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藏传佛教与民族和解

于时语（联合早报，2008-09-11）

　　随着中国进入“后奥运”时代，奥运年暴露的各种隐患，值得引起北京的关注。这些隐患中最显著的，无过于“藏独”和“疆独”势力。在这两种势力 中，“疆独”受到新疆地区人口比例演变和西方世界“恐回症”的双重制约，而使得受到欧美支持的“藏独”，成为中国头号分离主义痼疾。

　　毋庸讳言，“藏独”运动最顽固的成分在于宗教。文化革命结束以来，北京对藏区的经济支援不谓不大，据新华社，光是在过去五年中，中央对西藏的各项补助累计超过人民币950亿元之巨。在如此庞大的中央经济补贴之下，藏区的分离主义依然旺盛，明显是因为宗教势力的作用。

　　这一情况表明，光凭高度政治压力和数千亿元的金钱投入，无法有效地制约西藏的分离主义。以笔者之见，目前主导“藏独”运动的宗教，正是被北京长期忽视的一个可以化解“藏独”的重要资源。

对宗教事务有“话语权”

　　与今天北京的巨额对藏财政支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历史上元明清三朝对西藏的权威，经济代价微乎其微，而主要基于政治和宗教措施。

　　其措施归结起来，无非是两条：一是授予藏族宗教领袖崇高的“尊号”，二是给予他们对全中国佛教事务的某种“话语权”。

　　元朝开创了这一传统，高僧八思巴先是被封为“国师”，除了西藏的行政权，还通过元廷的“总制院”，掌管全中国的佛教事务。忽必烈后来又晋封八思巴为更加显赫的“帝师”。选封萨迦教派高僧为帝师，后来成为定制。

　　此外，高僧八思巴巡礼五台山，开创了藏传佛教与这一汉传佛教圣地的深厚关系，五台山成为藏传佛教在汉地传播的重要基地。

　　洪武年间，明太祖朱元璋钦封元末最后一代摄帝师朗喀贝桑波为“佛宝国师”。此后明廷又在藏僧中广封“灌顶国师”和“大国师”，并且在萨迦派之外新兴的诸派中封立“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和其他教王。

　　明廷还在南京和北京大力兴建喇嘛寺庙，广招西藏僧侣，并且不断对五台山遣使供养，使得明代的藏传佛教在五台山发展到与汉传佛教等量齐观的地位，对西藏僧侣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如今主导藏传佛教的格鲁派（黄教）刚刚兴起，就受到明廷的注重，事实上的第一位达赖喇嘛（习称三世）锁南坚错去蒙古传教时，路过明廷直接管辖的甘州（今张掖市），特地上书给权相张居正，“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明廷马上授予达赖喇嘛尊号。

　　尤为有趣的，是最早皈依黄教的“大明顺义王”俺答汗及其夫人三娘子都先后奏请明廷派出西藏喇嘛去蒙古帮助传教，可见明代北京的西藏僧人数量之众。吴三桂反清时，曾经活动五世达赖喇嘛支持，也可看成是明代藏僧在汉地角色的遗响。

　　至于清代对藏统治历史，大多数人都耳熟能详，不再赘述。北京和承德等地的喇嘛庙，是藏传佛教在藏区之外传播的明证。

　　总之，元明清三朝以极小的经济代价，通过宗教影响以及授予对全国佛教事务的某种“话语权”，争取到西藏僧侣阶层的归心，从而取得了对西藏事务有效控制。

　　意大利藏学家Luciano Petech因此总结说：自从元朝以来，中国皇帝在西藏始终享有传统的“道德权威”，而西藏的“僧侣阶层”则一直“亲近”北京政府。

促进汉藏交流与和解

　 　这种历史经验，实在值得北京回味。固然北京今天与西藏佛教界的恩怨，有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一时很难释怀。但是文革宗教酷劫之后，中国各地佛教卷土重 来，香火日盛，甚至远超文革之前，其中不乏密宗尤其是藏传佛教的汉族信徒，以及与藏传佛教有密切历史关系的寺庙和胜地的复兴。

　　例如五台山首刹塔院寺，就是与当今达赖喇嘛相同的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寺院，可惜至今寺里众多出家人中，居然没有一个藏僧，实在是历史的非常。

　　再如浙江普陀山和四川峨眉山，都与藏传佛教有深厚的关系。康熙年间，第六世达赖喇嘛央仓嘉措前往峨眉山礼拜普贤菩萨，便是汉藏佛教交流史上的佳话。就是杭州名刹灵隐寺前的飞来峰石刻造像，也带有强烈的藏传佛教色彩。

　　总之，中国内地有大量的藏传佛教资源和信徒。如果能够像历史上那样，积极吸引西藏的高僧大德参与内地的宗教活动，并且由此给予藏族僧界在全国特别是外 省佛教事务中一定的“话语权”，无疑将是促进汉藏交流和民族和解的有效措施，从而对化解“藏独”痼疾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转载] 为什么说民主是当代社会的普遍价值？ ──从民主的历史说起

霍韬晦（联合早报，2008-09-12）

　　现代社会推崇民主，但我们准备好了没有？我们真的认识民主吗？我们真的知道民主会为我们的社会乃至人类未来带来幸福和圆满的保证吗？一般人只知 道民主是普遍价值，却不知道这个价值是如何成立的，只是人云亦云，跟潮流、跟风，或者看到西方的强大，想拥抱西方价值，那么就不需要思考，简单地移植他们 的做法就可以了。

　　唯西方是瞻，失却自信，失却深入问题的勇气，失去通达其它价值的能力，就不是一种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西方政客往往只 知道以美丽的言辞取悦选民，以尖刻的批评攻击对手，达成所谓“高明的骗术”，就太不幸了。结果付代价还是人民，走了许多弯路，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不是太寃 枉了吗？

　　许多国家发展民主，就是在那里兜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当现代社会要踏上民主路之际，有必要从历史、政制、操作、人性、现 实、哲学、与对未来的诉求，来检视民主的发展和它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许多国家热哄哄推广民主，但却从来没有提出过实践民主要有民主教育来配合，先培养民主 的生活方式；政党只能就一些社会议题或政府操作失误之处借题攻击，眼光太狭小了。这样下去，民主的质素何能提高？

提升民主政制有赖教育

　 　“民主”（democracy），源出希腊文“demos”与“kratia”两字合成，前者指人民，后者意为“治理”，即由人民来治国，故曰“民主 ”。但当时的“民”，只限于雅典男性公民，所有妇女，外国居民、奴隶（占人口半数以上），均无参政权。这即使不是小圈子选举，也是统治阶层体制内的民主罢 了。有人称之为贵族民主，权力始终不能下放到下层。

　　由于城邦人口少，大家可以聚到广场议政，这就是所谓直接民主；亦由于大家权力相等， 所以执政人员用抽签方式轮流担任，免却长期在位而形成的官僚集团。但随着国家的发展，幅员广大，便不可能继续这种小国寡民式的民主。而更重要的问题是：社 会上人人品质不同、取向不同，如何一致？

　　古希腊的哲学家，自苏格拉底起，即提出“正义说”。正义就是在群体中认识到自己的责任，守法， 行为合符城邦的整体利益。亚里士多德说：人是政治的动物，为的就是大家都可以过美好的生活。但希腊的民主能否实现这一目的？关键在公民要有良好的德性，而 不只是制度上的完善。据说，亚里士多德为了设计出理想的政治制度，尝派学生到各地采访，收集了158种政制，然后分析出民主政制（共和制）为什么比君主 制，乃至独裁制好。

　　民主政制为什么较佳？这不是因为民主政制中人人都有执政的权利，而是因为可以让所有公民都知道如何统治人民，和如何受人统治。因为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公民都具有正义、勇敢和自制的德性，所以大家的目的是一致的；人人都具有这些德性，所以人也是平等的。

　　从这里可以看出：西方古典的政治学说，都指向一个公共目的，而这个目的的完成，则有赖参政者自身的德性。亚里士多德亦认识到︰人的本性、习惯、理性，各有参差，所以必须通过教育来融合，而政策上则以“中道”为原则，避免走向极端。

近代民主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

　　近代民主大家都说是从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开始。洛克继承霍布士（Thomas Hobbes，1588-1679）的“自然状态”（natural state）说而变更其内容：霍氏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不安全，互相争斗，因此应把管理权过渡给政府，让政府管理我们，以换取安全，这是一种君主制；洛克则 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自由、平等，人人都有相同的权利，这就是天赋人权，只是缺少公认的法律，又无人仲裁，人的财产不能得到保证，所以通过立法（订立契 约）的形式来建立政府，同时把自己行使惩罚的权力交给政府，这就是国家的起源和民主制度的形成。

　　正因为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所以当人民 的利益受损，人民有权收回交给政府的权力。这一个意思，到了法国的鲁索（J. J. Rousseau，1712-1778），其主张更为激烈，说人的自由权利一旦受到破坏，这个契约立即失效，人民有权更换政府。鲁索非常重视“主权在民” 的理念，他说，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属于主权者，任何法律都不能破坏人民的这个权利。

　　时至今日，民主、人权已经变成普遍价值，无人怀疑。但 若从上面的分析，人权只是近代民主理论的一个前设，其普遍性值得怀疑；与其说洛克的民主理论有普遍性，不如说他是身处十七世纪欧洲各国长期争霸、王权腐 败，英国国会与王室斗争的反思所致。换言之，这是有历史背景的；凡有历史因素介入的设计老实说都没有普遍性，何况人权只是个空想的概念？它背后应该是人的 自由、人存在的尊重，和人生命方向的探索。

　　民主只是个机制，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防止执政者权力滥用、防止暴政，是消极性的概念，并不保证社会可以向健康、圆满、幸福、和谐发展。这也就是说︰民主不是目的，它只能在消除社会某方面的不公有贡献。

　 　社会是需要公义的，但公义靠什么达成？靠人人都拥有平等的权利吗？如果没有公义的教育、提升人的质素的教育，只能互相计较，谁也不愿意吃亏。美国罗尔斯 （John Rawls, 1921-2002）写《公正论》，说权利应比善优先，这无异是霍布士以来的讲法，重视权利，不重视道德，西方有人把这称为“现代性”，还说，这种观念可 以追溯到十六世纪的马基雅维里（N. B. Machiavelli, 1649-1527），而表现为一种现代与古典的对立。

　　结果如何？结果善不再具有普遍性，原来人类把公义、道德、社会整体的幸福看作目的，现在崩塌下来，人人根据自己的权利去选择，造成韦伯（M. Weber, 1864-1920）所说的诸神的冲突，最后一体消亡。这也就是我常常说的平面思维，人人自说自话，多元文化变成交叠式的结构。此即罗尔斯所说的 overlapping consensus（重叠共识），无疑很宽容，不过失去了公认的价值，难怪现代人虚无。虚无正是现代文化的危机。

回到孔子的“德性世界”

　 　造成现代文化的危机当然不只是近代民主，近代民主其实是西方文化重知识、重理性的副产品。西方的古典价值，乃至西方宗教所建树起来的精神价值，都在她的 重知性、重理性的进路下一一瓦解了。今天的西方人，无疑是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知识体系和技术力量，为了满足人的贪婪，肯定人的原始欲望，于是慷慨的赠予人的 自然权利，使之合法化、合理化。

　　这个大方向已经走了五百年，还可以再走下去吗？现代人面对虚无，即使获得后现代所说的彻底的自由，扫荡 一切束缚，人便幸福了吗？这只要看看现代社会价值的混乱、人的迷惑、孤独、和封闭，便知道现代文化要回头。回到哪里？回到德性的世界，人与人之间能真正相 处、互相关爱、对未来永远有希望的世界，走出极端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的迷雾。我想：那就要重读孔子，重新建立人的上进之根。这不是现代性与古 典的对立，而是人类新里程的开始。

（作者是新加坡东亚人文研究所所长，香港东方人文学院院长）

[转载] 奥运会之后的中国国际新定位

郑永年（联合早报，2008-09-09）

　　有人指出，奥运会的巨大成功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一直奉行的韬光养晦时代的结束。即使中国主观上想继续韬光养晦也很难了，这不仅仅因为中国已 经是一个崛起了的国家，而且也是因为国际社会从今以后对中国有了不同的期待，那就是要求中国承担一个大国所应当承担的更大的国际责任。

　　邓小平开启的韬光养晦政策，注重中国内部各方面的发展，并且对外追求一种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内部发展服务。这一政策非常成功。人们今天所谈论的“中国崛起”就是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取得的。但是经过30年的发展，中国的内外环境已经发生巨变。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内部发展具有了很大的外部性，就是说中国内部向什么方向发展及其如何发展，都会影响到国际社会。实际上，近年来，西方国家所流传的所谓的“中国不确定性论”就是这种外在性的反映。

　 　第二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希望中国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不仅来自西方阵营，而且也来自发展中国家。这两大阵营对中国的要求不尽一致。西方国家要求中国在重大 的国际问题上如核扩散、缅甸、朝鲜和非洲达尔富尔问题上负起责任。但在西方的“中国责任”概念里，更重要的是包含着中国内部政治变化尤其是民主化的内容。

　 　对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责任一部分是希望中国承担原来由西方发达国家所承担的责任，例如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帮助他们的社会经济发展。但另一方 面，很多发展中国也希望中国能够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极端者希望中国能够“当头”来对抗西方，温和者则希望中国发展出和西方不同的国际关系模式。

中国在行为上应有所作为

　 　的确，奥运会的成功已经造就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大国概念，奥运会后对中国的更高的期待也不可避免。但这是否表明中国要放弃从前的韬光养晦政策呢？实际上， 即使在奥运会之前，中国国内这些年也有争论，提出是否要放弃邓小平的这一政策的问题。争论的发生表明已经有人提出要改变这个政策。这种争论不可避免，因为 任何政策必须随着变化了的现实作出调整或者改变。

　　不过，笔者认为，邓小平所提出的韬光养晦政策不仅在新时代继续有效，而且应当成为中国永恒的国际关系原则。人们应当所做的就是对这一概念作新的解读，赋予新的政策含义。邓小平的政策有两层，即“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

　　从前中国内部发展不够，没有能力来有所作为。现在有了能力，那么在行为层面也必须有所作为。上面提到了内部变化的外在性和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很显然，无论是应付内部发展的外部性还是承担国际责任，都需要通过“有所作为”来达成。

　　在内政方面必须有所作为。内部改革尽管是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但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时代，内部改革必然具有外部意义。内部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改革尽管也 是对国际社会的一种回应，但主要是为了回应国内的政治发展需要。（奥运会之后中国为什么需要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改革，当另文论述。）就是说，政治改革可 以同时回应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压力。

　　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不确定性的疑虑主要来自中国的政治变革的方向不明确。西方世界所谓的中国政治制度的“异类”性，尽管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味道，但的确可以对中国的外部事务构成巨大的压力。

　 　在西方，一些人不承认中国是个大国，另外一些人承认中国是个大国，但不接受。这和他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的认识有关。因此，不管人们是否喜欢，这种压力会 持续下去，并且也会变得更大。对中国来说，尽管政治改革并不是说政治制度的西方化，但必须说清楚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发展，为什么说中国的制度可以和西方的 制度和谐共存。

　　在履行更大国际责任方面呢？在邓小平那里，韬光养晦意味着“永不当头”。在邓小平提出这个概念时，中国并不具备“当头”的能力。但现在中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能力来这样做。

　　所以，今天提“韬光养晦”显得更具实际意义。不“当头”意味着不挑战西方，不和西方争霸权，不领头支持中国的国际力量来和西方抗衡，不欺负较中国弱小的国家。

　 　中国一直在提倡建立新国际秩序。那么这个国际新秩序应当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新秩序中，中国无论对西方还是对发展中国家都要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但在履 行责任的同时如何避免霸权行为呢？中国自己反对美国霸权，所有国家也不想看到一个霸权替代另外个霸权。再者，随着中国、印度、俄罗斯和巴西等所谓的“金砖 四国”的崛起，这个世界越来越具有多极性。那么，多极权力是否意味着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大国可以在自己所属的权力极里充当地区霸权呢？

　　类似的问题一直可以提问下去。很自然，韬光养晦的概念可以帮助中国反省自己的国际行为，从而避免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的“称霸”冲动。

国际需要有能力实现和谐的中国

　　现实世界当然不会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美好。国与国之间、不同权力极之间充满着冲突。面临这样的冲突，很多国家不得不在冲突双方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

　　在冷战期间，美苏对抗的时代，中国也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今天中国的崛起使得中国有能力拒绝作这样的选择。这次在格鲁吉亚和俄罗斯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上，中国就拒绝了做这样的选择。

　　中国作此选择并不是因为像一些人所说的两难境地，也不是因为中国对俄罗斯和西方各自的利益相关性的计算，而是中国因为崛起有了独立的行为能力。中国的行为既和中国所提倡的和谐世界目标一致，也表明中国已经具备一定的能力为实现这个目标作出一些贡献。

　　一个国家的国际定位往往和这个国家的各方面能力相关。奥运成功举行，中国向世界传达出了中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信息。但是从各方面看，没有任何理由说奥运会的成功正在促使中国放弃韬光养晦的政策。

　 　中国的确需要思考奥运会之后的国际定位问题，但对定位问题的思考的核心应当是如何在新时代继续韬光养晦的政策。这一政策应当是中国不称霸，实现和谐世界的基础。国际社会需要的是一个有能力实现和谐世界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有了能力就会去重复从前的霸权所走过的老路的中国。

（作者为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

[转载] 中国面临双重“跨栏”

陈冰（联合早报，2008-09-09）

　　北京奥运会上刘翔虽然尚未冲刺便退场，但中国正面临的 “跨栏”却是无路可退。奥运会的顺利举办，全世界向北京的聚集，是一次令人振奋的“快照”，也是中国人超越百年悲情、谋求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同 样需要冷静思考的是，登上新的发展台阶的中国正面临双重“跨栏”——自身体制的创新和世界对中国文化的接受。

　　从百多年前被动接受西方列 强的欺辱，到现在主动接迎全世界的来访，北京奥运会是中国人探索自身发展道路的结晶之一，更是过去30年改革开放结出的硕果之一。众多论者形象地比拟说， 奥运会的成功举办，意味着中国人看待西方的视角“从仰视变为平视”，民族自信心大幅提升。锻炼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达观心态，也许是北京奥运会给中 国人带来的最大实惠。

　　中国人一旦对世界特别是西方社会开始“平视”，那就能更客观而平实地横览全球，纵观历史，实事求是地正视现实问 题，处变不惊地筹划未来前程。有了新的视角和新的自信，人们更容易看到中国自身体制的局限和世界对中国的某种封闭。跨越了这两个坎，中国就会创造新的“世 界记录”。

从“俯视”到“平视”

　　北京奥运会实现了中国对强势的西方社会从“仰视”到“平视”的转变，人们也许会想到另一个问题：中国又该以怎样的方式完成政府对大众从“俯视”到“平视”的变革？这正是中国需要跨越的第一个“栏杆”。

　 　印度政治学家纳拉帕特（M.D.Nalapat）对东西文明的比较中得出结论：欧洲在过去几个世纪之所以在世界上获得强势地位，在于拥有一个比中印更为 公正的社会制度。欧洲是“水平社会”，把其他人看成是不同但平等的，政府只是代理大众管理国家事务的机构；中印则是“垂直社会”，持一种阶层的观点，把其 他人看成有高有低，政府凌驾于大众和社会之上。因此，“水平社会”向中印的传播，加上两大文明的生命力，将是这两国的潜力所在。

　　中国从 “垂直社会”到“水平社会”转型的努力，是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开始的，“三民主义”可谓中国走向民主化的第一个药方。但是，孙中山的继任者却背弃了这个理 想，加上日本的入侵，蒋介石政权成了“垂直社会”的强力维护者。于是，中共领导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人展开夺取政权的革命。中共虽在“水平社会”建设上多 有成就，比如实现了男女平等、民族平等、制衡强权、独立自主，但1976年前是一个贫穷、噤若寒蝉的“水平社会”，个人崇拜、领导终身制等是其显著特征。

　 　过去30年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推进“水平社会”最富成效的时期。邓小平的改革是一场“还权于民”的革命，把经济发展权、对外开放权、自由思考权、人 生选择权等交还给大众，民间便释放出强大的活力，把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推向中等收入国家的新台阶，“超英赶美”成为现实，民主、自由、法治、市场经济、 人权等从“资产阶级自由化”演变成“人类普世价值”，并且称为国家建设的目标。这些成就不仅为更为深刻的变革奠定了物质基础，也准备好了思想基础。

“还权于民”最为关键

　 　但是，中国的“垂直社会”结构却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政府“俯视”大众和社会的程度在强化。各级政府是“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心，掌握着各种发展资源， 在成功领导了国家经济复兴、融入世界的同时，也培厚了权力资本，演变成如今的“金字塔型”垂直社会，政府是中枢，周围形成或分布着利益集团、企业家、中产 阶级等“新阶层”，越与权力核心接近的人或机构越容易在利益分配中优先得到好处。当官掌权的含金量提高后，政府的公共服务和利益协调的职能有所退化，信誉 下降。贫富差距拉大、分配不公、经济结构失衡、环境破坏严重、腐败现象有增无减、民间群体事件增生等，都与这种体制有关，成为持续发展的障碍。

　　 进入新世纪，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已提出一系列治国新思想，从“以人为本”到“建立和谐社会”，从“科学发展观”到经济发展“又好又快”等， 力图把执政目标从“经济增长是唯一”，扭转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发展上，推动各级政府官员对普罗大众“平视”，甚至“仰视”。

　 　在政策层面，中央政府决定免征农业税、停止征收个体经商税、全面落实义务教育、扩大医疗、教育和退休金的投资等，是“还利于民”的具体表现。在体制改革 上，扩大差额选举、公推公选、建设服务型政府等开始尝试，地方政府在“深化改革”上准备作为。汪洋今年初在广东省掀起新一轮思想解放潮后，张春贤近日在湖 南进一步阐释新一轮思想解放是在继续“还利于民”的同时，更偏重于“还权于民”。

　　如何进一步“还权于民”，是中国政府实现社会长期稳 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还权于民”是政治民主化的另一种表达，不仅意味着政府角色的变化，更意味着政府过分集中和强大的权力被分散，让社会和公民强大起 来，实现向“水平社会”的彻底转型。那么政府该还哪些权呢？资源配置权、公民参政权、舆论监督权、自由思考权、政府官员挑选权等应当包含其中。

　 　实现“还权于民”并不意味着改变共产党的领导，西方的多党制只是民主政治的一种范式，不能把民主制度和西方体制划等号。不过，中国需要以“邓小平的胆识 ”去探索和推进民主体制的创建，政府要忍痛割爱权力，抓住百年难遇的良机向“水平社会”快速转型，降低社会的官僚化色彩。实现了“还权于民”、“还政于民 ”，中共不仅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且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两岸统一有了坚实基础，国际环境更为有利。

突破“向中国开放”的障碍

　 　如果说创新政治体制是内政上需要跨越的“栏杆”，那么如何突破“世界向中国开放”的障碍则是外交上需要跨越的“栏杆”。现在中国的对外开放可以用“全方 位”来形容，但世界对中国的开放却是有限度的。不仅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障碍，就连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进出口贸易、文化扩展等方面设限。这是比较正常 的，因为一些人对中国的富强“不舒服”，总需要奇谈怪论和荒诞行径来表达，但中国需要理性地突破。

　　中国需要警觉的是，一些国家正利用体 制漏洞、法律漏洞来用中国人的手制约“中国创造”走出去，在科技交流、产品出口、环境保护、能源进口等方面设下陷阱，让中国企业吃哑巴亏，从而保护本国的 利益。更需要关切的是，中国价值观或者说软实力在开始影响世界时，将会遭遇西方国家微妙的抵御甚至污蔑，因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能取得经济奇迹，并且在民主 化道路上闯出新景，将是对欧美文化世界主流地位的挑战，或者说是推动世界走向和谐的新主流。

　　我们知道，强国地位从来是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和政治、文化、国民心态等“软实力”共同支撑的，世界对中国软实力所设置的障碍，相对进出口贸易、知识产权纠纷等，将会更加隐蔽和微妙，需要中国人精心鉴别、智慧应对。

（作者系中国资深媒体人）

[转载自台大批批踢政黑版]

作者: yelilidg (虎虎生威) 看板: HatePolitics
標題: [台肯] 大陸版中國歷史問題答案公布
時間: Wed Sep 10 17:27:37 2008


1.為什麼洪秀全領導的革命沒有成功？
教科書答案：
個人答案：
為什麼洪秀全會失敗？因為第一他不叫革命，他純粹是想做皇帝。第二個也
就是最重要一個就是，這家伙還沒做上全國的皇帝，就急不可耐地表現出他
比滿清皇帝還SB（這方面有興趣可找到山一樣多的資料），所以他當然最後
是當不成皇帝的。

2.為什麼國父領導的資產階級政黨沒有最終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
孫中山為什麼失敗？不是因為什麼"沒有發動大批群眾"等等，而是因為他根
本發起不了群眾。樑啟超說得對，最根本的原因實當時"民智未開"。孫中山
強行實行民主共和，國民對權利一無所知，不知如何用同時也不止如何爭取
，最終變成軍閥割據。但最起碼他推翻了皇帝，以後也再也沒有成功的登機
者，這是辛亥 革命怑垠n的歷史貢獻！蔣介石接手中國之後，經過新頜濟政
策，其實形勢開始好轉。中國的30年代，從經濟上已經開始漸入佳境，東北
地區的生活質量甚至比日 本大多數地方要好，政治上的自由程度，從魯迅等
在當時的情況可見一二（起碼比毛時代要好，看看跳湖的老舍之類可知）。
後來因為挑起內戰和日軍侵華，中國走 向現代化熄i程嘎然而止。

3.為什麼只有中國共產黨可以領導中國革命走向最終勝利？
毛澤東懂得處理農民關系。這就是他成功的原因。
對比一下，洪秀全自始至終都沒有給農民分土地，都是靠著一群打家劫舍般
的強盜組成的軍隊來作戰。而蔣介石一群文化官員，對農村問題一竅不通，
制定的農村政策的失敗導致其最終失去了統治。
至于毛澤東，你看他軍隊裡面有多少所謂的"無產階級"？幾乎全是農民！十
大元帥裡面也多O農民出身。毛澤東一點做得很好--分土地，就憑這，全國
人民才跟著他打仗。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主義都是瞎扯，肚子是最實際的！

所以有外國專家一語就道破其中奧妙--誰掌握了中國的農民，誰就掌握了中
國。

4.為什麼只有社會主義才可以救中國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前夕，共產黨即將奪取全國的政權，對于將建立一
個什麼樣的新中國，共產黨內也有各種想法。
1.封建主義是被清政府証明了腐敗無能的C是革命黨剛剛推翻的社會制度，
肯定是不行的。
2.中國由于連年的征戰，大家都一窮二白，就連民族資產階級也弱小得可憐
。如果實行資掩主義，自由競爭，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根本不是買辦資產階
級的對手， 更不可能直接與國際上的壟斷國際財團自由競爭。競爭的結果只
能是"大魚吃小魚"似的，被壟斷資本吃掉。所以，資本主義也是不現實的。
（蔣介石逃到台灣去以 後，因為有美國的經濟支持和援助，又有從大陸陞h
的財富作基礎，人口又少，所浶才得以實行資本主義，如果沒有這些條件，
他也同樣自由競爭不過各種各樣的國 際壟斷財團。）
3.如果走社會主義，有蘇聯以及整個社會淗義陣營的例子，但是，蘇聯是從
資本主義奪取政權，從資本家手中剝奪了生產資料。而我國當時卻是半封建
半殖民地國家，越過資本主義，祧接跨入社會主義是否可行，史無前例。
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出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出了
一個社會主義陣營（12該國家），這在當時，象征著"社會主義的生命力"，
也昭示著"帝國主義是垂死的資本主義"。所以，共產黨認為：只有走社會主
義的道路，才懾救中國。
4.但，把馬列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最終決定:先走新民主主義的道
路，再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道路。

5.請列舉新中國成立前期，壓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

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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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信站: 批踢踢實業坊(ptt.cc)
◆ From: 116.4.177.153
推 HellBlazer:您真有閒心，在這個地方發表這些東東？哈。             09/10 17:32
推 shitboy:也算是提供不一樣的思維啦                                09/10 17:34

[转载] 台湾的民主化对香港影响有限

邵宗海（台北）（联合早报，2008-09-08）

　　香港立法局议员选举昨天举行，这次立法议员选举是历来竞争最激烈的一次。长久以来，台湾很多政治评论家认为：香港争取民主与踊跃参与选举，应该是受到台湾政治民主化的重大影响。不过作者看法有点保留。

　　应该说，台湾的民主过程发展对香港虽有启示，但不会形成关键性的影响，这可从2008年台湾“入联公投”的案例予以说明。

　　长期观察两岸关系的香港媒体工作者邱立本（《亚洲周刊》总编）就说过：香港和台北不同，它不会因为赢得了自由民主，就让“中国”从指间溜走，也不会让“香港”与“中国”成为对立面。

　　香港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政治上自然谈不上什么民主制度，但香港所以能够成为灿烂的“东方明珠”，却是靠着殖民地政府所给予充分的自由化。基本上来说，“自由”与“民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香港回归后，这是邓小平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第一个示范区。在“中国人”的认同上，香港居民对“一国”应无太大的疑义。但问题在于，香港居民最关切的则是“两制”的承诺，这毕竟是原来生活方式的维系，稍一改变便容易触动了居民敏感的神经。

　　面对香港居民的群众运动，北京当然是审慎以对，而香港对台湾来说，尤其是实施“一国两制”的示范，若是“一国两制”失败，则将同时在国际上与台湾同胞心目中失去信心。因此，此刻北京对香港不得不谨慎以对，甚至必须要有所让步。

两地社会环境大不相同

　　陈水扁曾说，公投在台湾的经验，不论是好是坏，都可以提供全球民主社群作为借镜和参考。他也强调，台湾公投如果没有过关，等于变相剥夺了人民透过公投决定国家前途的权利，就好像香港的鸟笼民主等于没有民主，台湾的鸟笼公投也等于好像没有公投。

　 　香港的媒体似乎没有随着陈水扁的节拍起舞。如果说媒体是可反映当地民意的话，那么香港民众对台湾的“公投”是有关注，但没有认同。从香港报章对“入联公 投”的报道与看法来看，香港不同立场的报纸，在选前几天的报道上，是侧重对公投的反对，以及对台海紧张情势升高的忧虑。可是到了选举当日，报道则是一面倒 评估马英九当选的可能性，却没有太多着墨在公投过关可能性的分析。

　　至于选后，报道则对“公投”的不能过关，都认为是台独的失败。

　　这里可以看得出来香港媒体是将公投与台独划上等号，当反公投就是反台独时，某种程度上是反映了香港民众的立场。

　 　除了民众与媒体之外，香港官员对于公投议题更是避之就远。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曾表示：推动“公投”，不但会严重损害当前社会出现的和谐气氛及影响中央与香 港特区的良好关系，而且也无助香港民主的健康发展。特区政府绝不会就政制发展考虑任何背离基本法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的做法。

　　其实，从上所叙述可以得知，“台湾公投”在短时间内会对香港产生实质的影响委确有限，就算香港人所关心的“普选”问题，由于北京己经定调在2017年实施，台湾公投的推动与进行，也不会让香港居民产生仿効的効应。

　　至此，大致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香港社会有它不同于台湾的环境，因此香港的政治民主发展的过程，不会全盘拷贝台湾民主的模式。

（作者是中国文化大学大陆所教授兼所长）

【转载】奥运的文化脸谱与素描笔记

奥运，由主办国家作东，如同一个各方参与的文化博览会。但奥运不愧是奥运，所有叫得出名号或听都没听过的国家领袖，几乎都到齐了。如其圣火的巍巍矗立于最高点，奥运成为这个地球上极少数的「国家级」参与的盛宴。

每每都要倡言「体育与政治分离」，但怎么可能不从政治层面去看待解读或至少偷瞄两眼这场奥运？

想想，「和平」与「竞技」，这两者的形式是多么的冲突。但古希腊文化却是那么的精妙，能在运动竞赛的内涵中将其融合为一，并将荣耀献给兼具「智慧、胜利与和平」的「雅典娜女神」。

可惜全球新兴的心灵学说或宗教派别里，没有专门为「雅典娜」扛大旗的！而我在99年底到希腊雅典玩耍时，曾经买了一尊雅典娜的女神像，如今还被我珍藏着，与观音菩萨、圣母玛丽亚，以及岜里岛/印度教当地的智慧女神Saraswati一起供奉着呢！

但在北京奥运开幕的同一时间，国际媒体的Breaking News，几乎都在报导「Russia军队坦克进入Georgia共和国」的消息，掠去了不少北京奥运的版面及风采。普京也当场跑掉了，回去巡视军事备战时发表声明，表达「入侵的必要」。

只能说，在这个全球充满奥运气氛的季节里，这个世间却总是那么有意思的去告诉世人：「和平」是如此绝美的想望。

即使在北京奥运穷尽一切努力，在声光表演，甚至控制兴云布雨的天气上做到了惊人的极致；但在地球上某一个窜动的战争意念，仍然可以轻易的，击碎这个国际体育圣坛的和平氛围。

奥运的精神若诉诸一张脸谱，「和平」，想必是文化命脉之所系。一直以来，能够真正摧毁人类文化的，从历史来看，不是天灾而是人祸，尤其是人类的「战争」型态。

掠夺大量生命的结果，让文化从此内陷，成为吞噬一切的倒退黑洞。包括中国在内，若不是曾经在各地发生类似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好比亚洲像是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等地区，文明进步到此刻是不必那么苦苦追赶的。

对于中国而言，北京奥运的重要性，不只是一个「经济进步」的向外宣示，而更是一个「文化复苏」的关键疗程。这次在奥运表演中展现的「和」字，共皆赞叹。和平的意义，在于开放与共处。这才能让文化重新多元滋长，并且逐步扫除遗留的禁忌与伤痕、误解与猜忌。

不得不承认，胡锦涛为首的这一批中国领导人，除了政治，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是让人感受得到其意志用心与政策汇集的企图。坦白说，这也是这一批中国领导人，让人折服之处。要知道，特别是在这么动荡复杂、牵一发动全身的国际情势中，以及在那么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中国，能够展现出「多人『集体』领导」的实质功能，而非「一个人『集权』领导」的常态结果，无论从政治斗争或人性私欲的峥嵘角度，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北京奥运，让中国内部权力结构的政治与文化，做了一段非常深邃的圆桌对话。
而对外，中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实力一旦进入了国际的平台与目光中，同样只有「文化」，能够代为清楚发声。

为了北京奥运，整个中国多头并进，建设了这整整四年。尤其北京的城市面貌大翻新，连这几年久居北京的我每次出境入境，怎的连国家门户的北京机场都变了样啰！
如今因为奥运名义，大批游客或参与者来到北京，真正接触着中国的此刻现况。

另一方面，无数的中国人民，也在这样的场合，感受着一场多元文化「出没周遭」的对比与洗礼。

这是一个绝无仅有、难以想像的北京脸谱！

甚至许多备受争议的政策管制，最近也被理直气壮的搁置：例如，媒体记者采访的尺度空前自由；而像是全球的报刊杂志，在这几周内也能开放销售。 至于互联网更具指标作用，除了最忌讳的「法＊功」与「台＊」等底线，其余也都洞开不管制。

北京，若是一位久经暗夜沧桑、曾经辗转自闭，如今正转换神情、迎向日出的女郎，那么这场奥运，应该是女郎脸上所吹拂着的那阵曙光中微凉的海风吧！ （喔，我想起邓丽君的歌声「海韵」里的女郎...）

一个曾经充满禁忌、封闭与张望的国家，此刻打开了文化的风口，让国际长风大量的吹进吹出。

这是一个国家，真正开始自信的表情。

而那些飞散尽出的「文化孢子」有的由外进来了，也更多随风冲向天际，必然会落在国内外某一些特殊族群人们的心中，成为往后独特的文化滋生。而在我的文化素描笔记本中，我对三个族群特别感兴趣。

首先，参与奥运活动历来的「国际志愿者」，应该是最特殊的一群人。有老有少，年轻人居多，全世界红黄白黑的肤色都有，是观众与选手之外，整个奥运举办当中最关键的族群。

由于被尽可能的安排在北京、青岛等竞赛城市的接待家庭中，这批国际志愿者着实进入了「小康家境」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中国文化的气息，因此更是廿四小时的呼吸着。除了到奥运场地服务的其他时间，这批国际志愿者与接待家庭共同生活、出游、包饺子、拉胡琴什么都来。

我不禁心想：这批在中国文化深深的覆盖下所薰染的这批外国人，从今以后的人生视野，将如何与中国文化的记忆息息相关呢？

会如同澳洲总理陆克文那般，干脆在致词时不只是用流利的中文，连狡黠的眼神都恢复成多年前在北京的模样儿吗？

然后，是在北京交通运输路线出没的人们，也应该是很奇妙的一群。奥运前的这半年多来，街头的公车站牌前，难以想像，大家竟然开始排队了！一方面，是有背着斜带的指挥员在吹着哨，另方面，好面子的中国人总也得开始顾全大局。「排队」状态是一个公认的城市文明指标，大伙装嘛也要装个礼貌文明一点。

地铁开通了更多条路线，也略微疏散了原有集中的人潮。 或者至少也要礼让一下来访的「外国人」，可别一不小心将人家挤下月台吧！

出租车更是干净整齐太多了，以往三天不洗澡、且满脸余思的北方汉子，早就会被吊照且如今根本不存在了。前后座的白色清洁坐套是基本必须，更牛的是，还真有出租车师傅这几年狠狠的学他了个「伟尔康，好阿油？」的「北京腔英文」呢！

这段期间，以「中国文明形象」为「人生重要己任」的北京人，可不在少数。一切都是为了奥运！

文明的推动，以往在这个地广人多的国土是多么的困难哪！但如今因为奥运，中国人向来习惯「争口气给外人看」的心态，是否恰好成为千载难逢的文明进化契机？

会不会等待奥运结束，大家也仍然习惯着继续排队、继续礼让、继续干净着，继续能以北京腔卷舌英文向外国人搭讪呢？

最后，也要回头看看台湾。

一项对于「中国」形象模糊，文化动机上没有啥可「靠近或远离」差别的台湾年轻族群，同样是北京奥运长风的吹拂下，甚为有趣的一群。

网路上的你言我语，绝大多数都是对于奥运所产生的一种共同的荣耀感或共鸣心态。这或许是生物地理学的本能吧！台湾人→中国人→亚洲人→白人或黑人，一种相对接近的共鸣。

坦白说，北京举办奥运，基于其地域及文化本质的接近，同时将政治意识「搁置，或进一步揉化」在体育及文化的层面。这比任何统战的策略招数，都更有效。

不妨看看连、吴、宋三对夫妻，不只在贵宾席上挥手，欢喜的神情也被放大在「鸟巢」的现场大屏幕上。

高金素梅率领着台湾原住民的舞姿，直接进入奥运开幕表演的段落。这种给予台湾弱势族群「世界级」的舞台待遇，还有什么比这个机会更具诚意的宣示着「照顾台湾民众」。

特别是「中华台北」的队伍与队旗出场，当下成为「鸟巢」全场中仅次于中国代表团，欢呼声最大的队伍。

以上这些，不是我的叙述，而都是在网路上的年轻族群的论坛中，被津津乐道的帖子。

电视圈有个说法，「永远不要想去挑战人气正旺的对象，会内伤的！」网路上，几乎没有太多年轻人去同情，那些专程到北京「要秀国旗、喊台湾加油」，结果被遣返的「颇有想法」的绿营支持者；包括曾经一度是弱势族群代表的「卡神」杨蕙如。认为他们作秀过了头，「杨蕙如平时哪会拿国旗啊？」有人直接这么说。

奥运，进一步摆平了更多「两岸」之中，更深沉的文化观望与意识猜忌了吗？

特别是原本文化属性可能更认同欧美化、更习惯日韩化的台湾年轻人，这些年在平时已经长期听着周杰伦的中国风词曲之余，这次更进一步震撼于奥运开幕声光效果的宏伟，以及奥运赛事精彩的转播。他们会从「台湾人」，逐渐也认可、习惯或接受所谓的「中华民族」观念吗？

在奥运的开幕表演之后，接下来，人们将好好注意各种精彩赛事究竟奖落谁家，以及谁又破了世界纪录了。但若仔细去欣赏，这次奥运五环旗帜下在各个角落的「文化脸谱」，也颇有一些足以信手驻足，素描两笔的动人场景。

或许在媒体转播报导的层面不过是「新闻花絮」吧！但就一整个奥运的文化本质与扩散效益来说，透过奥运进行文化能量的「交流、扩散与进化」，这才是真正奥运的贡献与意义所系。

在一场博览的盛宴中众皆惊叹，但真正席卷人们心头的，始终是那些看不见的文化「孢子」。文化，终究要落实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并且成为一种由之滋生的概念或价值，才完成了它应有的传承与递嬗。这也是中国耗资了天文数字的举办预算，最后所期盼完成的目标才是。

（转载自王尚智的雙城心事）

【转载】如何奥出新中国

2008/08/04 11:10:37

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前日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吸引数百记者到场采访，会场上火花四溅，据称一向温文尔雅的罗格几乎拍案而起，引人侧目。不过，中外媒体的报导却呈现出各取所需、壁垒分明现象，倒也有趣。

此前，西方媒体在报导京奥时，多聚焦于北京管制互联网、空气污染及人权等等问题。罗格记者会上，媒体对此依然穷追猛打。 BBC、美国之音等的报导也几乎集中这几点。而中国媒体对上述问题则只字未提，异口同声地引述罗格赞扬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可以用「十分出色」来评价，他 相信本届奥运会将是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反之，西方媒体则「忽略」了罗格对北京的美言。

对一些西方媒体戴着「有色眼镜」挑剔甚至批评京奥，北京早有领教并有所准备。上周末，国家主席胡锦涛罕有地接受25家外国媒体的集体采访，对外国记者来华采访表示欢迎，同时强调，「希望外国记者遵守中国法律，客观公正地报导中国，增进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相互沟通和理解」。

西方媒体的京奥报导是否客观公正，或刻意「鸡蛋里面挑骨头」、对中国抱有偏见，见仁见智。不过，北京应该承认，西方媒体的一些批评，还是基于事实 的报导。例如，尽管北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治理污染，但空气质量仍未克尽人意；又如北京对部分「敏感」的网站予以「封杀」，与资讯自由流通的现代理念也相 悖。

北京为了这场奥运盛会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不仅斥巨资兴建场馆，改善北京基础设施与环境，同时，也尽量履行申奥时承诺，在允许奥运期间有条件示威等 问题上什至令外界感到惊诧。然而，在如何与国际接轨的问题上，北京值得挑剔与改进之处也还有不少。北京曾期望，借着举办奥运会展示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成 果。今日中国，正崛起成为世界经济、政治与军事大国，这一趋势不可阻挡。月前閙得沸沸扬扬的抵制京奥归于沉寂，实际上也是中国实力的一种体现。但中国如何 真正赢得世界的尊重？面对外界的挑剔甚至批评，即使是偏见甚至无理取闹，北京亦大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借此查找不足，并作为今后现代化建设所要改善之 处。如此奥出一个新中国，这也是各界的期盼吧。

(2008/08/04) (时事评论｜两岸) ~ 转载自頭頭是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