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报╱夏嘉玲摘译】
这星期，种族影响执法的迷雾重重笼罩哈佛广场。
杰出的哈佛大学非洲裔教授盖兹在自宅被捕，让警方对待少数族群，尤其对待黑人的方式再度成为焦点。
人们是否认为种族问题是盖兹被捕事件的因素之一，也许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几个相互牴触的观点。对于许多黑人而言，他们的看法受到与警察打交道的负面经验影响，这些经验在他们成长过程有如家常便饭。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年7月合作进行民调，问受访者：「你是否曾觉得，只因为你的种族背景就被警察拦下？」66%的黑人答「是」，白人也这么回答的仅有9%。
这些意见并非毫无价值，全美一系列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的研究发现，黑人和西裔比白人更可能被警方拦下盘查。
事实上，纽约法律事务所「宪法权利中心」去年公布纽约警局的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研究，证明的确如此。该研究发现，被警察拦下搜身的，8成多是黑人或西语裔。被拦下后，45%的西语裔和黑人被搜身，白人的比率是29%，即使白人嫌犯持有枪械的可能性比黑人嫌犯多7成。
这个问题太敏感，以致「黑人元首」（指欧巴马）23日也加入口水战，重申种族影响执法标准「仍萦绕不去」。他强烈感同身受，以致凸槌。他说警察行事「愚蠢」，不怎么高明。到25日，他承认这么说很不得体。
盖兹教授的人生转折来得较晚，或许可让他稍感安慰。他24日告诉我，他的人生一直被「种族宽容、启蒙和理性的防护罩」保护着。尽管如此，正如我Facebook网页上某个网友留的言：「转告（盖兹）博士，欢迎加入『种族歧视受害者协会』。」
我自己是在18岁大一时「入会」。当时我和友人安德列开着车，我们是在路易斯安纳州一个以白人为主地区的年轻黑人。
我们开着开着，一辆警车开始尾随我们，在我们还没超速之前，警车的警示灯就亮了。
我们停了车，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安德列拿出驾照，用手势要我把行照从仪表板旁的置物箱拿出来。我一打开置物箱，一把弹簧刀造型的梳子掉了出来，这种梳子当时在地方展售会和嘉年华是很流行的奖品。
这名警察掏出枪来，我动也不动，我发现掉下来的只是梳子后，告诉警察，并按下开关，让梳子弹出来。我觉得这样很好玩，但只有我这么想。警察发火了，命令我「放下武器」，要安德列下车。
安德列坚持要知道警察为什么拦下我们。警察讲了个理由，根本不是真的。
他接着讲了一段我永生难忘的话：要的话，他大可要我们躺在路中央，从后方朝我们的头开枪，而且不会有人有意见。说完，他就走回警车开车走了。
他提到可能处决我们。他要我们记得他的权力和我们的价值，或根本没价值。
我们都震惊、害怕、觉得备受羞辱而且愤怒。我们是良民，领奖学金的学生，我还是大一班会主席。这事不该发生在我们身上。
小时候，大人就教我别相信警察。不是说警察都是坏蛋，但你不会想知道哪个是坏蛋。就像家母说的，警察得「用长柄汤匙喂」，那天我第一次完全懂得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开车回大学城，到安德列父亲家。他庆幸我们还活着，只教我们别再想这事。我花了20年设法不想它。
（作者Charles M. Blow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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