，其他的基础设施可能都很少考虑到战争因素。如果遇到“敌国”有计划的攻击，中国的基础设施很容易瘫痪。

如同“非典危机”，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行政系统的脆弱。这次危机如果不是中央政府亲自干预，使用战争动员手段，恐怕结果会更加糟糕。中央部署数万军警来清理道路，为数百万被困的人民提供生活 必需品。

这里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制度上的优势，中央领导一经介入，制度就具有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地方基本上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压力。

过分集权造成对中央的依赖

中国的体制在理论上过分集权，地方政府大多都会依赖中央。在这样的体制下，一旦遇到战争，中国的整个行政系统很容易被瘫痪。高度集权反而导致了中国行政系统的弊端。

这种弊端在毛泽东时代是通过分权来处理的。毛泽东在世时，甚至考虑过在中国实行联邦制度，进行有效的中央和地方分权，让地方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对付各种紧急情况。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来自其战争经验。在战争期间，毛泽东让各地区的指挥者具有很大自主权，即军事指挥权。解放后，毛泽东有实行大区制度。但后来当中央权力受到挑战之后，毛泽东废除了大区制度 。很显然，今天这些思想对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地方制度仍然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与此相关，雪灾也暴露了中国跨省市、跨部门、跨区域和跨行业之间的脆弱协调。中国尽管是一个单一制国家，但中央政府协调作用非常微弱。中国各省之间的协调远远不及欧盟各主权国家之间的协调。

也就是说，貌似集权的中央政府的协调能力在一些方面还不如欧盟。部门之间、省级之间和各种跨组织之间的合作几乎很难实现。一旦灾难来临，各个组织各自为政，表现出极度的自私。

因为中国不存在一套既定而明确的责任制度，平常也没有什么机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部门，在灾难面前必然很难协调。

同样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社会对各种危机缺少有效防范意识。在危机面前，社会大多都需要依靠自治。这要求社会成员具有高度的危机意识。例如日本人的地震意识，中东国家的战乱意识等等。但中国人缺少危机意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 来，随着经济的连续发展，人们的危机意识荡然无存。

农村还好，因为农民很少依靠政府而生存，但中小城市以上，居民的危机意识就非常差。

落后主因是制度缺乏创新

中国以往数十年的GDP主义造就了各级官员的数字崇拜。经济数据的确很重要，但必须对经济数据作制度甚至是哲学的思考。如果把经济上的崛起等同于制度上的崛起，那么危机就会接踵而至。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制度崛起尤其是国家政治制度的崛起才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崛起。前些年，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发表了《世界经济千年史》报告。报告表明，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最大份额，达到世界总额的32.9%。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真正的经济强国。可惜的是，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过程也就是中国的急速衰落的过程。

应当意识到的是，近代中国的衰落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人们一般认为的朝廷的腐败、出卖国家利益等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缺少制度创新。一旦当总体国家制度缺少了国际竞争能力，那么国家的衰落就变得不可避免。

西方的崛起是制度上的崛起。市场制度的确立，释放了无限的劳动生产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尤其是政治制度的确立，那就是建立在近代民族主义基础之上的民族国家制度。

民族主义表现在外部事务的国家主权原则和表现在内部事务的人民主权原则。这种国家形式一旦产生，就具有了无限的组织能力，对内部包括经济和社会之内的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组织。而内部的组织又导致了无限的外部扩张能力。

诚如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所指出的，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其内部民族主义的外部延伸而已。包括中国的传统国家形式在内的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的国家形式都无法与产生与西欧的民族国家相竞争。

国家制度创新应当再次成为今天的中国人所思考的核心问题。中国领导层近年来一直在呼吁制度创新，这非常及时。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倡导政治改革，一方面来巩固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进一步深化经济改革。

邓小平的逻辑也适用于中国的崛起。如果中国不能建设有效的国家制度，那么很可能会维持在一些西方学者所说的一个“脆弱的大国”的水平。而国家制度建设则是政治改革的最核心。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