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The '00s: Goodbye (at Last) to the Decade from Hell

The '00s: Goodbye (at Last) to the Decade from Hell by Andy Serwer

【转载】中国需要加强公众外交

（邓聿文，《联合早报》，20-11-2009）

奥巴马的“处女中国秀”已经谢幕。回顾整个奥巴马的访华行程及与中方的互动，可圈可点之处很多，但我认为，有两点人们应该格外关注，一是其在上海与青年学生的对话；二是在中美联合声明中，美方承诺，今后四年将向中国派遣十万名留学人员。前者是美国一贯注重公众外交的反映，后者则表明中国也开始有意识地弥补公众外交之不足，所以，两者在性质上是一致的，都致力于加强公众外交。

所谓公众外交，简单地说，是指一国政府、组织和个人力图影响公众态度，并进而影响对方政府的外交决策和外交活动。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国内的组织、个人、专业团体等开展的对外交流活动，在此意义上，可称之为民间外交；二是政府及其代表机构有意识和针对性地通过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等手段，对外国民众所实施的外交活动。无论是哪一种形式，公众外交的着眼点都是为了改善国家的形象，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

美国公众外交影响颇大

美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同时也是推行公众外交最有力的国家。半个多世纪来，公众外交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资料显示，近10多年来，美国每年用于公众外交事务方面的投入高达10亿美元。例如，美国有一个面向全世界中等专业技术人员的“国际访问者计划”，它虽然以民间文化交流项目的面目出现，但实际上是美国国务院推行的一个公众外交举措。该项目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影响颇大，笔者去年也曾作为该项目的一员到美国访问，对美国的公众外交颇有感触。
奥巴马中国之行与青年学生在上海科技馆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也是一次精心准备的公众外交活动，正如一些外交专家所言，意图向中国的青年传递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奥巴马希望告诉中国年轻人，多元和开放是美国成功的秘密，也将会是中国未来成功的必由之路。这一推销美国和试图改变中国的战略思维，藉由公众外交的方式来进行，是一种新的“门户开放”政策。

应该说，美国的公众外交对推行美国价值观，改善美国政府的霸权形象取得了相当大成效，是属于美国“软实力”的重要一环，某种意义上，希拉里（希拉莉）的“巧实力”外交，更多借重的也是公众外交这一方式。

相对于美国和其他注重公众外交的国家，长时间来，中国并没有一个明晰的公众外交的理念，因此，也就谈不上对公众外交的重视。中国一般把对外宣传、国际传播或国际交流视作公众外交，直到近几年，随着经济崛起和更深地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才开始重视国内外舆论对国家外交政策的影响，注重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意识地提出和实施公众外交。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是中国开始改变对外宣传的方式，打文化牌，加强与其它国家的文化交流，向世界推介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例如，中国分别与俄罗斯、法国、德国、英国等互办文化年或文化节，尤其是中国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孔子学院”，对吸引他国民众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了解中国，改善中国的形象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公众外交可以影响西方民意

但是，由于几十年相沿成习的思维影响，总体而言，中国对公众外交的重视程度还不够，政府和外交部门更多的还是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政府外交上。这当然是主要的，然而，公众外交在国家的外交战略中也应占有一席之地。西方民众为什么对中国的印象不佳，原因在于他们对中国缺乏基本的了解，他们不多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基本来自媒体。而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和评论也一般负面的比较多，这虽然有中国和西方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存在差异的因素，也有一些人的冷战成见和对中国快速发展的不适应，但更重要的是缺乏了解。无知肯定造成偏见。笔者去年访美时，在与美国各界的接触中，惊讶地发现，不仅一般民众和学生对中国不了解，就是新闻系的教授和媒体记者，有关中国的知识也很有限，传媒灌输给他们的中国印象是，中国是一个各方面都和美国不同的国家，并正在跟美国争夺全球利益。

西方是一个多元社会，政府不能控制媒体，而像宗教、人权、劳工、环保等组织，在社会中也起着重要作用，对民众和政府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但恰恰又是这些组织，受传媒的影响，对中国有着近乎一致的刻板印象。所以，如果不加大公众外交的力度，不加强媒体之间的交流，不直接与这些重要的利益团体打交道，要改变西方民众对中国的形象，很难。

根据我的经验，身临其境的接触和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消除误解。现在中国每年出国旅行、访学、商务和进行其他交流的人员达到数千万之多，而其他国家到中国来的人数也很多，这些都是传播和改善中国形象的好机会，也是人人都能做贡献的“公众外交”平台。

公众外交的重点应该放在包括青年学生在内的青少年身上。因为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他们如果误判，彼此怀有恶感，将是很糟糕的。目前，中美都有大量的留学生在对方国家学习，因此，联合声明中有关加强留学生交流的计划，特别是美方向中国增派十万名留学人员，是极具战略眼光之举。

比起政府对政府的单一外交来，公众外交显然能够为一国提供更多的筹码运用空间和外交网络资源，对中国来说，尤为如此，因为中国是国际体系的后来者、又以追求和谐世界为己任。所以，中国需要加大对公众外交的投入，除了完善现有的公众外交渠道外，更应抓住机会，创新交流形式，例如，是否可以建立像美国“国际访问者计划”这样的长期民间交流项目，邀请各国不同职业和阶层的专业知识分子，到中国来参观、访问和考察？

（作者在中国从事媒体工作）

【转载】中国法治观念远未深入人心

（赵子郡，《联合早报》，19-11-2009）

近日，中国许多媒体都曝光了武汉市“楼高高”事件。据称，武汉市一幢规划只有12层的楼，擅自“长”到了20层。如果不是政府部门强行阻拦，将建到23层。
为什么这栋审批只有12层的楼能够长到20层呢？据武汉市规划部门负责人称，此楼的开发商在该项目开发之初就做好了准备，设计出两套图纸。一套楼高12层的图纸用于规划部门审批，另一套楼高23层的图纸用于建楼。今年8月，当大楼建至12层未按要求封顶时，有关单位就当即要求其停工整改，但这栋楼依旧“猛长”。随后，武汉区规划分局采取对工地断水断电等措施，但还是没能阻挡大楼的长势。到10月初，大楼已违规建到20层。

显然，武汉“楼高高”事件是对有关法律和执法部门的挑战。据悉，开发商仅投资成本和拆除成本这两项损失就高达530万元人民币。有关部门后来之所以誓言要严格执法，予以拆除，就是要让此开发商永远记住这个教训，也对其他开发商起到警告作用。那么执法者能否执行到底，严格执法能否达到最终目的，人们都在拭目以待。

要使法律取信于民

早在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的改革家商鞅就有“立杆取信”的举措。取信于民，依法治国，秦国最终成为强大的国家。

改革开放使中国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但由于法制不完善，社会治理主要是靠人治，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各种利益集团有时迫使政府在行使权力过程中不断调整政策。许多利益主体都学会了利用法律空子来争得利益。而在很多时候，这种博弈是依胆子的大小来取胜，胆子大的就可能取得多的利益，胆子小的取得的利益就可能较小，没有胆子的就不能取得利益。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正是一些利益主体放大胆子与法律博弈的一个典型事件。在武汉“楼高高”事件曝光的同时，哈尔滨市的某楼盘也曝光了同样的事件。实际上，这种事件以及诸如此类的博弈比比皆是。

去年，中国正式实施《城乡规划法》，此法旨在规范地方建设、加强城乡规划管理，协调城乡空间布局，改善人居环境。城市建设必须遵循规划，违反规划就要拆除。试想，一个城市若是没有规划规范，肆意修建建筑，那么城市将会变成什么样子？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武汉拆楼事件将是中国房地产开发、中国城市规划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法律是刚性的，不容侵犯。那么，这个事件能否成为中国走向法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呢？

要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

最近，中国的一项严厉整治酒后驾驶的行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来自各级交警部门的统计数字显示，严查期间交通事故的发生数量以及因事故导致的人员伤亡数量，比严查前有显著下降，不少县市报出交通事故零死亡率。

笔者注意到，如今周围的朋友聚会时，鲜有劝酒。驾车的朋友若是必须饮酒，也会在进餐完毕后自觉地选择酒后代驾、乘坐德士和交通工具，沿袭多年的酒桌文化正在悄然发生着改变。“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劝开车人”已深入人心。可以说，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的行动一举数得：既减少浪费，又改变了社会风气；既减少了交通事故，又强化了人们的法律意识。实际上，联系到香港和新加坡等地，一开始，正是在这些不能随地吐痰，过街要看红绿灯等小节问题上来强化人们的法律意识，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目前，全球化的过程正在加快，中国正在这个过程中由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为了保障国家能在这个过程中走向正确的方向，中国必须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也就是法制经济道路。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人治等原因，中国法治观念普遍淡薄，许多利益主体为了追逐利益而不择手段，很多人心中缺乏对法律法规的尊重。因此，必须抓住适当的事件，采取严厉的手段强制性地规范人们的行为，让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古有商鞅立杆取信，此次武汉“楼高高”事件就是加强法治观念的良机。

（作者从事金融研究工作）

【转载】中美关系的再次提升

（《联合早报》，社论，2009年11月19日）

美国总统奥巴马对中国的首次访问已经结束。从双方讨论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全球性课题中，我们就能看出，当今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已远远超出了双边范畴。

就在不久的过去，美国官员在谈及中国的国际地位时，还是很不情愿地称之为“重要的区域性角色”，但现在，美国却视之为管理世界事务的重要伙伴。用奥巴马总统的话来说，若没有美中两国的共同参与，很多全球性问题就不可能获得解决。

美国过去也并非不重视中国的地位和角色，但作为二战以来的超级强国，其踌躇满志和心高气傲的心态，使之从来不愿平视任何一个国家，包括持续崛起的中国在内。促使美国“突然”对中国刮目相看的直接原因，是去年底源自华尔街的全球金融危机。华盛顿这时才猛然发现，在很多方面，它再也不能“一切如常”，包括处理国际政治和经济事务的方式。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实力优势相对下降，可用于支配的资源变得捉襟见肘。不仅如此，美国在海外背负的各种义务和负担却在增加。由于传统盟友的力量也在削弱，无法有效分担崭新形势下的国际责任和义务，美国就必须重新定位和寻找合作伙伴，以便维持其“世界领袖”的地位。

这种战略思维的改变，诱发和增强了中美进行更广泛合作的意愿，同时也使两国平等互动的空间立即变得开阔。奥巴马此次抵达亚洲之后，在第一站日本就迫不及待地向中国示好，强调美国不会遏制中国的崛起，因为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会增强国际社会的力量。此后，在上海和北京访问期间，奥巴马更在不同场合多次重复这样的言论。从他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共同会见记者的谈话中，以及从此后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我们都可以明确看到，美国对中国的定位就是管理全球事务的战略伙伴。

与美国现有的盟国相比，中国在政治和社会制度以及价值观方面，都和美国存在着很大差异。而且，从人口、地域和经济的规模以及战略雄心来看，庞大的中国容易被美国视为对手和威胁。而在中国方面，美国过去遏制其他大国的政策和做法，同样会使它对美国的对华战略意图存有疑虑。

尽管如此，以奥巴马访华为重要标志，中美双方越走越近，合作的领域从双边事务涵盖到全球事务，颇有联手共治世界的迹象。双方之所以做到这一点，一是因为两国政治家有化敌为友、化对手为伙伴的远见和智慧，二是因为彼此的利益交融越来越深广，越来越不能承受因对抗、敌视和交恶所带来的代价。这些利益分布于双边、多边和全球的几乎所有领域，迫使双方必须把分歧、争执和竞争置于可控制的状态。

就如同中美两国此次达成的诸多重大共识一样，两国间存在的一些分歧也是明显的，涉及人民币币值、贸易保护措施、人权、达赖喇嘛和美台军售等。值得提及的是，中美双方都开诚布公地讨论了这些分歧，胡锦涛和奥巴马更在记者会上公开和直接地予以提及。由此也可以看出，双方并不避讳彼此间的不同，愿意在“和”的前提下坦诚面对。这是大国之间正常的互动状态，也是应有的交往之道。

作为两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中美之间稳定和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不只符合双方的利益，而且也符合全球利益。因此，对于它们之间的积极交往与合作，包括奥巴马此次访华所取得的成果，人们都应予以欢迎。

【转载】推动中美“和合”关系前行

（张智新，《联合早报》，19-11-2009）

上任不足一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到中国访问。全球密切关注奥巴马访华行程的同时，一个重要疑问油然而生：今天的中美关系该如何界定？

美国说法很流行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整体内涵，中美两国各自都有表述，而以美方的表述较为知名。在小布什当政时期，时任副国务卿佐利克提出的“负责任利益攸关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说法被中美双方广为接受，其主要意蕴是：中国在过去30年间是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的一部分，并因此而获益，中国有责任帮助维系这个体系，当然应以“利益攸关方”的身份。

从今年7月份起，奥巴马当局的副国务卿斯坦伯格、坎贝尔等人，又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战略性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也有翻译为“战略再保障”或“战略保证”的），其官方解释是：“我们已经准备好欢迎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登场，但中国也必须保证，它的发展不会威胁美国及美国的合作伙伴”。中国不少国内媒体纷纷对此概念进行分析评论，如近日有论者指出其包含了“战略安抚”、“战略互信”以及“战略合作”等三重内涵，俨然有取代佐利克说法之势。

对于中美关系框架与内涵定位，中国其实也曾经有过说法，如“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等，遗憾的是这些说法并未成为中美两国长期而稳固的共识。

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框架和内涵定位，迄今一直是美国一边倒式占据话语制高点，中国的界定却往往声音微弱甚至被淹没，原因何在？分析起来，首要的原因当然在于美国在国际舆论话语权上的独特优势，特别是英语在国际话语体系中的霸主地位；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美国政界、学界和智库机构在中美关系研究方面的地位等，中国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声音过于单一、研究相对滞后，也使美国官方和智库对中美关系的论断往往比中国更有影响力，中国学界和智囊机构则有意无意地成为美方结论的传声筒。

“和合”关系更恰当

其实，透过奥巴马此次访华前美国媒体的报道和论述，以及胡奥会上各自表露出的双方战略关切，新时期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与内涵定位，完全可以用一个极富中国传统意蕴的哲学词语来界定：“和合”。中美关系之“和”，是“和而不同”、“和平共处”；中美关系之“合”，则是“竞争合作”、“沟通融合”。“和合关系”的哲学实质，是通过公平、良性、适度的竞争、博弈，以及沟通交流、取长补短、相互学习等，达到两国关系平衡、和谐、合作的理想境界。

尽管奥巴马一再重申美国无意遏制中国，也乐见中国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但中美之间在诸多领域的竞争、博弈却是无法否认更难以改变的事实。这种竞争和博弈，在“低政治领域”是经贸问题、能源问题、气候变化问题；在“高政治领域”则是台湾问题、人权问题、同所谓“问题国家”关系问题，乃至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文化文明等核心领域。

由于各自国情差异，两国的战略关切也必然有很大不同，如中国当前的核心利益集中于台湾问题、美国国债安全问题、西藏问题等，美国的核心利益则集中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反恐问题、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但是，与辩证法对立统一规律完全相符的是，中美无论是在上述竞争、博弈领域，抑或是战略关切的差异和错位方面，又无一不是需要双方加强“沟通融合”， 并且“在竞争中合作”的问题。

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的成长和崛起早已是不可遏止的趋势，对中国和平发展决心、信心逐渐有着足够理解和体会的美国，只能主动、自觉地接纳、承认并鼓励其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同时，对中国而言，尽管民族复兴、国家繁荣业已有了良好开端。

但同样必须直面并坚信的事实则是，美国的霸权地位虽然有所衰落，单独或者和盟友一起应对全球事务日渐深感力不从心，但它仍是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无论是诸如朝鲜和伊朗核问题之类的地区安全和整合问题，还是应对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问题，都离不开美国的领导作用，不仅取而代之不现实，只有对抗、竞争没有融合、合作更是不明智的。这两个中美不得不直面的严峻现实，乃是两国“和合”关系的最重要背景和 前提。

相克相生、不离不弃，正是今天中美两个大国深层关系的真实写照，非盟友间的“和合”关系，则是当前和今后中美关系战略框架与整体内涵的最恰当概括。推动中美“和合”关系继续前行，则是两国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系首都经贸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转载】时代周刊：欧巴马应向中国学5件事

【联合晚报╱编译朱小明/综合报导】

美国这个年轻国家的年轻总统欧巴马将在今天访问中国这个古老国度，但在最近的金融风暴中，中国的表现有如活力充沛的年轻人，美国反而像欲振乏力的老人家。最新一期「时代」杂志亚洲版特别举出欧巴马可以向中国借镜的五项成功之道：

1. 勇往直前，目标远大：

中国充满「向前冲」的动力，到处在施工，包括1万6000公里的高速铁路网，而美国则充斥「别在我家后院」的心态。美国近十年来基础建设投资大减，欧巴马的7870亿美元经济振兴方案中仅1440亿美元投资基础建设，而美国土木工程协会认为未来五年的基础建设投资额要1.6兆美元才够。相形之下，中国的人民币4兆(5850亿美元)刺激方案则将在未来两年把半数经费投入基础建设，而且已快速注入实体经济，另外中国不论在晶片、汽车等行业都力图名列世界前茅。

2. 重视教育，向下扎根：

中国政府数十年来大力投资教育，识字比率已达90%，比美国的86%还要高。最近并全力推动科学、数学、英语教育，要求小学数学和科学老师需有相关学位，美国八年级数学老师有数学学位的不到一半。而且中国学生学生作功课的时间是美国学生的两倍，甚至小学生周末也去补习数学。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也许不如美国多，但未来中国不仅提供廉价劳工，也能提供「聪明劳工」。

3. 重视孝道，照顾老人：

中美社会对照顾老人的观念有天壤之别。美国的老人住老人安养院是理所当然，传统中国观念则认为把父母送入老人院是耻辱，照顾老人的成本大部分由家庭负担。美国老年人数目将由2007年的3860万人增至2030 年的7150万人，老人院的数目将严重不足，也许可取法中国的道德观。

4. 赚多花少，储蓄习惯：

欧巴马在北京的一大任务是呼吁中国人增加消费，但相对的，美国人则需要改掉寅吃卯粮的恶习，多多储蓄。金融海啸后，美国家庭储蓄率由4%增至6%，但距离中国家庭的20%还得加把劲。美国有1.4兆美元的预算赤字，中国则有2.1兆美元外汇存底。 。

5. 高瞻远瞩，造福后代：

中国政府和很多中国人的努力都并非着眼于目前，而是为长远之计。中国人刻苦耐劳，是因为可以带给下一代更美好的生活。目前深陷26年最严重衰退的美国人，对这种观念更需要反省。

【2009/11/15 联合晚报】

【转载】毛泽东邓小平 领导中国新方向

（《我报》，02/10/2009）

昨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60周年国庆，这里让我们回顾新中国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他们的一些经典语录。

毛泽东 领导走向新中国

•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 “优势而无准备， 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

邓小平 领导走向改革开放

•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 “发展才是硬道理。”
•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 “要坚持两手抓， 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

【转载】中国下一个甲子需要怎样的思想解放

（郑永年，《联合早报》，29/09/2009）

中国人认六十年为一个甲子，又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说法。今年为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可谓共和国的甲子年。同时，这六十年又分为改革前三十年和改革开放三十年。所以，从去年纪念标志着改革开放开始的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到国庆应当为纪念的高峰。

海外说这是中国人的“时刻”，这并不为过。这的确是应当让中国人感到骄傲的"时刻"，大家一起来庆祝这六十年取得的辉煌成就。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中国在这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已经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至少在经济上来说是这样。尤其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率先走出经济的低谷，不仅复苏了自己的经济，而且也在世界经济整体复苏上也起着领头羊的角色。而在三十年前，中国的这种国际角色是没有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当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绩也离不开前面的三十年。中国的高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政治社会稳定的基础结构是前面三十年所打下的。不管人们如何评介前面三十年所犯过的错误，这个基础结构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很显然，世界上很多发展中国家迄今为止还找不到能够使得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的结构。

居安还宜思危

但在庆祝的同时，也有很多理由使得人们对中国的未来担忧。在庆祝的时候担忧未来，这也符合中国人居安思危的传统。的确，中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无穷无尽。经济结构失衡、收入差异、社会分化、腐败、群体抗议、民族矛盾等等，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可以列出长长的一个单子。外交和国际关系方面也是如此，中国成长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虎视眈眈”。当然现在它们不会像当年中国微弱不堪时那样来瓜分中国的利益甚至土地了。今天各国对中国的关注主要是考量着如何分享中国崛起的利益，如何遏制或者消化它们所认为的由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消极后果。就是说，国家软弱无力的时候就要受人欺负，但当国家强大的时候，并不是可以高枕无忧了。很多的麻烦是随着崛起而来的。有人因此以"内忧外患"来形容。这个词尽管极端了些，但也的确反映了目前中国所面临的问题。

所有这些问题和挑战是正常中国的一部分。对于那么大的一个国家来说，很难想象不出现这样那样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但是，如果不同程度上的"内忧外患"不可避免，那么问题是如何应付"内忧外患"。"内忧外患"既可以是坏事，也可以是好事。如果转化成改革和进步的动力，那么就是好事；但如果对此漠然，发展到亡家亡国，就是坏事了。

如何把"忧患意识"转化成为改革的动力？这是今天的中国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尤其是富有成效的改革，每次都需要有深刻的思想大解放。实际上，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从忧患意识到改革到革命的历史。如果再往前一个甲子，即1919年，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了。1911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希望效法西方，把民主制度引入中国。但不久就失败了。

“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思想最解放的时刻，各种主义间的争论和竞争，各种主义动员着各种政治力量，而各种政治力量又选择了不同的主义。当然，不同的选择有不同的结果。从很多方面来说，孙中山是思想解放的第一人。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孙中山很难完成从崇拜西方民主到选择苏俄式革命的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想的大解放，才有日后国民革命的胜利。同样，在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过程中，前者的胜利无疑要归诸于其较后者思想的解放，主要表现在毛泽东一代花大力气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要把从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转变成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没有思想解放不可能发生。

不流血的革命

改革开放的历史也是思想解放的历史。中国的上上下下经常把思想解放和“杀出一条血路"联”系在一起。把“杀出一条血路”用到前一个甲子似乎更合适，但和改革联系起来则也合情合理。邓小平称改革开放为第二次革命，但是不流血的革命。这表明需要更为复杂的思想解放。革命总是“革”别人的“命”，但改革是改革自己。改革因此避免不了自我否定。这就非常难。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功了。这是思想解放的功劳。成功之处不仅仅是重新肯定被原来的体制所否定的东西如市场、资本、社会流动、国际化等等，而且更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特色加以创新，就是说，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创新的过程。

反观历史，人们就有理由为未来深感担忧。历史上，并不是所有的当政者都有忧患意识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皇帝也不少见。再说，即使皇帝有忧患感，这种忧患感也不见得能够传递到整个政治制度。很多年以来，中国的高层深感忧患，不断提醒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但体制内的很多人是没有忧患意识的。很显然，一个和社会隔离、高高在上的官僚机构很难体验到社会的深刻变化，更意识不到外在世界的变化。相反，为数相当的党政干部都是醉生梦死，专注腐败，私利至上，毫无政治责任感。这种情况越到地方，越是严重。尽管很多地方已经沦为高度的无政府状态，但地方官员就是不闻不问，似乎政权的存在与否和自己毫不相关。

这就经常导致解放思想只有呼声，而没有结果，或者说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这些年来，当政者一直在呼吁思想解放，各级官员也不断遥相呼应，但总是不了了之。大部分官员对思想解放或者无动于衷，或者理解为为所欲为。即使也的确有一些令人振奋的新思想，但很难体现到政策层面，或者一到政策层面，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既得利益的阻力

更为担忧的是，越来越大的既得利益已经成为思想解放的最强大的阻碍力了。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的思想解放运动能够成功有很多条件，但三个条件不可或缺。一是有文革的教训；二是大家都穷，穷则思变；三是政治强人能够克服体制内的既得利益。但今天，这些方面的条件似乎已经不存在或者大大减弱。随着既得利益的越来越大，改革也会越来越难。这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教训的。在清朝末年，当政者也想改革，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也想改革，但都是因为积重难返，实行改革不再可能，眼睁睁地看到政权的垮掉。

这里尤其需要提出的是，今天中国的知识群体也是缺失忧患感的。历史上，这个群体是最有忧患感的。在八十年代，这个群体也是推动思想解放和改革的先锋。但是，现在这个群体要不被整合进体制内部，要不被经济利益所溶解。或者说，这个群体本身也是既得利益的重要组成部门。这样，在缺失民族和国家整体利益的“有机知识分子”的条件下，思想解放越变得没有可能性。

在思想层面，思想解放意味着没有教条或者冲破教条。但今天的中国，教条化倾向性越来越严重。这里有“左”的教条（例如经济国家主义、政府干预、社会主义等等），也有“右”的教条（例如市场万能、民主自由和多党制）。对教条者来说，所有这些都是不可被质疑的，不可被挑战的。有人说，中国是世界上拥有原教旨主义者最多的国家，这并不为过。各种主义的教条化这种情况只能说明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增加思想解放的难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一个甲子的确来之不易。但庆祝的时刻，更是反省的时刻。一个不可不提的问题是：迎接下一个甲子的思想解放的动力在哪里呢？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