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联合早报》，06/05/2008）
藏独和西方反华力量结合在一起阻挠奥运火炬传递，抗议中国北 京奥运会，立即导致了新一波中国民族主义浪潮。西方媒体开始关注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动态。如同预期的一样，西方媒体开始用不解和异样的眼光来看待这一波新民族主义，他们中的许多似乎已经忘掉了这一波民族主义是海内外中国人给西方对华不公的回应。
同时，中国国内各方面尽管对西方反华力量都感到不满和愤概，但也有一些人对民族主义的一些激进反应（例如抵制法国家乐福）表达了不同意见。
很显然，在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下，一些人似乎很难容忍不同意见。一时间，“汉奸”的概念满天飞。在很多网络讨论中，出现了激进的竞赛，表现为“谁最激进，谁就最爱国”。
面对西方反华力量的巨大压力，中国民众的这种心理状态并不难理解。但如果每次遇到外在压力，就出现这种心态，或者这种心理变成一种常态，那么对中国这个崛起中的大国会带来非常负面的后果。
笔者以为，理性的爱国主义者应当从长远国家利益而计，必须对这种民族心理进行反思，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使得中国民族主义走上利己利人的健康轨道。
百年耻辱结合过分自信
中国传统上没有民族主义，主导中国文化的是具有强烈普世主义倾向的儒家，包容一切。在漫长的历史上，尽管中国一些思想家如黄宗羲对不同种族有些论述，但没有发展出西方那样的用于建设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
传统的中国因此被称为“文化中国”，而非近代欧洲那样的主权国家。儒家普世主义既是中国传统文明的文化基础，也是传统国家衰落的根源。传统国家形式生存了数千年，至少在东亚社会占有主导地位，并为当时的很多国家所仿效和学习。
然而，自从欧洲建立基于民族主义之上的近代国家之后，中国传统国家便很快失去了竞争能力。欧洲列强一来，中国传统国家开始衰落。如何拯救和重建国家？晚清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开始从西方输入各种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很多主义很快就被淘汰，只有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土地上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具有本土特色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主义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建立在不同的民族主义心理之上。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民族主义的核心目标是“富国强兵”，就是如何追求强大和富裕。表现在政策上，就是如何通过内部国家建设，让国家再次成为强国，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中国应当得到的地位。
通过过去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起码在经济上已经是相对崛起了。就是说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了“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在这个背景下，民族主义的主要问题变成了如何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展现中国的富强。
与此相呼应，可以看到两种典型的民族主义心态。在长达一个多世纪里，中国民族主义心态的主题是“百年耻辱”，“雪耻”也就成为民族主义的目标。但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的今天，尽管还有非常多的问题需要解决，民族国家的建设还远远没有完成，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心态已经浮现出来。
一些年轻人甚至官员中间，开始表现得过分自信。过分自信的心态使得这些人看不到国际政治的现实情况。他们真诚地相信，国际社会应当接受中国的崛起，并且给予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当有的地位。一旦当西方拒绝中国的崛起，或者不尊敬中国的时候，民族主义情绪油然而生。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波民族主义如此强烈的一个重要原因。举办奥运会是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标志，但它在西方却遭遇到覆盖面很大的抵制。进而，抵制奥运的事件发生在主要西方国家，包括英国、法国和美国，而这些都是中国人传统意义上的“列强”。如此，那种“百年耻辱”的心情很自然被刺激起来。“百年耻辱”心态和年轻一代的过分自信，两种情绪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造就了新一波民族主义。
利用民族主义继续改革开放
一种健全理性的民族主义必须克服“耻辱”和“过分自信”的心态，自尊而不自卑，自信而不骄傲。
民族主义不可避免，也没有必要对此感到过分恐惧。近代主权国家产生以来，所有国家都有强大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有好的民族主义和坏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既可以成为建设国家的强大的心理力量，但也可以成为国家间冲突甚至战争的根源。
中国要建立的是好的民族主义，而必须避免坏的民族主义。要达到这个目标，就要实现民族主义的转型。
毛泽东和邓小平这两代领导人非常理性地引导了中国民族主义。毛泽东是个民族主义者，他把民族主义引导到建立一个新国家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是民族主义者。
邓小平所说的“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是其民族主义的直接表述。在邓小平的民族主义里，爱国就是要把国家的经济搞上去，把民众从贫穷社会主义那里解脱出来。从历史角度看，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做得很成功。没有他们的理性民族主义精神，中国很难实现“富国强兵”的民族主义目标。
在中国实现了“富国强兵”目标之后，现在中国民族主义再次面临转型。从这次新民族主义的一些过激反应来看，这种转型尤其显得必要。中国的民族主义到今天为止还是防御性的，因为民族主义的主题还是对西方对中国不公的一种反应。但必须防止民族主义从防御性转变成为进攻性的。
如果民族主义变成了进攻性的，那么就要影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国际和平。在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为例。
民族主义在德国和日本的早期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今天人们都谴责德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但从经验看，德日两国的崛起和民族主义分不开。但是，这两国的民族主义没有得到转型，最终走向了极端，演变成了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给世界带来巨大的灾难。
中国走的是和平崛起道路，这要求民众既要有民族主义精神，又要防止民族主义的变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个大国，周边有那么多国家，如果民族主义激进化，那么周边国家就会感觉到威胁。如果这样，民族主义就会不利于中国的崛起，不利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作用。
所以人们就要思考应该把民族主义这个巨大的资源用到哪里的问题。答案似乎很明显，那就是要用民族主义精神来继续推动改革开放。中国正在崛起过程之中，国内还有无穷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国际上的阻力仍然很大。反西方至多是民族主义的消极反应，积极的民族主义应当是实现国家的真正崛起这个目标。
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全球化状态的崛起，全球化规定了中国的国际角色。民族主义如果不能和全球化相一致，那么民族主义反而会成为国家崛起的阻力。
（作者是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
近日來西藏拉薩發生街頭暴動，中國政府出動解放軍施行鎮壓（或維持秩序），已引起國際關注。這許多對西藏的關懷，在短時間內，或能使中國官方行動有所節制而讓狀況不致惡化，但是長期而言終究無濟於事。
關鍵在於，外界（包括中國官方）對於「藏族」或「藏區」的人類生態、歷史及當前情況了解太少。近十多年來，我經常在川西的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青海、雲南等地進行結合人類學與歷史的研究，對此一地區有些了解，在此說明藏區的人類生態及歷史情況。
雖然有共同的藏族認同，但由於青藏高原各地生存資源都十分匱乏，在我研究的十餘年間，阿壩州與甘孜州多次發生藏族不同村落間的械鬥，最近的一次就發生在去 年，為的都是爭牧場（可放牧的地方）、爭蟲草山（可挖珍貴藥材蟲草的地方）；因使用槍械，所以往往死傷慘重。日昨聽說動亂已延燒到阿壩州與甘孜州，這是最 讓我憂心的。由本地藏獨的口號酖聯羌、驅漢、滅回酖可知，若此動盪擴大，遭殃的不只是漢族、藏族，更是本地的回族。
我們也許會問，為何中國每年以數額鉅大的金錢、物資援藏，卻得不到廣大藏民的人心？據我的了解，其主要原因是援助多投在城市與交通建設中，地方自治政府在 資源分配上又常偏袒「本族群」（藏族族群）。更重要的是，牧區藏民原來就不注重「物質」，而更注重在佛教信仰中所得之精神寄托。在我所熟悉的藏區，有些地 方牧民普遍以收入的百分之二、三十，甚至五、六十捐給寺院。
一個馬爾康的教育官員（嘉絨藏族）跟我說，我去壤塘，他們跟我要援助款，我為什麼要給？給他們錢，他們都丟在寺院裡，我為什麼要給？站在唯物主義立場的中 國共產黨官員（漢族與部分藏族）看來，寺院、喇嘛便是些不事生產的社會寄生蟲以及麻煩（藏獨）製造者，自然他們對藏傳佛教帶著敵意並加以限制、防範。目前 寺院的宗教活動在一定範圍內是被允許的；藏傳佛教更大的威脅反而是受媒體助長的「世俗化」。
那麼，中國為何不讓西藏獨立呢？除了現實的政治利益與安全考慮外，這涉及東亞地區中原帝國傳統及近代中國國族主義。在國族主義下，當本地成為藏區、本地人成為藏族後，整個青藏高原的地與人都成了中國與中華民族的一部分了。
最後，即使中國鬆手讓西藏獨立為一個國家，由人類生態觀點，這恐怕也不是最好、最理想的結果。自有文獻記載以來，青藏高原各族群、部落便經常在無止息的內 部戰爭與暴力中。也就是說，獨立並失去中國的經濟援助後，整個青藏高原各地域族群、部落可能陷入激烈的資源競爭，其共同的「藏族」認同反而會被各區域族群 認同（如果洛人、紅原人、嘉絨人等等）弱化，人們也可能回到經常的暴力與恐懼生活之中。難道這便是我們所追求的「人道主義」？或者，因這是「自決」，所以 任何結果都沒得話說？
中國對西藏問題的處理，以及世界輿論對西藏的關懷與主張，都應建立在對青藏高原人類生態與歷史更深入的了解，與對國家、族群、人權等概念的反思上。我相信主張西藏高度自治的達賴喇嘛是有大智慧的人，希望中國主事者也能以仁心與智慧來處理此事。
作為一位「康區」（藏語康有邊區之意）研究者，我只能提供一種新的知識體系來認識「康區」；此知識體系期望藉由反省與反思，讓「邊緣」成為雙方溝通的橋梁，而非彼此爭奪的對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