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智新，《联合早报》，19-11-2009）
上任不足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到中国访问。全球密切关注奥巴马访华行程的同时，一个重要疑问油然而生：今天的中美关系该如何界定？
美国说法很流行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整体内涵，中美两国各自都有表述，而以美方的表述较为知名。在小布什当政时期，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说法被中美双方广为接受，其主要意蕴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因此而获益，中国有责任帮助维系这个体系，当然应以“利益攸关方”的身份。
从今年7月份起，奥巴马当局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坎贝尔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战略性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也有翻译为“战略再保障”或“战略保证”的），其官方解释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登场，但中国也必须保证，它的发展不会威胁美国及美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不少国内媒体纷纷对此概念进行分析评论，如近日有论者指出其包含了“战略安抚”、“战略互信”以及“战略合作”等三重内涵，俨然有取代佐利克说法之势。
对于中美关系框架与内涵定位，中国其实也曾经有过说法，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等，遗憾的是这些说法并未成为中美两国长期而稳固的共识。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内涵定位，迄今一直是美国一边倒式占据话语制高点，中国的界定却往往声音微弱甚至被淹没，原因何在？分析起来，首要的原因当然在于美国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的独特优势，特别是英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美国政界、学界和智库机构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的地位等，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声音过于单一、研究相对滞后，也使美国官方和智库对中美关系的论断往往比中国更有影响力，中国学界和智囊机构则有意无意地成为美方结论的传声筒。
“和合”关系更恰当
其实，透过奥巴马此次访华前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论述，以及胡奥会上各自表露出的双方战略关切，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与内涵定位，完全可以用一个极富中国传统意蕴的哲学词语来界定：“和合”。中美关系之“和”，是“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中美关系之“合”，则是“竞争合作”、“沟通融合”。“和合关系”的哲学实质，是通过公平、良性、适度的竞争、博弈，以及沟通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等，达到两国关系平衡、和谐、合作的理想境界。
尽管奥巴马一再重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也乐见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但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的竞争、博弈却是无法否认更难以改变的事实。这种竞争和博弈，在“低政治领域”是经贸问题、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高政治领域”则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同所谓“问题国家”关系问题，乃至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等核心领域。
由于各自国情差异，两国的战略关切也必然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当前的核心利益集中于台湾问题、美国国债安全问题、西藏问题等，美国的核心利益则集中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问题、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但是，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完全相符的是，中美无论是在上述竞争、博弈领域，抑或是战略关切的差异和错位方面，又无一不是需要双方加强“沟通融合”， 并且“在竞争中合作”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成长和崛起早已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对中国和平发展决心、信心逐渐有着足够理解和体会的美国，只能主动、自觉地接纳、承认并鼓励其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同时，对中国而言，尽管民族复兴、国家繁荣业已有了良好开端。
但同样必须直面并坚信的事实则是，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有所衰落，单独或者和盟友一起应对全球事务日渐深感力不从心，但它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诸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之类的地区安全和整合问题，还是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都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作用，不仅取而代之不现实，只有对抗、竞争没有融合、合作更是不明智的。这两个中美不得不直面的严峻现实，乃是两国“和合”关系的最重要背景和 前提。
相克相生、不离不弃，正是今天中美两个大国深层关系的真实写照，非盟友间的“和合”关系，则是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战略框架与整体内涵的最恰当概括。推动中美“和合”关系继续前行，则是两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星期四, 十一月 19, 2009
星期日, 十一月 15, 2009
【转载】时代周刊：欧巴马应向中国学5件事
【联合晚报╱编译朱小明/综合报导】
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年轻总统欧巴马将在今天访问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但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有如活力充沛的年轻人，美国反而像欲振乏力的老人家。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亚洲版特别举出欧巴马可以向中国借镜的五项成功之道：
1. 勇往直前，目标远大：
中国充满「向前冲」的动力，到处在施工，包括1万6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而美国则充斥「别在我家后院」的心态。美国近十年来基础建设投资大减，欧巴马的787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中仅144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而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认为未来五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额要1.6兆美元才够。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4兆(5850亿美元)刺激方案则将在未来两年把半数经费投入基础建设，而且已快速注入实体经济，另外中国不论在晶片、汽车等行业都力图名列世界前茅。
2. 重视教育，向下扎根：
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大力投资教育，识字比率已达90%，比美国的86%还要高。最近并全力推动科学、数学、英语教育，要求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需有相关学位，美国八年级数学老师有数学学位的不到一半。而且中国学生学生作功课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甚至小学生周末也去补习数学。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许不如美国多，但未来中国不仅提供廉价劳工，也能提供「聪明劳工」。
3. 重视孝道，照顾老人：
中美社会对照顾老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美国的老人住老人安养院是理所当然，传统中国观念则认为把父母送入老人院是耻辱，照顾老人的成本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美国老年人数目将由2007年的3860万人增至2030 年的7150万人，老人院的数目将严重不足，也许可取法中国的道德观。
4. 赚多花少，储蓄习惯：
欧巴马在北京的一大任务是呼吁中国人增加消费，但相对的，美国人则需要改掉寅吃卯粮的恶习，多多储蓄。金融海啸后，美国家庭储蓄率由4%增至6%，但距离中国家庭的20%还得加把劲。美国有1.4兆美元的预算赤字，中国则有2.1兆美元外汇存底。 。
5. 高瞻远瞩，造福后代：
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努力都并非着眼于目前，而是为长远之计。中国人刻苦耐劳，是因为可以带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生活。目前深陷26年最严重衰退的美国人，对这种观念更需要反省。
【2009/11/15 联合晚报】
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年轻总统欧巴马将在今天访问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但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有如活力充沛的年轻人，美国反而像欲振乏力的老人家。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亚洲版特别举出欧巴马可以向中国借镜的五项成功之道：
1. 勇往直前，目标远大：
中国充满「向前冲」的动力，到处在施工，包括1万6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而美国则充斥「别在我家后院」的心态。美国近十年来基础建设投资大减，欧巴马的787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中仅144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而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认为未来五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额要1.6兆美元才够。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4兆(5850亿美元)刺激方案则将在未来两年把半数经费投入基础建设，而且已快速注入实体经济，另外中国不论在晶片、汽车等行业都力图名列世界前茅。
2. 重视教育，向下扎根：
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大力投资教育，识字比率已达90%，比美国的86%还要高。最近并全力推动科学、数学、英语教育，要求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需有相关学位，美国八年级数学老师有数学学位的不到一半。而且中国学生学生作功课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甚至小学生周末也去补习数学。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许不如美国多，但未来中国不仅提供廉价劳工，也能提供「聪明劳工」。
3. 重视孝道，照顾老人：
中美社会对照顾老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美国的老人住老人安养院是理所当然，传统中国观念则认为把父母送入老人院是耻辱，照顾老人的成本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美国老年人数目将由2007年的3860万人增至2030 年的7150万人，老人院的数目将严重不足，也许可取法中国的道德观。
4. 赚多花少，储蓄习惯：
欧巴马在北京的一大任务是呼吁中国人增加消费，但相对的，美国人则需要改掉寅吃卯粮的恶习，多多储蓄。金融海啸后，美国家庭储蓄率由4%增至6%，但距离中国家庭的20%还得加把劲。美国有1.4兆美元的预算赤字，中国则有2.1兆美元外汇存底。 。
5. 高瞻远瞩，造福后代：
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努力都并非着眼于目前，而是为长远之计。中国人刻苦耐劳，是因为可以带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生活。目前深陷26年最严重衰退的美国人，对这种观念更需要反省。
【2009/11/15 联合晚报】
星期五, 十月 02, 2009
【转载】毛泽东邓小平 领导中国新方向
（《我报》，02/10/2009）
昨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这里让我们回顾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们的一些经典语录。
毛泽东 领导走向新中国
邓小平 领导走向改革开放
昨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这里让我们回顾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们的一些经典语录。
毛泽东 领导走向新中国
-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 “优势而无准备， 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
邓小平 领导走向改革开放
-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星期二, 九月 29, 2009
【转载】中国下一个甲子需要怎样的思想解放
（郑永年，《联合早报》，29/09/2009）
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今年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可谓共和国的甲子年。同时，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从去年纪念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到国庆应当为纪念的高峰。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有忧患意识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皇帝也不少见。再说，即使皇帝有忧患感，这种忧患感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整个政治制度。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也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得利益的阻力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门。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例如经济国家主义、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右”的教条（例如市场万能、民主自由和多党制）。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今年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可谓共和国的甲子年。同时，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从去年纪念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到国庆应当为纪念的高峰。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有忧患意识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皇帝也不少见。再说，即使皇帝有忧患感，这种忧患感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整个政治制度。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也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得利益的阻力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门。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例如经济国家主义、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右”的教条（例如市场万能、民主自由和多党制）。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
星期一, 九月 28, 2009
【转载】The New Sputnik 中国悄悄迈向绿能大国
(By THOMAS L. FRIEDMAN, Published: September 26, 2009,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Most people would assume that 20 years from now when historians look back at 2008-09, they wi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is period was the Great Recession. I’d hold off on that. If we can continue stumbling out of this economic crisis, I believe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e last 18 months was that Red China decided to become Green China.
Yes, China’s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green —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oo many of their people can’t breathe, can’t swim, can’t fish, can’t farm and can’t drink thanks to pollution from its coal- and oil-based manufacturing growth engine. And, therefore, unless China powers its development with cleaner energy systems, and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es without smokestacks, China will die of its own development.
What do we know about necessity? I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when China decides it has to go green out of necessity, watch out. You will not just be buying your toys from China. You will buy your next electric car, solar panels, batteries and energy-efficiency software from China.
I believe this Chinese decision to go green is the 21st-century equivalent of the Soviet Union’s 1957 launch of Sputnik — the world’s first Earth-orbiting satellite. That launch stunned us, convinced President Eisenhower that the U.S. was falling behind in missile technology and spurred America to make massiv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etworking — one eventual byproduct of which was the Internet.
Well, folks. Sputnik just went up again: China’s going clean-tech. The view of China in the U.S. Congress —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ry to leapfrog us by out-polluting us — is out of date. It’s going to try to out-green us. Right now, China is focused on low-cost manufacturing of solar, wind and batteries and building the world’s biggest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It still badly lags U.S. innovation. But research will follow the market. America’s premier solar equipment maker, Applied Materials, is about to open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ly funded solar research facility — in Xian, China.
“If they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and we invest in 20th-century technologies, they’ll win,” says David Sandalow,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If we both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challenging each other, we all win.”
Unfortunately, we’re still not racing. It’s like Sputnik went up and we think it’s just a shooting star. Instead of a strategic response, too many of our politician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own dumb-as-we-wanna-be bubble, where we’re always No. 1, and whe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aving sold its soul to the old coal and oil industries, uses its influence to prevent Congress from pass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spur renewables. Hat’s off to the courageous chairman of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eter Darbee, who last week announced that his huge California power company was quitting the chamber because of i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All shareholders in America should ask their C.E.O.’s why they still belong to the chamber.
China’s leaders, mostly engineers, wasted little time debating global warming. They know the Tibetan glaciers that feed their major rivers are melting.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even if climate change were a hoax, the demand for clean, renewable power is going to soar as we add an estimated 2.5 billion people to the planet by 2050, many of whom will want to live high-energy lifestyles. In that world, E.T. — or energy technology — will be as big as I.T., and China intends to be a big E.T. player.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S. has led the world in new wind generation,” said the ecologist Lester Brown, author of “Plan B 4.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China will bypass us on new wind generation so fast we won’t even see it go by.”
I met this week with Shi Zhengrong, the founder of Suntech,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panels. Shi recalled how, shortly after he started his company in Wuxi, nearby Lake Tai, China’s third-largest freshwater lake, choked to death from pollution.
“After this disaster,” explained Shi,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uxi city came to me and said, ‘I want to support you to grow this solar business into a $15 billion industry, so then we can shut down as many polluting and energy consuming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as soon as possible.’ He is one of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leaders, very innovative and very revolutionary, on this issue. Something has changed. China realized it has no capacity to absorb all this waste. We have to grow without pollution.”
Of cours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cheap, dirty coal, to arrest over-eager environmentalists and to strip African forests for wood and minerals. Have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have no doubt either that, without declaring it, China is embarking on a new, parallel path of clean power deployment and innovation. It is the Sputnik of our day. We ignore it at our peril.
多数的人想必认为，历史学家20年后回顾时，会把这波大衰退列为2008至2009年之间的头条大事。我不赞成。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勉强摆脱这波经济危机，未来的史学家可能论定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头号大事是红色中国决定成为绿色中国。
是的。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提倡绿能。这是迫于现实需要下的决策，因为太多中国人无法呼吸、游泳、垂钓、耕作，甚至无法喝水。这是因为以煤炭及石油为基础的制造成长引擎产生严重污染所致。除非以更洁净的能源系统驱动成长，并扶植更多无烟囱的知识密集产业，中国终将死于自己的成长。
当中国认为它迫于现实需要必须注重绿能时，请注意。不只是你购买的玩具来自中国，往后你买的新世代电动车、太阳能板、电池及节能软体也全会来自中国。
我认为，中国这项决定堪与苏联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枚卫星「史波尼克号」的盛事相提并论。苏联的创举震惊全球，艾森豪总统据此认为美国的飞弹科技已落后于苏联。从此以后，美国对科学、教育、基础建设及网路建构投下巨资，网际网路是其最终的附带产品之一。
各位，史波尼克已再度升空：这次是中国要发展洁净科技。美国国会至今仍认为，中国将试图以制造更多污染的方式超越我们。这种看法已不合时宜，中国现在正设法以绿色科技超越我们。中国正致力于以低成本制造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设施及电池，并为这些产品开辟举世最大的市场。
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有点像史波尼克升空后，我们认为它只是流星。我们的政治人物多半不思急起直追，而且仍然囿于美国永远第一的幻想。
工程背景居多的中国领导人并未以太多时间讨论全球暖化课题。他们知道，数条中国大河源头的西藏冰川已开始融化。他们同样明白，即使气候变迁的说法不实，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势必有增无减，因为估计至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人，其中许多人将渴望能够拥有高能源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世界中，能源科技的规模将与资讯科技相当。中国有意成为主要的能源科技大国。
生态学家布朗表示：「过去3年，美国一直是风力发电研发领域的领导者。估计至今年底，中国将在这方面超越美国，速度快到我们无法想像。」
无锡尚德公司已是举世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我日前见到该公司创办人施正荣。他谈到，在他创办尚德公司后不久，附近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因污染严重而沦为死水。
施正荣表示：「这场灾难发生后，无锡市委书记对我说，『我要支持你，将这项太阳能产业发展到规模150亿美元。我们接着就可以关闭本地区的污染及耗能产业』。关于这项课题，他是中国的新一代创意革新领导人之一。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中国明白，它无力消化这一切废弃物。我们必须追求无污染的成长。」
当然，中国一定会继续以廉价且高污染的煤炭追求成长，继续逮捕太热心的环保人士，而且为搜刮木材与矿物不惜掠夺非洲的森林。
不要怀疑这一点，然而更不要怀疑，中国同时已悄悄迈向洁净能源部署与创新的新境界。这是当前的史波尼克。如果我们漠视它，后果严重。
（作者Thomas Fried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009/09/28联合报】
Most people would assume that 20 years from now when historians look back at 2008-09, they wi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is period was the Great Recession. I’d hold off on that. If we can continue stumbling out of this economic crisis, I believe future historians may well conclude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happen in the last 18 months was that Red China decided to become Green China.
Yes, China’s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go green — out of necessity because too many of their people can’t breathe, can’t swim, can’t fish, can’t farm and can’t drink thanks to pollution from its coal- and oil-based manufacturing growth engine. And, therefore, unless China powers its development with cleaner energy systems, and more knowledge-intensive businesses without smokestacks, China will die of its own development.
What do we know about necessity? It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 And when China decides it has to go green out of necessity, watch out. You will not just be buying your toys from China. You will buy your next electric car, solar panels, batteries and energy-efficiency software from China.
I believe this Chinese decision to go green is the 21st-century equivalent of the Soviet Union’s 1957 launch of Sputnik — the world’s first Earth-orbiting satellite. That launch stunned us, convinced President Eisenhower that the U.S. was falling behind in missile technology and spurred America to make massive investments in science, education, infrastructure and networking — one eventual byproduct of which was the Internet.
Well, folks. Sputnik just went up again: China’s going clean-tech. The view of China in the U.S. Congress — that China is going to try to leapfrog us by out-polluting us — is out of date. It’s going to try to out-green us. Right now, China is focused on low-cost manufacturing of solar, wind and batteries and building the world’s biggest market for these products. It still badly lags U.S. innovation. But research will follow the market. America’s premier solar equipment maker, Applied Materials, is about to open the world’s largest privately funded solar research facility — in Xian, China.
“If they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and we invest in 20th-century technologies, they’ll win,” says David Sandalow,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energy for policy. “If we both invest in 21st-century technologies, challenging each other, we all win.”
Unfortunately, we’re still not racing. It’s like Sputnik went up and we think it’s just a shooting star. Instead of a strategic response, too many of our politicians are still trapped in their own dumb-as-we-wanna-be bubble, where we’re always No. 1, and where the U.S. Chamber of Commerce, having sold its soul to the old coal and oil industries, uses its influence to prevent Congress from passing legislation to really spur renewables. Hat’s off to the courageous chairman of Pacific Gas and Electric, Peter Darbee, who last week announced that his huge California power company was quitting the chamber because of its “obstructionist tactics.” All shareholders in America should ask their C.E.O.’s why they still belong to the chamber.
China’s leaders, mostly engineers, wasted little time debating global warming. They know the Tibetan glaciers that feed their major rivers are melting. But they also know that even if climate change were a hoax, the demand for clean, renewable power is going to soar as we add an estimated 2.5 billion people to the planet by 2050, many of whom will want to live high-energy lifestyles. In that world, E.T. — or energy technology — will be as big as I.T., and China intends to be a big E.T. player.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the U.S. has led the world in new wind generation,” said the ecologist Lester Brown, author of “Plan B 4.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China will bypass us on new wind generation so fast we won’t even see it go by.”
I met this week with Shi Zhengrong, the founder of Suntech, already the world’s largest manufacturer of solar panels. Shi recalled how, shortly after he started his company in Wuxi, nearby Lake Tai, China’s third-largest freshwater lake, choked to death from pollution.
“After this disaster,” explained Shi, “the party secretary of Wuxi city came to me and said, ‘I want to support you to grow this solar business into a $15 billion industry, so then we can shut down as many polluting and energy consuming companies in the region as soon as possible.’ He is one of a group of young Chinese leaders, very innovative and very revolutionary, on this issue. Something has changed. China realized it has no capacity to absorb all this waste. We have to grow without pollution.”
Of course, China will continue to grow with cheap, dirty coal, to arrest over-eager environmentalists and to strip African forests for wood and minerals. Have no doubt about that. But have no doubt either that, without declaring it, China is embarking on a new, parallel path of clean power deployment and innovation. It is the Sputnik of our day. We ignore it at our peril.
多数的人想必认为，历史学家20年后回顾时，会把这波大衰退列为2008至2009年之间的头条大事。我不赞成。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勉强摆脱这波经济危机，未来的史学家可能论定过去一年半所发生的头号大事是红色中国决定成为绿色中国。
是的。中国领导人已决定提倡绿能。这是迫于现实需要下的决策，因为太多中国人无法呼吸、游泳、垂钓、耕作，甚至无法喝水。这是因为以煤炭及石油为基础的制造成长引擎产生严重污染所致。除非以更洁净的能源系统驱动成长，并扶植更多无烟囱的知识密集产业，中国终将死于自己的成长。
当中国认为它迫于现实需要必须注重绿能时，请注意。不只是你购买的玩具来自中国，往后你买的新世代电动车、太阳能板、电池及节能软体也全会来自中国。
我认为，中国这项决定堪与苏联1957年发射全球第一枚卫星「史波尼克号」的盛事相提并论。苏联的创举震惊全球，艾森豪总统据此认为美国的飞弹科技已落后于苏联。从此以后，美国对科学、教育、基础建设及网路建构投下巨资，网际网路是其最终的附带产品之一。
各位，史波尼克已再度升空：这次是中国要发展洁净科技。美国国会至今仍认为，中国将试图以制造更多污染的方式超越我们。这种看法已不合时宜，中国现在正设法以绿色科技超越我们。中国正致力于以低成本制造太阳能板、风力发电设施及电池，并为这些产品开辟举世最大的市场。
遗憾的是，我们还在原地踏步。这有点像史波尼克升空后，我们认为它只是流星。我们的政治人物多半不思急起直追，而且仍然囿于美国永远第一的幻想。
工程背景居多的中国领导人并未以太多时间讨论全球暖化课题。他们知道，数条中国大河源头的西藏冰川已开始融化。他们同样明白，即使气候变迁的说法不实，人类对可再生能源的需求势必有增无减，因为估计至2050年，全球人口将增加25亿人，其中许多人将渴望能够拥有高能源的生活方式。在这种世界中，能源科技的规模将与资讯科技相当。中国有意成为主要的能源科技大国。
生态学家布朗表示：「过去3年，美国一直是风力发电研发领域的领导者。估计至今年底，中国将在这方面超越美国，速度快到我们无法想像。」
无锡尚德公司已是举世最大的太阳能板制造商。我日前见到该公司创办人施正荣。他谈到，在他创办尚德公司后不久，附近的中国第三大淡水湖太湖因污染严重而沦为死水。
施正荣表示：「这场灾难发生后，无锡市委书记对我说，『我要支持你，将这项太阳能产业发展到规模150亿美元。我们接着就可以关闭本地区的污染及耗能产业』。关于这项课题，他是中国的新一代创意革新领导人之一。有些事情已经改变。中国明白，它无力消化这一切废弃物。我们必须追求无污染的成长。」
当然，中国一定会继续以廉价且高污染的煤炭追求成长，继续逮捕太热心的环保人士，而且为搜刮木材与矿物不惜掠夺非洲的森林。
不要怀疑这一点，然而更不要怀疑，中国同时已悄悄迈向洁净能源部署与创新的新境界。这是当前的史波尼克。如果我们漠视它，后果严重。
（作者Thomas Friedman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2009/09/28联合报】
星期日, 九月 27, 2009
【转载】中国著名学者汪晖来新主讲“西藏问题”东方西方怎么看?
（李慧玲，《联合早报》，27/09/2009）
2008年3月14日及稍后一段时间爆发的“西藏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但在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触发了围绕奥林匹克火炬的对抗，而且也为网络时代的媒体斗争提供了一个契机。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如何分析西藏问题的历史成因？如何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机？如何看待海内外新一代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介入？
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将于10月4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礼堂就“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进行公开演讲，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元瑾副教授担任主席。汪晖是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演讲由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南大毕业生协会、联合早报联合举办。
西方的西藏印象
汪晖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访问时，谈到自己为什么会进行西藏课题的研究。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开始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写作过程。
在那个过程中，他讨论了清代思想及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思考了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对西藏的知识怎么形成，形成的框架是什么。
他引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说，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
在西方，藏学研究从来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东方学形成的时代至今都是如此。从这种知识体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些模式。
汪晖以藏学在欧洲的发展脉络指出，早期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18和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卢梭、康德、黑格尔曾对藏传佛教给予批评，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将达赖-班禅制度与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相比较，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教皇宗教”。
之后，在19—20世纪，有关西藏的知识与神智论(Theosophy)发生联系。
神智论是一种认为由直觉或默示可以与神鬼交通的学术。汪晖说，它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
在汪晖看来，其实欧洲对西藏的理解是它关于自己知识的一部分，是它从自己的知识产生出的一个世界的想象的一部分。
“到底这件事情该怎么去看？我希望能够从两个方向去理解：欧洲思想是怎么理解的，中国人是怎么反应的。其实中国人的自我理解也经常被西方的知识塑造。
“我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想象是非常受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的影响，算不上一定是真正所谓‘中国的知识’。这不是简单地针对西方的问题，因为说到最后，这套知识也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关于西方的知识、关于西藏、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社会的知识。”
民族区域问题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另一个促使汪晖进行这个课题研究的，“是非常现实的原因”。
他说，很多中国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中国1989年以后社会分化的讨论，比较集中在9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扩张导致的社会分化，其中大家讨论得最集中的是贫富分化、城乡分化、区域分化，以及生态危机等。这些问题与包括西藏、新疆等民族区域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对贫富、区域和城乡分化在民族区域所呈现的特殊的形态，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他解释，民族问题所以被形成今天这个状态，不是因为天生的“你是这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就必然要有冲突，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时期比较和谐有的时期会冲突。
中国西南的许多混居地区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也出现了像“3.14” 事件这样的危机。事实上，民族区域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危机与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国内的发展模式，还是全球化的过程——有关。
有一些问题是发展中所见的普遍问题，比如在经济发展当中传统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不是民族区域特有的现象。北京城市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就曾广受讨论。但是少数民族区域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相对脆弱的状态，与其他地区的状况又有所不同，它所面对的问题有其特殊性。
例如，由于文化、习惯和语言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机会差异，在少数民族区域也会转化为民族差异。就某一民族成员而言，也存在着分化，但不同民族在发展中的这些差异就有可能酿成民族矛盾。
换句话说，市场扩张过程涉及的是经济前提上的不平衡，但在民族区域这些问题有可能被转化为民族问题。汪晖因此认为，这也是检讨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发展主义问题的一个方面。
3.14事件爆发的时候，汪晖正在意大利，在中国以外看到这些事件的发展，又有不同的感触。
他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的争执已经跟西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了。无论是西方对大陆的反应，还是大陆网上对西方的反应，已转移向奥林匹克、中国的兴起这么一些问题了。
“西方社会到底怎么看待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到底怎么自我理解这个兴起，成了新的冲突的焦点。无可否认，在过去这些年到未来，不论有没有西藏、新疆问题，在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爆发另一个冲突。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冲突？如何重新建立相互理解？”
他因此把之前收集到的材料和自己的思路整理出来，开始撰文，并且从去年到今年数易其稿。
【汪晖简介】
被誉为新左派领袖的汪晖1984年获中国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
他在1991年与陈平原、王守常一同创办《学人》丛刊，并任《读书》杂志主编长达十年。主要著作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汪晖也将在10月9日下午2点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礼堂举行一场"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区域视角"的英语演讲，由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郭建文副教授担任主席。
2008年3月14日及稍后一段时间爆发的“西藏事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不但在世界各地（主要是西方国家）触发了围绕奥林匹克火炬的对抗，而且也为网络时代的媒体斗争提供了一个契机。如何理解西方社会对于西藏问题的态度？如何分析西藏问题的历史成因？如何解释在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西藏危机？如何看待海内外新一代人对于这一问题的介入？
来自中国清华大学的著名学者汪晖教授将于10月4日下午在中华总商会礼堂就“东西之间的‘西藏问题’”进行公开演讲，由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李元瑾副教授担任主席。汪晖是南大中华语言文化中心陈六使中华语言文化教授基金访问教授。演讲由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与南大毕业生协会、联合早报联合举办。
西方的西藏印象
汪晖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访问时，谈到自己为什么会进行西藏课题的研究。他对西藏问题的关注，开始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的写作过程。
在那个过程中，他讨论了清代思想及其与多民族社会的关系问题，也思考了欧洲对中国的知识、对西藏的知识怎么形成，形成的框架是什么。
他引用萨伊德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说，西方有关西藏的知识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东方主义知识之中，至今没有清理。这一点对于欧洲人影响最大。
在西方，藏学研究从来不在中国研究的范畴之内，从东方学形成的时代至今都是如此。从这种知识体制本身，也可以看到在西方的想象中，中国与西藏关系的一些模式。
汪晖以藏学在欧洲的发展脉络指出，早期传教士去西藏的目的是寻找失落的基督徒，18和19世纪的欧洲哲学家如卢梭、康德、黑格尔曾对藏传佛教给予批评，而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将达赖-班禅制度与天主教的教皇制度相比较，认为藏传佛教是一种“教皇宗教”。
之后，在19—20世纪，有关西藏的知识与神智论(Theosophy)发生联系。
神智论是一种认为由直觉或默示可以与神鬼交通的学术。汪晖说，它创造了一种理想的、超现实的西藏形象，一片未受文明污染的、带着精神性的、神秘主义的、没有饥饿、犯罪和滥饮的、与世隔绝的国度，一群仍然拥有古老的智慧的人群，从不同的方向塑造了西方人对东方、尤其是西藏的理解。
在汪晖看来，其实欧洲对西藏的理解是它关于自己知识的一部分，是它从自己的知识产生出的一个世界的想象的一部分。
“到底这件事情该怎么去看？我希望能够从两个方向去理解：欧洲思想是怎么理解的，中国人是怎么反应的。其实中国人的自我理解也经常被西方的知识塑造。
“我觉得近代以来中国人的自我想象是非常受欧洲民族主义知识的影响，算不上一定是真正所谓‘中国的知识’。这不是简单地针对西方的问题，因为说到最后，这套知识也变成是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关于西方的知识、关于西藏、关于自己、关于自己社会的知识。”
民族区域问题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另一个促使汪晖进行这个课题研究的，“是非常现实的原因”。
他说，很多中国问题的讨论，尤其是中国1989年以后社会分化的讨论，比较集中在90年代由国家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式的扩张导致的社会分化，其中大家讨论得最集中的是贫富分化、城乡分化、区域分化，以及生态危机等。这些问题与包括西藏、新疆等民族区域的状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对贫富、区域和城乡分化在民族区域所呈现的特殊的形态，讨论不深，调查不足。
他解释，民族问题所以被形成今天这个状态，不是因为天生的“你是这个民族，我是这个民族”，就必然要有冲突，否则就不能解释历史上为什么有的时期比较和谐有的时期会冲突。
中国西南的许多混居地区的多样性与和谐共存是真实的存在，但同时也出现了像“3.14” 事件这样的危机。事实上，民族区域出现的许多矛盾和危机与发展的模式——无论是国内的发展模式，还是全球化的过程——有关。
有一些问题是发展中所见的普遍问题，比如在经济发展当中传统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并不是民族区域特有的现象。北京城市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就曾广受讨论。但是少数民族区域在文化和经济上的相对脆弱的状态，与其他地区的状况又有所不同，它所面对的问题有其特殊性。
例如，由于文化、习惯和语言背景的不同而形成的机会差异，在少数民族区域也会转化为民族差异。就某一民族成员而言，也存在着分化，但不同民族在发展中的这些差异就有可能酿成民族矛盾。
换句话说，市场扩张过程涉及的是经济前提上的不平衡，但在民族区域这些问题有可能被转化为民族问题。汪晖因此认为，这也是检讨重新思考发展模式和发展主义问题的一个方面。
3.14事件爆发的时候，汪晖正在意大利，在中国以外看到这些事件的发展，又有不同的感触。
他说：“严格地说，这些问题的争执已经跟西藏的问题不是一回事了。无论是西方对大陆的反应，还是大陆网上对西方的反应，已转移向奥林匹克、中国的兴起这么一些问题了。
“西方社会到底怎么看待中国的兴起，中国人到底怎么自我理解这个兴起，成了新的冲突的焦点。无可否认，在过去这些年到未来，不论有没有西藏、新疆问题，在其他任何一个问题上都可能爆发另一个冲突。到底我们怎么看待这个冲突？如何重新建立相互理解？”
他因此把之前收集到的材料和自己的思路整理出来，开始撰文，并且从去年到今年数易其稿。
【汪晖简介】
被誉为新左派领袖的汪晖1984年获中国南京大学硕士学位，1988年获中国社会科学学院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教授，清华人文与社会高等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华盛顿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柏林高等研究所、海德堡大学等学府和研究机构担任研究员、访问教授。
他在1991年与陈平原、王守常一同创办《学人》丛刊，并任《读书》杂志主编长达十年。主要著作有《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
汪晖也将在10月9日下午2点在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礼堂举行一场"跨体系社会：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区域视角"的英语演讲，由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兼社会学系主任郭建文副教授担任主席。
星期四, 九月 24, 2009
【转载】龙与蟒：中国、巴西和美洲的势力平衡
（罗洛-霍达 Loro Horta，《联合早报》，2009-09-24）
审时度势
今年4月，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超过美国同巴西的贸易额4亿美元，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发展象征了该区域势力平衡的改变，对巴西这个美洲的主要国家别具意义。
中国和巴西于约20年前签定的战略伙伴协议，近年开始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两个大国间的贸易额在2007达到290亿美元，并在2008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30亿美元。和不断扩展的经济关系相辅相成的，还有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国防科技关系：
两国在非常敏感的领域如太空科技、航空和同军事相关的技术进行了合作。自1990年代初，两国已发射了三颗共同开发的人造卫星，目前也正联手制造一款中程商用飞机。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对这样的关系表示关心，声称巴西把敏感的人造卫星和遥感科技转移给中国，来换取中国在弹道导弹的技术。
对在天安门事件后受到西方军事制裁限制的中国，巴西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来源。巴西的武器出口远至东南亚，当马来西亚在2000年代初向巴西购置18部Astros多功能火箭发射器时，还引起了新加坡的关注。巴西不止是个主要的军事科技供应国，也是民用产品的供应商。它在2007年8月签订总值13亿美元的合同，售卖商用飞机给德国汉莎航空和日本航空，便清楚的说明这一点。
巴西国防部长裘宾今年5月宣布中国的战斗机机师将在巴西的航空母舰圣保罗号上受训，便是两国密切军事关系的一个例子。裘宾是在一名中国高级军官公开宣布中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建航空母舰后，作出上述宣布。考虑到很少国家拥有航空母舰，而且都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巴西的表态毫无疑问的证明了她作为中国军事科技来源的重要性。
能源合作：
能源领域已经快速成为两国合作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同中国签署了几个协议，兴建一个庞大的60亿美元管道的不同部分，以输送巴西不断增长的出口到中国的能源。今年5月，中国签署了为Petrobras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的合约，协助公司开拓新发现的图皮（Tupi）油田。
作为交换条件，巴西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为中国国有的中国石化每天供应20万桶的石油——大约是中国石油需求的7％。Petrobras据说也正把深水钻井技术转移给中国的国有公司，这是中国一直不是十分成功的领域。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和全世界的石油活动，大多数是在陆上或比较浅的水域。
在国际上，两国在贸易、农业津贴、环境和全球暖化等课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中国热心的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雄心。两国皆是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的成员，这个松散的崛起经济体组织的另外两个成员是俄罗斯和印度。
对地缘战略的冲击：
中国和巴西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影响远超出拉丁美洲。比如，在盛产石油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巴西和中国公司一直在石油和采矿方面合作。今年，安哥拉成为非洲的最大石油生产国。自2007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便有约15％来自安哥拉，使它成为中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在非洲，中国已经是安哥拉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去年达到490亿美元。巴西则是安哥拉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和巴西这两大巨人不断加强的伙伴关系，也可以对非洲的权力平衡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在南美洲的实力自2000年代初便快速增长。比如，中国目前是古巴和乌拉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哥斯达黎加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总的来说，中国目前是南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在美国之后。
中国和巴西关系的急速发展少过10年。然而，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在超过80年后，地位已经被中国取代。今年初，该地区的两个最大国家巴西和阿根延的央行宣布，它们正在同中国政府谈判，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不再使用美元，而改用自己本身的货币。这标志着中国在这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的中国—巴西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美洲势力平衡的明显改变。它显示，同以往的各大西洋联盟比较，发展中国家的联盟现在可以对国际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美国依然是主宰美洲的力量，但这个大陆已经不再是它独有的势力范围。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他是东帝汶公民，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毕业生。）
审时度势
今年4月，中国同巴西的贸易额超过美国同巴西的贸易额4亿美元，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这个发展象征了该区域势力平衡的改变，对巴西这个美洲的主要国家别具意义。
中国和巴西于约20年前签定的战略伙伴协议，近年开始产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成绩。两个大国间的贸易额在2007达到290亿美元，并在2008年底进一步增加到430亿美元。和不断扩展的经济关系相辅相成的，还有日益增长的政治和外交关系。
国防科技关系：
两国在非常敏感的领域如太空科技、航空和同军事相关的技术进行了合作。自1990年代初，两国已发射了三颗共同开发的人造卫星，目前也正联手制造一款中程商用飞机。美国国防和情报官员对这样的关系表示关心，声称巴西把敏感的人造卫星和遥感科技转移给中国，来换取中国在弹道导弹的技术。
对在天安门事件后受到西方军事制裁限制的中国，巴西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来源。巴西的武器出口远至东南亚，当马来西亚在2000年代初向巴西购置18部Astros多功能火箭发射器时，还引起了新加坡的关注。巴西不止是个主要的军事科技供应国，也是民用产品的供应商。它在2007年8月签订总值13亿美元的合同，售卖商用飞机给德国汉莎航空和日本航空，便清楚的说明这一点。
巴西国防部长裘宾今年5月宣布中国的战斗机机师将在巴西的航空母舰圣保罗号上受训，便是两国密切军事关系的一个例子。裘宾是在一名中国高级军官公开宣布中国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建航空母舰后，作出上述宣布。考虑到很少国家拥有航空母舰，而且都是同美国关系密切的盟友，巴西的表态毫无疑问的证明了她作为中国军事科技来源的重要性。
能源合作：
能源领域已经快速成为两国合作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同中国签署了几个协议，兴建一个庞大的60亿美元管道的不同部分，以输送巴西不断增长的出口到中国的能源。今年5月，中国签署了为Petrobras提供100亿美元贷款的合约，协助公司开拓新发现的图皮（Tupi）油田。
作为交换条件，巴西将在接下来的10年，为中国国有的中国石化每天供应20万桶的石油——大约是中国石油需求的7％。Petrobras据说也正把深水钻井技术转移给中国的国有公司，这是中国一直不是十分成功的领域。这些中国公司在中国和全世界的石油活动，大多数是在陆上或比较浅的水域。
在国际上，两国在贸易、农业津贴、环境和全球暖化等课题上采取了共同的立场。中国热心的支持巴西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雄心。两国皆是所谓的金砖四国（BRIC）的成员，这个松散的崛起经济体组织的另外两个成员是俄罗斯和印度。
对地缘战略的冲击：
中国和巴西日益密切的伙伴关系，影响远超出拉丁美洲。比如，在盛产石油的前葡萄牙殖民地安哥拉，巴西和中国公司一直在石油和采矿方面合作。今年，安哥拉成为非洲的最大石油生产国。自2007年，中国的石油进口便有约15％来自安哥拉，使它成为中国的最大石油供应国。在非洲，中国已经是安哥拉的最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额在去年达到490亿美元。巴西则是安哥拉的第四大贸易伙伴。因此，中国和巴西这两大巨人不断加强的伙伴关系，也可以对非洲的权力平衡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在南美洲的实力自2000年代初便快速增长。比如，中国目前是古巴和乌拉圭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哥斯达黎加的第三大贸易伙伴。总的来说，中国目前是南美洲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在美国之后。
中国和巴西关系的急速发展少过10年。然而，巴西的最大贸易伙伴美国在超过80年后，地位已经被中国取代。今年初，该地区的两个最大国家巴西和阿根延的央行宣布，它们正在同中国政府谈判，在同中国进行贸易时不再使用美元，而改用自己本身的货币。这标志着中国在这个地区日渐增长的影响力。
不断扩大的中国—巴西战略伙伴关系，反映了美洲势力平衡的明显改变。它显示，同以往的各大西洋联盟比较，发展中国家的联盟现在可以对国际事务产生更大的影响力。美国依然是主宰美洲的力量，但这个大陆已经不再是它独有的势力范围。
（作者是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他是东帝汶公民，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的毕业生。）
【转载】大国衰落的阵痛——奥巴马面对新世纪“愤怒的葡萄”
（于时语，《联合早报》，2009-09-24）
奥巴马在国会遭到白人议员大喝“你撒谎”之后两天，华盛顿出现大规模的反奥巴马游行。除了奉赠“法西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等大帽子，示威者甚至将奥巴马比作希特勒、斯大林和屠杀了数百万生灵的红色高棉魔头波尔布特（波博）。《纽约时报》报道示威者“绝大多数是白人”。这一系列事件促使卡特前总统出面指责当前右翼的反奥巴马浪潮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因素。
但是，奥巴马的支持率从年初的70%以上，跌到不足半数，尤其是无党派独立人士的支持剧降，难以全部归罪于白人种族主义，而带有相当的时代因素——美国大宗人口面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降级”，而且这不是当前经济衰退中的短期现象，却是大批中产阶级“美国梦”破灭的长远前景。
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0日公布了最新报告。从2007年到2008年，除了贫困人口比例出现近年来最显著增长，美国一般家庭收入中位数下滑了3.6%。
美国“中产阶级挤压”
路透社9月21日报道：在失业率和失业人口达到近几十年来高峰的同时，美国房屋按揭的拖欠违约率8月创造了7.58%的历史纪录，也就是每100户房主中，又有近8户已经或即将丧失自己的住房。
《经济学家》周刊引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专家说：经济衰退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数百万新增贫民人口，而是中产阶级遭到的“巨大打击”。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博纳（John Boehner）早些时候对美国ABC电视网说，美国人抗议的动因是“他们对未来怕的要死；他们子女和孙辈的美国梦眼看成为明日黄花。”
尽管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宣布这一轮经济衰退即将结束，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严重的就业困难将会持续多年。更重要的是《华盛顿邮报》评论：对于大批美国工人来说，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29美元时薪的岗位已经一去不返。
当然，这是笔者数度评论过的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中产阶级挤压”，特别是大批高薪蓝领职位的消失。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曾经乐观地预测这些“劳力者”职位会被高技能的“劳心者”职位取代。但是格林斯潘却忽略了《纽约时报》多次强调的另一社会趋势：下一代美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将会首次低于他们的父辈。
时下右翼抗议浪潮的主体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下层白人，绝非偶然。在美国梦破灭、被迫由奢入俭的社会地位下降痛苦中，正如《纽约时报》指出，他们难以自责，而急于寻找替罪羊。黑人总统奥巴马和他的精英主义班子，成为这一沉沦阶层的自然目标。
新版“愤怒的葡萄”
美国下层白人的沉沦和日益带有暴力色彩的政治抗议，令人想起美国作家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这里葡萄作“果实”解）。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家的成名作，生动描绘了上一世纪大萧条中美国劳工阶级的沉沦、无望和暴力。
美国当前经济衰退，已经被比拟为上一世纪的大萧条。《华盛顿邮报》近日将反奥巴马浪潮的真实社会原因归纳为下层白人感受到的“剥夺、恐惧和愤怒”，与《愤怒的葡萄》的主题何其相似。
《纽约时报》分析反奥巴马浪潮与反精英主义相辅相成，蕴含了右翼草根对华尔街金融银行业的痛恨。新近指责奥巴马“仇视白人”的Fox卫视网主播Glenn Beck，特地为观众描绘了奥巴马财政部与高盛银行集团的密切人事关系，是个明证。这与《愤怒的葡萄》把当时东北部财团控制的美国银行形容为掠夺劳工财产的“怪物”，如出一辙。
大萧条之后的美国经济复苏，二战爆发是个关键因素。但是不能否认其他的原因，特别是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远远领先于不发达国家，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改革得以迅速改善美国劳工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今天从纵的对比，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开始下降；从横的对比，相对于中国和印度，美国劳工也不再具有明显的教育优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充分表明美国无法重复靠二战解救经济的老路。奥巴马渲染一时的内政改革宏图，眼看难以逆转美国蓝领中产阶级的下滑趋势，反而面对下层白人因失望绝望而触发的新版“愤怒的葡萄”。
除了国内知识精英和少数民族，美国白人“愤怒的葡萄”的怪罪对象也指向海外。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征税，显示白宫会不惜以“枪口对外”来缓解这一浪潮。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奥巴马在国会遭到白人议员大喝“你撒谎”之后两天，华盛顿出现大规模的反奥巴马游行。除了奉赠“法西斯、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等大帽子，示威者甚至将奥巴马比作希特勒、斯大林和屠杀了数百万生灵的红色高棉魔头波尔布特（波博）。《纽约时报》报道示威者“绝大多数是白人”。这一系列事件促使卡特前总统出面指责当前右翼的反奥巴马浪潮带有明显的种族主义因素。
但是，奥巴马的支持率从年初的70%以上，跌到不足半数，尤其是无党派独立人士的支持剧降，难以全部归罪于白人种族主义，而带有相当的时代因素——美国大宗人口面临经济和社会地位的“降级”，而且这不是当前经济衰退中的短期现象，却是大批中产阶级“美国梦”破灭的长远前景。
美国人口普查局9月10日公布了最新报告。从2007年到2008年，除了贫困人口比例出现近年来最显著增长，美国一般家庭收入中位数下滑了3.6%。
美国“中产阶级挤压”
路透社9月21日报道：在失业率和失业人口达到近几十年来高峰的同时，美国房屋按揭的拖欠违约率8月创造了7.58%的历史纪录，也就是每100户房主中，又有近8户已经或即将丧失自己的住房。
《经济学家》周刊引用美国马里兰大学的专家说：经济衰退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数百万新增贫民人口，而是中产阶级遭到的“巨大打击”。美国众议院共和党领袖博纳（John Boehner）早些时候对美国ABC电视网说，美国人抗议的动因是“他们对未来怕的要死；他们子女和孙辈的美国梦眼看成为明日黄花。”
尽管联储局主席伯南克宣布这一轮经济衰退即将结束，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都认为美国严重的就业困难将会持续多年。更重要的是《华盛顿邮报》评论：对于大批美国工人来说，维持中产阶级生活的29美元时薪的岗位已经一去不返。
当然，这是笔者数度评论过的历史大势：经济全球化导致的美国“中产阶级挤压”，特别是大批高薪蓝领职位的消失。前联储局主席格林斯潘曾经乐观地预测这些“劳力者”职位会被高技能的“劳心者”职位取代。但是格林斯潘却忽略了《纽约时报》多次强调的另一社会趋势：下一代美国人的平均教育水平将会首次低于他们的父辈。
时下右翼抗议浪潮的主体是教育程度不高的下层白人，绝非偶然。在美国梦破灭、被迫由奢入俭的社会地位下降痛苦中，正如《纽约时报》指出，他们难以自责，而急于寻找替罪羊。黑人总统奥巴马和他的精英主义班子，成为这一沉沦阶层的自然目标。
新版“愤怒的葡萄”
美国下层白人的沉沦和日益带有暴力色彩的政治抗议，令人想起美国作家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这里葡萄作“果实”解）。这位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文学家的成名作，生动描绘了上一世纪大萧条中美国劳工阶级的沉沦、无望和暴力。
美国当前经济衰退，已经被比拟为上一世纪的大萧条。《华盛顿邮报》近日将反奥巴马浪潮的真实社会原因归纳为下层白人感受到的“剥夺、恐惧和愤怒”，与《愤怒的葡萄》的主题何其相似。
《纽约时报》分析反奥巴马浪潮与反精英主义相辅相成，蕴含了右翼草根对华尔街金融银行业的痛恨。新近指责奥巴马“仇视白人”的Fox卫视网主播Glenn Beck，特地为观众描绘了奥巴马财政部与高盛银行集团的密切人事关系，是个明证。这与《愤怒的葡萄》把当时东北部财团控制的美国银行形容为掠夺劳工财产的“怪物”，如出一辙。
大萧条之后的美国经济复苏，二战爆发是个关键因素。但是不能否认其他的原因，特别是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远远领先于不发达国家，罗斯福总统的一系列改革得以迅速改善美国劳工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
今天从纵的对比，美国人口的教育水平开始下降；从横的对比，相对于中国和印度，美国劳工也不再具有明显的教育优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充分表明美国无法重复靠二战解救经济的老路。奥巴马渲染一时的内政改革宏图，眼看难以逆转美国蓝领中产阶级的下滑趋势，反而面对下层白人因失望绝望而触发的新版“愤怒的葡萄”。
除了国内知识精英和少数民族，美国白人“愤怒的葡萄”的怪罪对象也指向海外。奥巴马对中国轮胎征税，显示白宫会不惜以“枪口对外”来缓解这一浪潮。
（作者在北美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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