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健康，《联合晚报》，22/09/2009）
过去300年，每一个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也离不开掠夺与侵占，只有中国的崛起是仅有的例外。
香港名嘴，也是著名政治评论家张立指出，英国通过对殖民地的侵略以及全球性的掠夺而崛起；德国和日本，一出现崛起的势头，就急着对外扩张。德国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则侵略亚洲多国，中国首当其冲，饱受摧残；美国是靠二次世界大战起家，目前在全球有300多个军事基地，也是靠武力维持帝国及美元的地位。
张立说：“大国崛起，没有不与战争和掠夺连在一起的，这是过往历史的例证，唯有中国是提倡和平崛起。迄今为止，中国这30 年来积累的财富，是中国人民辛劳的成果，没有用武力夺来一分一毫。”
他认为，中国的崛起现在虽是“起势”，但由于人口多、气势猛，犹如钱塘江大潮般汹涌澎湃。
他说：“21世纪，中国崛起将是贯串百年大业的主轴，而‘和平’是中国崛起的特色。”
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中国崛起将对亚太地区产生巨大影响！
张立指出，中国的崛起已对日本、南韩和海峡两岸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由经济力量所牵引。
东南亚国家包括越南和老挝，正在步中国后尘，未来缅甸和北韩也会效法中国。
他说：“其实在过去10年，这种地缘政治的变化已在出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中心舞台
金融海啸使中国提前进入全球经济的中心舞台。
在全球衰退下，中国保持增长，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动力，美国有人因此提出“两国集团”（G2），由中美两国共同承担全球事务，但遭到北京反对。
张立指出，近期亚洲也出现另一些呼声，日本提出“东亚共同体”，韩国主张“东亚联合”，还有人认为未来的“两国集团”不是“美国和中国”，而是“美国和东亚”。“亚洲队”（Team Asia ）的说法也在扩散。
张立对佛学有精深研究
除了对时政深富洞察力，张立也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人称“ 隐于市的大乘佛子”。
佛道是张立处世立言之根，当年他在亚洲电视台主持《张立平常谈》，开篇镜头便以《六祖坛经》为背景，颇含深意。他的文章和言论也不时引述六祖智慧，正是多年悟道的自然流露。
张立已受邀在10月10日来本地参加“中国崛起与亚太关系”的专题讲座，并与国人分享他对中国崛起和亚太新局势的见解。他透露，在讲座上也可能兼谈佛学，把它运用到对时局的分析。
【张立简介】
早年在《中报》当记者，后转到《信报》和《星岛日报》。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生活阅历、独特的观察能力，使他在新闻界名声鹊起。
1986年下海经商，隔年的香港金融风暴使所有积蓄化为乌有，还欠下巨债。
记者生涯锻炼了张立的健笔，商海沉浮造就了他的悟性。1990 年，他在《信报》开辟专栏《商心国是》，1999年在香港亚视主持自己的清谈节目《张立平常谈》，如今已是出版了数十种书的畅销作家。
张立的《商心国是》专栏也在本报长期转载，深受读者喜爱。
星期二, 九月 22, 2009
星期五, 九月 18, 2009
【转载】中国重返世界舞台的六十年
（杜平，《联合早报》，2009-09-18）
世界变化的速度和深度，往往令人难以想象。即便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也无法把握历史演变的方向。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预见不到今日中国之国际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它不但没有埋葬“垂死的”资本主义，反而与之“风雨同舟”。
用历史的视角看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与外部世界的六十年交往，在根本上就是洗雪国家耻辱、恢复民族自信，从世界舞台的黑暗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历程。
从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前五十年，在这百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列强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和任其宰割的猎物。中国人开始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在1949年国家权力重归一统之后。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积贫积弱、内乱不止，但国家意志的重归一体、民族意识的重新凝聚，使得中国在极不友善、乃至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得以站稳脚跟，继而使所有新老强国再也不敢轻蔑待之。
遇强则强，大国地位奠定
在此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战略较量，是它重返世界舞台的起点。
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介入境外战争，特别是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它不只是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重新对传统的势力范围进行力量辐射。
朝鲜半岛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所带来的回报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上，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发誓再也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从此之后，苏联也对中国产生忌惮之心。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不可战胜”信念的塑造
中国自古以来就视自己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它也深知，和平与战争有时候是矛盾的统一。在迫不得已和无可回避的形势下，中国不惧怕战争，甚至敢于发动战争。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和任人蹂躏的历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不仅如此，在当代世界，除了少数几个没有可比性的事例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并且只赢不输的国家。
回溯过去六十年，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程中，每一场或大或小的陆地战争，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发生边境战争，此后近五十年里，两国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1979年，中国和越南爆发边境战争，不仅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而且更打破了苏联试图从南部包抄中国的战略。
重现这段历史的目的，绝非是要歌颂和鼓吹战争，而在于说明中国新政权成立之后，其国际影响力何以由弱变强。
历史是由各种重要的事件拼凑而成。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串成一体。它们不仅凝聚了全民意志，加固了人民之间的纽带，而且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格，甚至还树立了“中国不可战胜”的信念。外部世界若要深度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感受，就不能忽略这些历史事件。
在经济秩序中后来居上
与此前几十年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又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另一种姿态。在斗争中扩大国际空间、在对抗中提升国际地位的模式，逐渐被和平竞争与互利合作所取代。从当年的革命外交到现在的务实外交，从当年的国际主义到现在的国家主义，从当年的意识形态至上到现在的利益优先，所有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依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国家的强盛。
关于中国当前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各种论述早已是汗牛充栋。2008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认为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只是33％。这表明，无论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现状，人们都已经把它置于自己视野中的重要位置。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富裕，与老牌工业国相比甚至还显得比较贫穷。但它何以与其他富国一起，站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中心？
有一个事实，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两年前，即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还是首次出现。假若再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各国经济形势，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只是初次跻身于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其后来居上的前景已经没有太多疑问。
是权宜之计，还是终极选择？
然而，置身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又将如何看待世界？在回望来时之路的时候，中国对未来之路是否已经心中有数？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已经从现有的秩序中获得了很多机遇，将来依然需要利用这一秩序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在体制和文化上是一个“异类”。栖身于西方制定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中国难免会感到不甚自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遵循或屈从于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中国究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还是要坚持到底的终极选择？
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曾经一直享受着“中央帝国”的滋味，傲视全球，惟我独尊。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出人头地，不甘平庸，不甘于让自己的命运长期维系于“非我”文明之上。
可是，中国何时才能从自身文明中，淬炼和重造出一套领导世界潮流、规范世界事务的智慧？只有当那个时候到来，中国才算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世界变化的速度和深度，往往令人难以想象。即便是时代潮流的弄潮儿，也无法把握历史演变的方向。1949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的时候，无论如何都预见不到今日中国之国际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之一；它不但没有埋葬“垂死的”资本主义，反而与之“风雨同舟”。
用历史的视角看今天，新中国成立后与外部世界的六十年交往，在根本上就是洗雪国家耻辱、恢复民族自信，从世界舞台的黑暗边缘走向舞台中央的历程。
从19世纪中叶直到20世纪前五十年，在这百年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列强手中任意摆布的玩偶和任其宰割的猎物。中国人开始真正主宰自己的命运，是在1949年国家权力重归一统之后。虽然在此后很长时间里积贫积弱、内乱不止，但国家意志的重归一体、民族意识的重新凝聚，使得中国在极不友善、乃至充满敌意的世界上，得以站稳脚跟，继而使所有新老强国再也不敢轻蔑待之。
遇强则强，大国地位奠定
在此过程中，中国以世界大国的气魄，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展开的战略较量，是它重返世界舞台的起点。
1950年开始的朝鲜半岛战争，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独立而又独特的角色。中国在建国初年便敢于介入境外战争，特别是敢于与美国及其领导的多国部队对抗，这一事实本身就改写了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它不只是要把握自己的命运，而且还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重新对传统的势力范围进行力量辐射。
朝鲜半岛战争使中国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但所带来的回报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在外交上，中国用能力、决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国宣告了一个强劲对手的存在；在更广泛的层面，中国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军事战略上，美国对中国产生敬畏，发誓再也不与中国发生地面军事对抗。以此为标志，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强国藐视中国自卫能力、无视中国民族意志的历史，终于走向结束。
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之战，是中国进一步改变国际环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这原本只是小规模和短暂的军事冲突，但由于冲突双方是两个世界大国，因此产生的国际政治影响不可估量。
珍宝岛之战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再次证明了中国遇强不弱的民族特质。从此之后，苏联也对中国产生忌惮之心。
而更为重要的是，这场小冲突改变了世界大格局。中国利用美苏之间的战略对峙，使自己摆脱了被两强夹击的艰难处境，进而与美苏两国形成战略鼎立之势，在大三角关系中游刃有余。
“不可战胜”信念的塑造
中国自古以来就视自己为爱好和平的民族，事实也确实如此。但是，它也深知，和平与战争有时候是矛盾的统一。在迫不得已和无可回避的形势下，中国不惧怕战争，甚至敢于发动战争。这与近代以来，中国对外敌委曲求全、一味退让和任人蹂躏的历史，形成了极其强烈的反差。
不仅如此，在当代世界，除了少数几个没有可比性的事例之外，中国是唯一一个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发生过直接军事冲突、并且只赢不输的国家。
回溯过去六十年，在中国走向世界大国的历程中，每一场或大或小的陆地战争，其实都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中国和印度在1962年发生边境战争，此后近五十年里，两国边境一直保持了相对和平的状态；1979年，中国和越南爆发边境战争，不仅迫使越南军队撤出柬埔寨，而且更打破了苏联试图从南部包抄中国的战略。
重现这段历史的目的，绝非是要歌颂和鼓吹战争，而在于说明中国新政权成立之后，其国际影响力何以由弱变强。
历史是由各种重要的事件拼凑而成。当代中国的历史，就是由这些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串成一体。它们不仅凝聚了全民意志，加固了人民之间的纽带，而且塑造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和国民性格，甚至还树立了“中国不可战胜”的信念。外部世界若要深度了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感受，就不能忽略这些历史事件。
在经济秩序中后来居上
与此前几十年相比，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又呈现出很不相同的另一种姿态。在斗争中扩大国际空间、在对抗中提升国际地位的模式，逐渐被和平竞争与互利合作所取代。从当年的革命外交到现在的务实外交，从当年的国际主义到现在的国家主义，从当年的意识形态至上到现在的利益优先，所有这些重大转变的背后，依然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求国家的强盛。
关于中国当前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各种论述早已是汗牛充栋。2008年，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40％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认为美国是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比例只是33％。这表明，无论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国的现状，人们都已经把它置于自己视野中的重要位置。
但是，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是，中国在整体上并不富裕，与老牌工业国相比甚至还显得比较贫穷。但它何以与其他富国一起，站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体系的中心？
有一个事实，也许可以用来解释。两年前，即2007年，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已经超过了美国。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还是首次出现。假若再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各国经济形势，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尽管中国只是初次跻身于世界经济秩序的中心，但其后来居上的前景已经没有太多疑问。
是权宜之计，还是终极选择？
然而，置身于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又将如何看待世界？在回望来时之路的时候，中国对未来之路是否已经心中有数？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是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矛盾的。一方面，中国已经从现有的秩序中获得了很多机遇，将来依然需要利用这一秩序来发展自己；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比较，中国在体制和文化上是一个“异类”。栖身于西方制定和主导的国际秩序之中，中国难免会感到不甚自在。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遵循或屈从于西方人制定的游戏规则，对中国究竟是不得已的权宜之计，还是要坚持到底的终极选择？
在长达几千年时间里，中国曾经一直享受着“中央帝国”的滋味，傲视全球，惟我独尊。这一悠久而辉煌的历史，使中国文化的血脉中始终涌动着一种强烈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出人头地，不甘平庸，不甘于让自己的命运长期维系于“非我”文明之上。
可是，中国何时才能从自身文明中，淬炼和重造出一套领导世界潮流、规范世界事务的智慧？只有当那个时候到来，中国才算真正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
（作者是《联合早报》评论员）
星期三, 九月 16, 2009
【转载】中国的崛起及其外交和战略压力
（郑永年，《联合早报》，2009-09-16）
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只是他们要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地步。不过，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着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上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澳洲）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西移。
日本一直是亚洲的最大经济体，其战略也一直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这里尽管与其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有关，但即使没有这种同盟关系，中国也是其战略核心。日本这些年的内部的军事提升与发展和外部的战略安排都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象。在这个构架内，日本的战略必然“向西看”和“向西南（东南亚）看”。
亚洲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这些年来也加速了其“向东看”政策的力度。这里不仅具有经济原因，更具有战略因素，即印度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中国。甚至在不久前对自己的亚洲定为并不明确的澳大利亚也在今年提出了“向北看”的政策，其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中国是其潜在的敌人。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其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上升
但问题还远未至此结束。中国的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也正在迅速上升。那里，除了藏独和疆独运动之外，恐怖主义更是威胁着中国的内部安全。实际上，正是因为西部的战略形势牵涉到内部安全问题，中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和战略资源。这个形势有效地制约和牵制着中国的海洋战略。
南海问题对中国的海洋外交更是具有直接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崛起，一些和中国有领海主权纠纷的国家感到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加紧了他们各自的或者共同的战略调整。领土和领海的纠纷本来多属于双边关系，但这些国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把双边关系转变成为区域关系和多边主义，甚至国际化，使得双边可能的纠纷不仅涉及到国际组织，而且是“邀请”其他大国的卷入。这些年来，中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领土纠纷方面和有关国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领土和领海方面，双边性的谈判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存在着诸多历史因素，一旦涉及到领土和领海问题，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变得激进化，二是因为上面所说，一些国家并不严肃看待中国的提议，甚至是在中国看来具有“让步性”的提议，而是转而寻求应付中国的方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恪守其“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战略，这方面很成功。不管怎么样，中国拥有了这么多年的和平国际环境。然而，中国对崛起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外在压力似乎没有做好任何心理的和战略上的准备。无论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回避策略”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这种策略不仅经常使得自身陷入被动，更是被外界质疑中国实际外交和国际责任能力。
开放状态下的崛起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有效转化成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都成功地把经济优势转变成为政治和战略优势。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方面和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为经济服务”有关，另一方面和区域开放主义有关。在区域开放主义条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以，尽管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但这种经济优势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很多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成果的同时能够向中国制造和施加战略压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怎么办？中国正面临从前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那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在找到这种方法之前，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或者说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大国。形势发展到今天，“怎么办？”的问题正考验着崛起中的中国。
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
多少年来，中国一直在追求崛起。到今天，无论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还是从中国的实际经济影响力来看，中国的确在崛起，正在成为很多中国人期待已久的大国。但是，随着崛起，中国也正在进入一个大国所必然面临的诸多麻烦，甚至陷入大国政治的逻辑，即和其他国家的冲突。如果不能对崛起的麻烦有足够的认识，中国就不能有有效的国际战略来应付各种外在的压力，转而制约中国的崛起，使得崛起变得不可持续。
今天，国际政治的一个大趋势就是中国正在成为各国在制定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关注点。这种情况从前没有发生过。当中国不在其他国家外交政策和国际战略的议程上时，中国可能只是他们要考量的其中一个因素，但不会是主要的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不会达到中国难以对付的地步。不过，当这些国家把中国置于其外交和战略的头等议程上时，中国所面临的外交和战略压力就会遽然增加。
中国成为其他国家外交和国际战略的核心问题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是世界的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在亚洲，最先崛起的是日本，然后是亚洲四小龙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通过各种双边、区域和国际的机制顺利地消化了以日本为领头羊的亚洲崛起。但随着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美国和西方面临着一个新的挑战，即如何消化这两个大国的崛起，尤其是中国。较之印度，中国不仅发展更快，而且也和西方更不“相同”。
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扮演了亚洲持续崛起的领头羊。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作为亚洲经济重心，“拥抱”了整个亚洲。今天中国正在扮演这个角色。中国成为世界加工厂，不仅使得其“拥抱”着亚洲，而且也对亚洲之外的世界经济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力。很显然，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已经到达了非洲、拉丁美洲，同时通过贸易机制中国和西方的经济体之间拥有了相当高程度的相互依赖性。这就是为什么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包括西方在内的很多国家，对中国抱有如此高的期待。（对中国在国际经济体系上能扮演的角色的高度期待本身就是一种外在的压力。）
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必然导致世界战略重心的转移。对美国来说，二战后跨大西洋战略轴心最重要，现在是是亚太地区（跨太平洋轴心）最重要。很多年来，美国的战略重点已经转移到以中国为核心的西太平洋地区。布什政府在从事反恐战争的同时也没有忘掉亚洲战略，在其任内，基本上完成了人们称之为亚洲小北约的布置，即和日本、澳大利亚（澳洲）的军事联盟。这次美国加入《东盟友好条约》，“返回”亚洲，更显示了美国战略西移。
日本一直是亚洲的最大经济体，其战略也一直是以中国为核心的。这里尽管与其和美国的同盟关系有关，但即使没有这种同盟关系，中国也是其战略核心。日本这些年的内部的军事提升与发展和外部的战略安排都是以中国为目标的。在东南亚、非洲和其他地方，日本一直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象。在这个构架内，日本的战略必然“向西看”和“向西南（东南亚）看”。
亚洲的另外一个大国印度这些年来也加速了其“向东看”政策的力度。这里不仅具有经济原因，更具有战略因素，即印度的国际战略目标就是中国。甚至在不久前对自己的亚洲定为并不明确的澳大利亚也在今年提出了“向北看”的政策，其国防白皮书明确表明中国是其潜在的敌人。
除经济因素之外，西方和各国把中国视为其战略重点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因为中国具有很不相同的政治制度和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随着中国的崛起，在西方看来，其政治制度不仅没有发生具有实质性的变化，反而变得更为强大了。这种情形也使得他们对中国的猜疑或者“不确定性”越来越大。很多国家把中国视为是“竞争者”甚至是“敌人”，并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而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政治制度的怀疑。再者，随着中国的经济崛起，其军事现代化似乎不可避免。即使中国没有像前苏联或者美国那样，和他国进行军备竞赛，光是正常的军事现代化也足以对外界产生很大的压力。
所以，很显然，各国把中国作为其外交和战略的核心的两个明确目标就是，一是分享中国经济崛起的经济利益，二是从战略上“消化”甚至遏制因为中国经济崛起而带来的外部影响力。
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上升
但问题还远未至此结束。中国的西部外交和战略压力也正在迅速上升。那里，除了藏独和疆独运动之外，恐怖主义更是威胁着中国的内部安全。实际上，正是因为西部的战略形势牵涉到内部安全问题，中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外交和战略资源。这个形势有效地制约和牵制着中国的海洋战略。
南海问题对中国的海洋外交更是具有直接的压力。因为中国的崛起，一些和中国有领海主权纠纷的国家感到时间在中国一边，因此加紧了他们各自的或者共同的战略调整。领土和领海的纠纷本来多属于双边关系，但这些国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把双边关系转变成为区域关系和多边主义，甚至国际化，使得双边可能的纠纷不仅涉及到国际组织，而且是“邀请”其他大国的卷入。这些年来，中国也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在领土纠纷方面和有关国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领土和领海方面，双边性的谈判似乎显得越来越困难。一是因为存在着诸多历史因素，一旦涉及到领土和领海问题，有关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就会变得激进化，二是因为上面所说，一些国家并不严肃看待中国的提议，甚至是在中国看来具有“让步性”的提议，而是转而寻求应付中国的方法。
中国在崛起过程中，一直恪守其“韬光养晦”和“和平崛起”战略，这方面很成功。不管怎么样，中国拥有了这么多年的和平国际环境。然而，中国对崛起之后所带来的巨大的外在压力似乎没有做好任何心理的和战略上的准备。无论在朝鲜核武器问题上，在缅甸问题上，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中国都采取了一种可以称之为“回避策略”的外交和国际战略。这种策略不仅经常使得自身陷入被动，更是被外界质疑中国实际外交和国际责任能力。
开放状态下的崛起的挑战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上的优势很难有效转化成为战略和政治上的优势。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经济大国（尤其是英国和美国）都成功地把经济优势转变成为政治和战略优势。但这种转变并没有发生在中国。这一方面和中国一贯所坚持的“外交为经济服务”有关，另一方面和区域开放主义有关。在区域开放主义条件下，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呈现出一种高度的相互依赖性。所以，尽管中国是世界制造工厂，是亚洲的经济中心，但这种经济优势并没有成为中国的战略优势，至少在亚洲是这样。很多国家在享受中国经济成果的同时能够向中国制造和施加战略压力。
这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题：中国怎么办？中国正面临从前任何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从未面临的复杂的国际环境，那就是在开放状态下的崛起。中国开放式的崛起在造就了开放性的区域主义的同时，也导致了巨大的外在压力。无疑，中国从开放状态下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中国还没有找到在这种新的国际形势下有效地保护和增进自身的战略利益的方法。在找到这种方法之前，中国很难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或者说一个可以持续发展的大国。形势发展到今天，“怎么办？”的问题正考验着崛起中的中国。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星期二, 九月 08, 2009
【转载】Our One-Party Democracy 我们的一党民主
(By THOMAS L. FRIEDMAN, Published: September 8, 2009, from The New York Times)
Watching both the health care and climate/energy debates in Congress, it is hard not to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worse than one-party autocracy, and that is one-party democracy, which is what we have in America today.
One-party autocracy certainly has its drawbacks. But when it is led by a reasonably enlightened group of people, as China is today, it can also have great advantages. That one party can just impose the politically difficult but critically important policies needed to move a society forward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not an accident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overtaking us in electric cars, solar power, energy efficiency, batteries, nuclear power and wind power. China’s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in a world of exploding populations and rising emerging-market middle classes, demand for clean power and energy efficiency is going to soar. Beijing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it owns that industry and is ordering the policies to do that, including boosting gasoline prices, from the top down.
Our one-party democracy is worse. The fact is, on both the energy/climate legislation and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only the Democrats are really playing. With a few notable exceptions,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standing, arms folded and saying “no.” Many of them just want President Obama to fail. Such a waste. Mr. Obama is not a socialist; he’s a centrist. But if he’s forced to depend entirely on his own party to pass legislation, he will be whipsawed by its different factions.
Look at the climate/energy bill that came out of the House. Its sponsors had to work twice as hard to produce this breakthrough cap-and-trade legislation. Why? Because with basically no G.O.P. representatives willing to vote for any price on carbon that would stimulate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the sponsors had to rely entirely on Democrats — and that meant paying off coal-state and agriculture Democrats with pork. Thank goodness, it is still a bill worth passing. But it c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 and can be in the Senate. Just give me 8 to 10 Republicans ready to impose some price on carbon, and they can be leveraged against Democrats who want to water down the bill.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and take our jobs on clean energy — an industry that we largely invented — and they are going to do it with a managed economy we don’t have and don’t want,” said Joe Romm, who writes the blog, climateprogress.org.
The only way for us to match them is by legislating a rising carbon price along with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standards that will stimulate massive private investment in clean-tech. Hard to do with a one-party democracy.
The same is true on health care. “The centr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Obama seeks to extend coverage and restrain costs is via new ‘exchanges,’ insurance clearinghouses, modeled on the plan Mitt Romney enacted when he was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noted Matt Miller, a former Clinton budget official and author of “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 “The idea is to let individuals access group coverage from private insurers, with subsidies for low earners.”
And it i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will seek to fund those subsidies, at least in part, with the idea John McCain ran on — by reducing the tax exemption for employer-provided health care. Can the Republicans even say yes to their own ideas, if they are absorbed by Obama? Without Obama being able to leverage some Republican votes, it i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get a good plan to cover all Americans with health care.
“Just because Obama is on a path to give America the Romney health plan with McCain-style financing, does not mean the Republicans will embrace it — if it seems politically more attractive to scream ‘socialist,’ ” said Miller.
The G.O.P. used to be the party of business. Well, to compete and win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 one needs the burden of health insurance shifted from business to government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immigration reform — so the world’s best brainpower can come here without restrictions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a push for clean-tech — the world’s next great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Yet the G.O.P. today resists national health car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wants to just drill, baby, drill.
“Globalization has neutered the Republican Party, leaving it to represent not the have-nots of the recession but the have-nots of globalized America,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either in reality or in their fears,” said Edward Goldberg, a global trade consultant who teaches at Baruch College. “The need to compete in a globalized world has forced the meritocracy,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manager, the eastern financier and the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to reconsider w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to offer. In principle, they have left the party, leaving behind not a pragmatic coalition but a group of ideological naysayers.”
看着国会里面关于卫生保健和气候、能源的辩论，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只有一种东西比一党独裁更糟，就是我们今天美国存在着的——一党民主。
一党独裁当然有它的弊端，但当一些比较开明、进步的人领导的时候，就像今日的中国中国这样，它还是有很大的优点的。那样的一党可以强迫实行政治上非常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来推动21世纪的社会前进。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节能、电池、核能和风能等方面注定赶上我们并不是偶然。中国的领导人明白在一个人口爆炸和随着市场发展而日益凸显的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对于清洁能源和节能的需求将会上升。北京想要保证他拥有那些工业并制定政策致力于此，包括自上而下地调高油价。
我们的一党民主更糟。事实是，无论是能源、气候的立法还是卫生保健的立法，只有民主党人真正在起作用。共和党，除了有数的几个例外，只是站在那里,插着手说不。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想让奥巴马总统失败。这真是胡扯。奥巴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中间派。但如果他被迫依赖他自己的党派来通过法令，他将会被党内的内讧所撕碎。
看看国会通过的气候能源法案吧。它的发起者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来达到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法令这个突破口。为什么？因为由于基本上没有共和党代表愿为刺激对清洁能源和节能的投资的碳减排而投票，发起者们不得不完全依赖民主党人，而那意味着容忍煤炭州和农业州的民主党人向法案中注水。谢天谢地，这个法案还是一个值得通过的法案。但它本可以更好的，在参议院也可以通过。只要有8到10个参议员，他们就可以同那些想向法案中注水的民主党人抗衡了。
“在我们已经做了巨大投资的清洁能源领域里，中国挤占我们的市场并抢走我们的工作岗位，而且他们是在一个我们没有也不想要的严格监控下的经济中实现这一点的"，Joe Romm在climateprogress.org.中的博客中写道。
我们唯一能够与他们抗争的办法就是通过一项将碳排放价格和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可持续的标准结合起来的法令，来刺激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大量私人投资。这对于一党民主来说是难以完成的。
而这同样适用于卫生保健。奥巴马试图扩展保险范围和限制花费的中心机制是通过新“交易所”，保险票据交换所来实现的，这种机制是仿照Mitt Romney在做麻省州长时颁布的方案为模板的。前克林顿政府的预算官员，《陈腐思想的暴政》一书的作者Matt Miller说，“它的想法是让个人参与私营保险公司的集体保险，并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
总统很有可能为这些补贴提供资金，至少部分程度上会按照麦凯恩的想法，通过减少雇主提供的卫生保健的减税范围。如果共和党人被奥巴马的想法所吸引，那他们还会对自己的想法投赞成票吗？没有奥巴马来平衡一些共和党人的投票，通过一项覆盖全美的卫生保健计划将非常困难。
“仅仅因为奥巴马想用麦凯恩的财政方案给美国一个Romney的健康计划，共和党人不会拥护它的——如果在政治上它更适合被人称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话。”Miller说道。
共和党曾经是一个商业政党。然而，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竞争并取得胜利，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需要把医疗保险的重担从商业负担转移给国家来承担。没有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移民制度改革——这样世界人才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进入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这个世界下一个全球制造业向前。然而共和党仍然地址全国医疗制度改革，移民制度改革，他们就像婴儿一样，只知道索取，索取。
全球化阉割了共和党，使它不再代表经济衰退中的穷人，而是代表全球化的美国穷人，那些被现实或者他们的恐惧甩在后面的人们，Baruch College的全球贸易贸易顾问，Edward Goldberg说道。”在全球化世界竞争的需要迫使精英领导体制、跨国公司经理、亚洲金融家和技术实业家重新考虑共和党能提供什么。原则上讲，他们已经退党，留下的不是实用主义着的联合，而是一群只会说不的意识形态的怀疑论者。
（水是眼波横 翻译）
Watching both the health care and climate/energy debates in Congress, it is hard not to draw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 There is only one thing worse than one-party autocracy, and that is one-party democracy, which is what we have in America today.
One-party autocracy certainly has its drawbacks. But when it is led by a reasonably enlightened group of people, as China is today, it can also have great advantages. That one party can just impose the politically difficult but critically important policies needed to move a society forward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not an accident that China is committed to overtaking us in electric cars, solar power, energy efficiency, batteries, nuclear power and wind power. China’s leaders understand that in a world of exploding populations and rising emerging-market middle classes, demand for clean power and energy efficiency is going to soar. Beijing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it owns that industry and is ordering the policies to do that, including boosting gasoline prices, from the top down.
Our one-party democracy is worse. The fact is, on both the energy/climate legislation and health care legislation, only the Democrats are really playing. With a few notable exceptions,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standing, arms folded and saying “no.” Many of them just want President Obama to fail. Such a waste. Mr. Obama is not a socialist; he’s a centrist. But if he’s forced to depend entirely on his own party to pass legislation, he will be whipsawed by its different factions.
Look at the climate/energy bill that came out of the House. Its sponsors had to work twice as hard to produce this breakthrough cap-and-trade legislation. Why? Because with basically no G.O.P. representatives willing to vote for any price on carbon that would stimulate investments in clean energy and energy efficiency, the sponsors had to rely entirely on Democrats — and that meant paying off coal-state and agriculture Democrats with pork. Thank goodness, it is still a bill worth passing. But it could have been much better — and can be in the Senate. Just give me 8 to 10 Republicans ready to impose some price on carbon, and they can be leveraged against Democrats who want to water down the bill.
“China is going to eat our lunch and take our jobs on clean energy — an industry that we largely invented — and they are going to do it with a managed economy we don’t have and don’t want,” said Joe Romm, who writes the blog, climateprogress.org.
The only way for us to match them is by legislating a rising carbon price along with efficiency and renewable standards that will stimulate massive private investment in clean-tech. Hard to do with a one-party democracy.
The same is true on health care. “The central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Obama seeks to extend coverage and restrain costs is via new ‘exchanges,’ insurance clearinghouses, modeled on the plan Mitt Romney enacted when he was governor of Massachusetts,” noted Matt Miller, a former Clinton budget official and author of “The Tyranny of Dead Ideas.” “The idea is to let individuals access group coverage from private insurers, with subsidies for low earners.”
And it is possible the president will seek to fund those subsidies, at least in part, with the idea John McCain ran on — by reducing the tax exemption for employer-provided health care. Can the Republicans even say yes to their own ideas, if they are absorbed by Obama? Without Obama being able to leverage some Republican votes, it is going to be very hard to get a good plan to cover all Americans with health care.
“Just because Obama is on a path to give America the Romney health plan with McCain-style financing, does not mean the Republicans will embrace it — if it seems politically more attractive to scream ‘socialist,’ ” said Miller.
The G.O.P. used to be the party of business. Well, to compete and win in a globalized world, no one needs the burden of health insurance shifted from business to government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immigration reform — so the world’s best brainpower can come here without restrictions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No one needs a push for clean-tech — the world’s next great global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more than American business. Yet the G.O.P. today resists national health care, immigration reform and wants to just drill, baby, drill.
“Globalization has neutered the Republican Party, leaving it to represent not the have-nots of the recession but the have-nots of globalized America,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left behind either in reality or in their fears,” said Edward Goldberg, a global trade consultant who teaches at Baruch College. “The need to compete in a globalized world has forced the meritocracy, the multinational corporate manager, the eastern financier and the technology entrepreneur to reconsider what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to offer. In principle, they have left the party, leaving behind not a pragmatic coalition but a group of ideological naysayers.”
看着国会里面关于卫生保健和气候、能源的辩论，我们能够得出以下结论：只有一种东西比一党独裁更糟，就是我们今天美国存在着的——一党民主。
一党独裁当然有它的弊端，但当一些比较开明、进步的人领导的时候，就像今日的中国中国这样，它还是有很大的优点的。那样的一党可以强迫实行政治上非常困难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来推动21世纪的社会前进。中国在电动汽车、太阳能、节能、电池、核能和风能等方面注定赶上我们并不是偶然。中国的领导人明白在一个人口爆炸和随着市场发展而日益凸显的中产阶级的世界里，对于清洁能源和节能的需求将会上升。北京想要保证他拥有那些工业并制定政策致力于此，包括自上而下地调高油价。
我们的一党民主更糟。事实是，无论是能源、气候的立法还是卫生保健的立法，只有民主党人真正在起作用。共和党，除了有数的几个例外，只是站在那里,插着手说不。他们中的许多人只是想让奥巴马总统失败。这真是胡扯。奥巴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是一个中间派。但如果他被迫依赖他自己的党派来通过法令，他将会被党内的内讧所撕碎。
看看国会通过的气候能源法案吧。它的发起者不得不付出双倍的努力来达到总量管制和排放交易法令这个突破口。为什么？因为由于基本上没有共和党代表愿为刺激对清洁能源和节能的投资的碳减排而投票，发起者们不得不完全依赖民主党人，而那意味着容忍煤炭州和农业州的民主党人向法案中注水。谢天谢地，这个法案还是一个值得通过的法案。但它本可以更好的，在参议院也可以通过。只要有8到10个参议员，他们就可以同那些想向法案中注水的民主党人抗衡了。
“在我们已经做了巨大投资的清洁能源领域里，中国挤占我们的市场并抢走我们的工作岗位，而且他们是在一个我们没有也不想要的严格监控下的经济中实现这一点的"，Joe Romm在climateprogress.org.中的博客中写道。
我们唯一能够与他们抗争的办法就是通过一项将碳排放价格和能源使用效率以及可持续的标准结合起来的法令，来刺激对清洁能源技术的大量私人投资。这对于一党民主来说是难以完成的。
而这同样适用于卫生保健。奥巴马试图扩展保险范围和限制花费的中心机制是通过新“交易所”，保险票据交换所来实现的，这种机制是仿照Mitt Romney在做麻省州长时颁布的方案为模板的。前克林顿政府的预算官员，《陈腐思想的暴政》一书的作者Matt Miller说，“它的想法是让个人参与私营保险公司的集体保险，并为低收入者提供补贴。”
总统很有可能为这些补贴提供资金，至少部分程度上会按照麦凯恩的想法，通过减少雇主提供的卫生保健的减税范围。如果共和党人被奥巴马的想法所吸引，那他们还会对自己的想法投赞成票吗？没有奥巴马来平衡一些共和党人的投票，通过一项覆盖全美的卫生保健计划将非常困难。
“仅仅因为奥巴马想用麦凯恩的财政方案给美国一个Romney的健康计划，共和党人不会拥护它的——如果在政治上它更适合被人称为是“社会主义者”的话。”Miller说道。
共和党曾经是一个商业政党。然而，要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竞争并取得胜利，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需要把医疗保险的重担从商业负担转移给国家来承担。没有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移民制度改革——这样世界人才就可以没有任何限制的进入美国。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更需要推动清洁能源技术，这个世界下一个全球制造业向前。然而共和党仍然地址全国医疗制度改革，移民制度改革，他们就像婴儿一样，只知道索取，索取。
全球化阉割了共和党，使它不再代表经济衰退中的穷人，而是代表全球化的美国穷人，那些被现实或者他们的恐惧甩在后面的人们，Baruch College的全球贸易贸易顾问，Edward Goldberg说道。”在全球化世界竞争的需要迫使精英领导体制、跨国公司经理、亚洲金融家和技术实业家重新考虑共和党能提供什么。原则上讲，他们已经退党，留下的不是实用主义着的联合，而是一群只会说不的意识形态的怀疑论者。
（水是眼波横 翻译）
星期六, 九月 05, 2009
【转载】对中国年轻人怎么想“和平崛起” 李资政有所担忧
（《联合早报》，2009-09-03）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说“和平崛起”，说“永不称霸”，内阁资政李光耀表示可以相信。因为就算世界对中国不好，中国这一代领导人都明白中国再也不能回到旧的时代。老一辈也知道在少过5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总体国内生产总值（GDP）会超越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但是，中国年轻一代会怎么想，他就不敢肯定了。
李资政在回答中国学生问他相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的问题时，表达了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担忧。他举李显龙总理过去担任副总理期间对台湾作私人访问，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为例，指出一夜之间中国民间舆论大加挞伐，新加坡从平常的“老朋友”突然变成了他们的敌人。李资政认为如果真是老朋友，那就应该是永远的老朋友，而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他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动不动说“得罪13亿中国人”这样的话，会让人留下坏印象。他对美国人说，要花时间让年轻一代中国人了解“虽然中国壮大了，但你也是世界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旦这世界有问题，大家都得一起面对和承受。
李资政表示，1976年他首度访问中国时，中国人问他最多的是关于自由市场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谈的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也是更为务实的问题。因为新一代的中国人更了解世界大势。他觉得33年来中国的转变非常巨大。
他认为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大跃进、挨饿、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对抗的历史，所以会产生和平崛起的想法，而和平崛起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他不赞成和平崛起的英文用词“peaceful rise”，因为rise会吓坏人，令人觉得是要压倒对方，他曾建议使用“文化复兴”，说明中国恢复汉唐的辉煌文化，让世人把中国崛起的焦点转移到文化领域。后来中国改变了说法，主要是用“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来表述奋斗的目标。
虽然李资政相信中国能和平崛起，但他也提出了中国的隐忧。
他指出，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存在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以及贪污盛行，城乡差距很大，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去到乡下学校。但是，因为中国有很强势的政府，所以要应付这些问题，并非太难。
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有着制度上的不同。在中国，如果官员该做的却做不好，就会被换掉，中国共产党官员也有制度化的退休年龄，而印度却受到社会多元性的限制。他举语言为例说，印度语言分歧，政治领袖所讲的每一种语言，只能让一部分人民理解，而中国领导人讲普通话，90％以上的汉族人民都能理解。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说“和平崛起”，说“永不称霸”，内阁资政李光耀表示可以相信。因为就算世界对中国不好，中国这一代领导人都明白中国再也不能回到旧的时代。老一辈也知道在少过50年的时间内，中国的总体国内生产总值（GDP）会超越美国，成为一个强国。但是，中国年轻一代会怎么想，他就不敢肯定了。
李资政在回答中国学生问他相不相信中国会和平崛起的问题时，表达了对中国年轻一代的担忧。他举李显龙总理过去担任副总理期间对台湾作私人访问，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为例，指出一夜之间中国民间舆论大加挞伐，新加坡从平常的“老朋友”突然变成了他们的敌人。李资政认为如果真是老朋友，那就应该是永远的老朋友，而不会出现这种现象。
他认为年轻一代的中国人动不动说“得罪13亿中国人”这样的话，会让人留下坏印象。他对美国人说，要花时间让年轻一代中国人了解“虽然中国壮大了，但你也是世界的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一旦这世界有问题，大家都得一起面对和承受。
李资政表示，1976年他首度访问中国时，中国人问他最多的是关于自由市场的问题，但是现在他们谈的是完全不同层次的问题，也是更为务实的问题。因为新一代的中国人更了解世界大势。他觉得33年来中国的转变非常巨大。
他认为老一辈的中国人经历过大跃进、挨饿、文化大革命、与苏联对抗的历史，所以会产生和平崛起的想法，而和平崛起也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他不赞成和平崛起的英文用词“peaceful rise”，因为rise会吓坏人，令人觉得是要压倒对方，他曾建议使用“文化复兴”，说明中国恢复汉唐的辉煌文化，让世人把中国崛起的焦点转移到文化领域。后来中国改变了说法，主要是用“和平发展”（peaceful development）来表述奋斗的目标。
虽然李资政相信中国能和平崛起，但他也提出了中国的隐忧。
他指出，中国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存在贫富悬殊的不平等现象，以及贪污盛行，城乡差距很大，优秀的教师不愿意去到乡下学校。但是，因为中国有很强势的政府，所以要应付这些问题，并非太难。
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有着制度上的不同。在中国，如果官员该做的却做不好，就会被换掉，中国共产党官员也有制度化的退休年龄，而印度却受到社会多元性的限制。他举语言为例说，印度语言分歧，政治领袖所讲的每一种语言，只能让一部分人民理解，而中国领导人讲普通话，90％以上的汉族人民都能理解。
星期日, 七月 26, 2009
[转载] 布洛专栏／欢迎加入种族歧视受害协会
【联合报╱夏嘉玲摘译】
这星期，种族影响执法的迷雾重重笼罩哈佛广场。
杰出的哈佛大学非洲裔教授盖兹在自宅被捕，让警方对待少数族群，尤其对待黑人的方式再度成为焦点。
人们是否认为种族问题是盖兹被捕事件的因素之一，也许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几个相互牴触的观点。对于许多黑人而言，他们的看法受到与警察打交道的负面经验影响，这些经验在他们成长过程有如家常便饭。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年7月合作进行民调，问受访者：「你是否曾觉得，只因为你的种族背景就被警察拦下？」66%的黑人答「是」，白人也这么回答的仅有9%。
这些意见并非毫无价值，全美一系列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的研究发现，黑人和西裔比白人更可能被警方拦下盘查。
事实上，纽约法律事务所「宪法权利中心」去年公布纽约警局的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研究，证明的确如此。该研究发现，被警察拦下搜身的，8成多是黑人或西语裔。被拦下后，45%的西语裔和黑人被搜身，白人的比率是29%，即使白人嫌犯持有枪械的可能性比黑人嫌犯多7成。
这个问题太敏感，以致「黑人元首」（指欧巴马）23日也加入口水战，重申种族影响执法标准「仍萦绕不去」。他强烈感同身受，以致凸槌。他说警察行事「愚蠢」，不怎么高明。到25日，他承认这么说很不得体。
盖兹教授的人生转折来得较晚，或许可让他稍感安慰。他24日告诉我，他的人生一直被「种族宽容、启蒙和理性的防护罩」保护着。尽管如此，正如我Facebook网页上某个网友留的言：「转告（盖兹）博士，欢迎加入『种族歧视受害者协会』。」
我自己是在18岁大一时「入会」。当时我和友人安德列开着车，我们是在路易斯安纳州一个以白人为主地区的年轻黑人。
我们开着开着，一辆警车开始尾随我们，在我们还没超速之前，警车的警示灯就亮了。
我们停了车，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安德列拿出驾照，用手势要我把行照从仪表板旁的置物箱拿出来。我一打开置物箱，一把弹簧刀造型的梳子掉了出来，这种梳子当时在地方展售会和嘉年华是很流行的奖品。
这名警察掏出枪来，我动也不动，我发现掉下来的只是梳子后，告诉警察，并按下开关，让梳子弹出来。我觉得这样很好玩，但只有我这么想。警察发火了，命令我「放下武器」，要安德列下车。
安德列坚持要知道警察为什么拦下我们。警察讲了个理由，根本不是真的。
他接着讲了一段我永生难忘的话：要的话，他大可要我们躺在路中央，从后方朝我们的头开枪，而且不会有人有意见。说完，他就走回警车开车走了。
他提到可能处决我们。他要我们记得他的权力和我们的价值，或根本没价值。
我们都震惊、害怕、觉得备受羞辱而且愤怒。我们是良民，领奖学金的学生，我还是大一班会主席。这事不该发生在我们身上。
小时候，大人就教我别相信警察。不是说警察都是坏蛋，但你不会想知道哪个是坏蛋。就像家母说的，警察得「用长柄汤匙喂」，那天我第一次完全懂得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开车回大学城，到安德列父亲家。他庆幸我们还活着，只教我们别再想这事。我花了20年设法不想它。
（作者Charles M. Blow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这星期，种族影响执法的迷雾重重笼罩哈佛广场。
杰出的哈佛大学非洲裔教授盖兹在自宅被捕，让警方对待少数族群，尤其对待黑人的方式再度成为焦点。
人们是否认为种族问题是盖兹被捕事件的因素之一，也许要看从哪个角度来看几个相互牴触的观点。对于许多黑人而言，他们的看法受到与警察打交道的负面经验影响，这些经验在他们成长过程有如家常便饭。
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去年7月合作进行民调，问受访者：「你是否曾觉得，只因为你的种族背景就被警察拦下？」66%的黑人答「是」，白人也这么回答的仅有9%。
这些意见并非毫无价值，全美一系列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的研究发现，黑人和西裔比白人更可能被警方拦下盘查。
事实上，纽约法律事务所「宪法权利中心」去年公布纽约警局的种族影响执法标准研究，证明的确如此。该研究发现，被警察拦下搜身的，8成多是黑人或西语裔。被拦下后，45%的西语裔和黑人被搜身，白人的比率是29%，即使白人嫌犯持有枪械的可能性比黑人嫌犯多7成。
这个问题太敏感，以致「黑人元首」（指欧巴马）23日也加入口水战，重申种族影响执法标准「仍萦绕不去」。他强烈感同身受，以致凸槌。他说警察行事「愚蠢」，不怎么高明。到25日，他承认这么说很不得体。
盖兹教授的人生转折来得较晚，或许可让他稍感安慰。他24日告诉我，他的人生一直被「种族宽容、启蒙和理性的防护罩」保护着。尽管如此，正如我Facebook网页上某个网友留的言：「转告（盖兹）博士，欢迎加入『种族歧视受害者协会』。」
我自己是在18岁大一时「入会」。当时我和友人安德列开着车，我们是在路易斯安纳州一个以白人为主地区的年轻黑人。
我们开着开着，一辆警车开始尾随我们，在我们还没超速之前，警车的警示灯就亮了。
我们停了车，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安德列拿出驾照，用手势要我把行照从仪表板旁的置物箱拿出来。我一打开置物箱，一把弹簧刀造型的梳子掉了出来，这种梳子当时在地方展售会和嘉年华是很流行的奖品。
这名警察掏出枪来，我动也不动，我发现掉下来的只是梳子后，告诉警察，并按下开关，让梳子弹出来。我觉得这样很好玩，但只有我这么想。警察发火了，命令我「放下武器」，要安德列下车。
安德列坚持要知道警察为什么拦下我们。警察讲了个理由，根本不是真的。
他接着讲了一段我永生难忘的话：要的话，他大可要我们躺在路中央，从后方朝我们的头开枪，而且不会有人有意见。说完，他就走回警车开车走了。
他提到可能处决我们。他要我们记得他的权力和我们的价值，或根本没价值。
我们都震惊、害怕、觉得备受羞辱而且愤怒。我们是良民，领奖学金的学生，我还是大一班会主席。这事不该发生在我们身上。
小时候，大人就教我别相信警察。不是说警察都是坏蛋，但你不会想知道哪个是坏蛋。就像家母说的，警察得「用长柄汤匙喂」，那天我第一次完全懂得这话什么意思。
我们开车回大学城，到安德列父亲家。他庆幸我们还活着，只教我们别再想这事。我花了20年设法不想它。
（作者Charles M. Blow是纽约时报专栏作家）
星期一, 六月 08, 2009
【转载】面对大陆崛起及蓝营竞争 民进党中国政策如何定调？
（吴佳蓓，《联合早报》，08/06/2009）
眼看蔡英文的民进党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两周前，台湾高雄市长陈菊为即将举办的世运造势而登陆中国 ，因其政治地位与台独资历，此举掀起两岸交流史的一大高潮，也使得台海互动一夕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态势：红蓝两大潮汐的互涌，意外伴随一艘罕见的绿舟。
然而，轻舟返港后，虽掌声大于谴责的声音，民进党内部产生的化学效应，却不似外界期待的热烈。
继陈菊之后，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许添财也宣布6月访问厦门交流，他宣称登陆的目的为宣传城市观光，不含政治性，将以城市对城市的尊严互称，运作的标准依循着陈菊模式前进。
面对党内要角接连提出登陆的要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周指示党中国事务小组尽快研议“党公职访问中国注意事项”，但这个决定经近日中执会的激烈讨论后，被推翻需再行研议，未来党必须提出中国政策论述并厘清基本立场，才可附带提案。
与大陆交流仍处被动阶段
根据媒体先前掌握的草案，绿营县市长、立委、一级干部登陆采取“报备制”，注意事项有“不禁止、不被矮化、不鼓励”的三不精神，但也规范“必要交流”的注意事项，党公职若有集体出访，需经中常委讨论决定。这显示民进党现阶段与大陆的交流态度，仍维持在被动阶段。
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国民党采行先经后政的两岸政策，双方交流高速发展，两岸关系正常化已在制度中落实，下野的民进党，如何与时俱进，善用执政八年与对岸交手的经验，转化为面对中国大陆的全新姿态，并扮演对执政当局的理性监督角色，早已是关注台湾发展者迫切期待的。
过去一年来，民进党频频缺席于两岸重大经贸议题讨论的重大舞台，整体民进党的发声是以空洞的“矮化主权、卖台卖国”意识型态质疑执政当局的作为，难以有力说服多数支持开放的民意。
眼看蔡英文的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随着党内意见纷陈及社会呼吁改变的压力，绿营务实派坦承，在民进党的现况下，仍有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务实主张，将不利于正在巩固权力的党主席。
不断呼吁党内应该调整心态、面对中国大陆的前民进党立委李文忠向本报说，因为大陆的善意，陈菊登陆得到好的政治效应，使民进党内部务实开放的声音愿意开启，“去中国”阻碍虽然变小，但日后的来往，除非北京让台湾人得到正面鼓舞的收获，否则不会引起很大的正面效应，而能否因此在短期催生出新中国论述，没有人知道。
李文忠指出，在民进党内部，来自扁案的主要冲击尚未解决，另一方面，因为马英九政府的暴冲两岸政策，民进党不得不断地回应，蔡英文因此难以有效提出新政策。
李文忠形容，现在的民进党处在失去政权及主权的高度疑虑状态，当它提出务实主张时，“对政治上的伤害是直接而明白的，而与大陆交往，利益是未来式的，难以确定，这对权力基础不稳固的蔡英文来说，恐怕是有点困难”。
从政党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李文忠认为，在国共频繁交往之际，民进党若无法获得对岸正视其主张及党背后代表的民意，附和之举只能使民进党沦为为国共合作背书，只有在北京开始理解民进党及所代表的民意，并在两岸互动上给予一定的角色，使民进党可以反映民意、争取台湾利益，否则往来的意义不大，民进党什么也得不到。
除了派系问题干扰外，长期观察绿营发展的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施正锋也质疑，民进党的中国论述可能与国民党没有太大差别，或者民进党认为已经交代原则性的主张，因此难以提出新论述。
民进党被迫必须做出改变
在现实中，若长期拖延面对中国大陆，将不利于民进党的生存，李文忠指出，台湾民众密切关注政党如何满足两岸稳定和平，并透过两岸经贸使台湾获利进军全球，民进党若是拒绝多数人的需求，就是把所有有利害关系者，如台商或者支持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怎么利于政党执政。
面对崛起的大陆，以及与敌营竞争，民进党被迫到了必要改变的关键时刻。
施正锋认为，陈菊此行的经验，未必表示大陆接触民进党的政策已经定调，“老共谈判经验都满弹性的，倒是翻脸就跟翻桌一样，到底那个底限已经open到无所谓了，一个中国也都无所谓了，那还值得观察”。
眼看蔡英文的民进党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两周前，台湾高雄市长陈菊为即将举办的世运造势而登陆中国 ，因其政治地位与台独资历，此举掀起两岸交流史的一大高潮，也使得台海互动一夕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态势：红蓝两大潮汐的互涌，意外伴随一艘罕见的绿舟。
然而，轻舟返港后，虽掌声大于谴责的声音，民进党内部产生的化学效应，却不似外界期待的热烈。
继陈菊之后，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许添财也宣布6月访问厦门交流，他宣称登陆的目的为宣传城市观光，不含政治性，将以城市对城市的尊严互称，运作的标准依循着陈菊模式前进。
面对党内要角接连提出登陆的要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周指示党中国事务小组尽快研议“党公职访问中国注意事项”，但这个决定经近日中执会的激烈讨论后，被推翻需再行研议，未来党必须提出中国政策论述并厘清基本立场，才可附带提案。
与大陆交流仍处被动阶段
根据媒体先前掌握的草案，绿营县市长、立委、一级干部登陆采取“报备制”，注意事项有“不禁止、不被矮化、不鼓励”的三不精神，但也规范“必要交流”的注意事项，党公职若有集体出访，需经中常委讨论决定。这显示民进党现阶段与大陆的交流态度，仍维持在被动阶段。
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国民党采行先经后政的两岸政策，双方交流高速发展，两岸关系正常化已在制度中落实，下野的民进党，如何与时俱进，善用执政八年与对岸交手的经验，转化为面对中国大陆的全新姿态，并扮演对执政当局的理性监督角色，早已是关注台湾发展者迫切期待的。
过去一年来，民进党频频缺席于两岸重大经贸议题讨论的重大舞台，整体民进党的发声是以空洞的“矮化主权、卖台卖国”意识型态质疑执政当局的作为，难以有力说服多数支持开放的民意。
眼看蔡英文的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随着党内意见纷陈及社会呼吁改变的压力，绿营务实派坦承，在民进党的现况下，仍有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务实主张，将不利于正在巩固权力的党主席。
不断呼吁党内应该调整心态、面对中国大陆的前民进党立委李文忠向本报说，因为大陆的善意，陈菊登陆得到好的政治效应，使民进党内部务实开放的声音愿意开启，“去中国”阻碍虽然变小，但日后的来往，除非北京让台湾人得到正面鼓舞的收获，否则不会引起很大的正面效应，而能否因此在短期催生出新中国论述，没有人知道。
李文忠指出，在民进党内部，来自扁案的主要冲击尚未解决，另一方面，因为马英九政府的暴冲两岸政策，民进党不得不断地回应，蔡英文因此难以有效提出新政策。
李文忠形容，现在的民进党处在失去政权及主权的高度疑虑状态，当它提出务实主张时，“对政治上的伤害是直接而明白的，而与大陆交往，利益是未来式的，难以确定，这对权力基础不稳固的蔡英文来说，恐怕是有点困难”。
从政党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李文忠认为，在国共频繁交往之际，民进党若无法获得对岸正视其主张及党背后代表的民意，附和之举只能使民进党沦为为国共合作背书，只有在北京开始理解民进党及所代表的民意，并在两岸互动上给予一定的角色，使民进党可以反映民意、争取台湾利益，否则往来的意义不大，民进党什么也得不到。
除了派系问题干扰外，长期观察绿营发展的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施正锋也质疑，民进党的中国论述可能与国民党没有太大差别，或者民进党认为已经交代原则性的主张，因此难以提出新论述。
民进党被迫必须做出改变
在现实中，若长期拖延面对中国大陆，将不利于民进党的生存，李文忠指出，台湾民众密切关注政党如何满足两岸稳定和平，并透过两岸经贸使台湾获利进军全球，民进党若是拒绝多数人的需求，就是把所有有利害关系者，如台商或者支持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怎么利于政党执政。
面对崛起的大陆，以及与敌营竞争，民进党被迫到了必要改变的关键时刻。
施正锋认为，陈菊此行的经验，未必表示大陆接触民进党的政策已经定调，“老共谈判经验都满弹性的，倒是翻脸就跟翻桌一样，到底那个底限已经open到无所谓了，一个中国也都无所谓了，那还值得观察”。
星期六, 一月 24, 2009
[转载] 没有美国的世界？
（杨仁贤/2009/01/24 ）
《没有美国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这部大约90分钟的影片值得关注国际关系的人上网看一看。影片一开始演员便以模拟总统候选人诉求选民认同政见的方式强调，美国不应继续浪费纳税人 的金钱来维持全球各地大约90多个军事基地保卫他国，而是应将每年高达4千2百多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用于国内建设，创造工作机会，让美国回归为「正常」的民主国家。美国真有可能撒手不管？若真有那天的到来，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令人好奇。
小时候为了逃离罗马尼亚家园的战火，勇敢只身徒步穿越匈牙利，最终抵达奥地利获得难民身分而成功移居美国的制作人米契‧安德逊(Mitch Anderson)，由于不解为何美国会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于是在2005年春天开始构思制作此片，试图解答。全片共分三部份来探讨问题：欧盟是否能够取代美国、中东石油及其纠结、以及亚洲的南韩、台湾和日本的防卫问题。针对台海问题，制作人更是亲自来台拍摄台湾海军且访问前立委萧美琴、罗致政教授及 蔡玮教授。最后的答案很清楚：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内容虽有未尽详细之处，却相当发人省思。
帝国
的确，冷战结束后，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匹敌。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仍继续提供日本、德国、南韩等经济大国军事安全保障；俄国、中国虽然重 新再起，但现阶段仍必须在许多议题上与美国合作，多数世人对美国有着相当的期待。对传统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来说，这是难得的历 史机会，在没有其他强权挑战及约束的状况下去大力推行民主，传播理念，建构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这也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单极的美国纪元(American unipolar age)。特别是911后，反恐战争让布希团队相信，尊重他国主权是有条件的(Contingent Sovereignty)，并拥有「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入侵伊拉克，让美国保守派的单极世界观更显真实。美国是不是「帝国」 (American Empire)的争论回来了。
美乔治亚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柏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追逐自身利益的超级强权，美国的霸权(Hegemony)也是各国支持建构现今世界秩序下的产物。如果将「帝 国」(Empire)的定义放松，美国绝对符合其定义。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影片制作期间的主要顾问里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巨像：美国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更是将现今的美国力量比喻为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新罗马」(new Rome)。在他眼下，美国是一个「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借着维持和平来捍卫公共利益，维持海上与空中的通畅自由及管理国际金融贸易体系。
伊肯柏里教授认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所领导的是一个可以在内部互相协商的国际秩序。它有三项特质：保障公共利益，支持开放贸易的政权；透过 规则与组织来运作力量；以及弱小国家拥有同样发声的机会。历史学者查理士‧迈尔(Charles Maier)更是将此特色取名为「共识型帝国」(Consensual Empire) 。
美国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Leadership)却是真实的。而这份自二次战后以来的真实感更是根植于他人的信赖之上。佛 格森教授希望美国能承认自己的帝国身分，因为这有助于自己认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或许就是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帝国，在过去７年多，反恐战争让美国快速丧失理 想性、合法性、自信心与他人信赖。在多数世人眼中，布希领导的美国变成只知一昧追求自身利益、权力的「侵略者」。无怪乎，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民意最差的卸 任总统。
巧实力
2004年最早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现任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首席执行长苏珊‧罗塞尔(Suzanne Nossel)，在其文章中就大力批评布希政府的伪善。她说，布希的外交政策虽是打着民主与人权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具有侵略性的单边政策 (unilateralism)。 「不被他人视为民主的超级强权，是无法赢得信任去承担自由主义保护者一职。」
她强调，美国应回到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原则，重拾世人对美国的信任，遵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去建构国际秩序。如同过去领导对抗苏联，美国力量本身并非永远是最佳的选择，美国应积极透过道德理想的力量号召他人认同，透过国 际组织一起努力，赢得安全与重塑美国领导力。
1月13日美参议院听证会上，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R. Clinton)不下10次引用「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来阐述她担任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后的外交理念。她说，美国必须加强世界的领导力，确立美国在世上是一个正面的力量。为此，美国必须广交朋友，少树立敌人，共同对抗威胁，并抓取机会。她也在听证会上强调，军事力量虽是需要的，但仅是最后的手段，美国会加强利用国际组织与他国合作，加强经济发展，共同解决争端。 「我们必须与他人、和其他国家共同找到相同的价值与目的，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克服仇恨、暴力、失望与失序。」
《重塑美国领导力》(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这篇是欧巴马在2008竞选时针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他虽未引用「巧实力」名词，但他的外交理念却与罗塞尔女士互相呼应。 「美国的任务在于提供可以与人共享安全与价值的全球领导力。」「我们的理念在于希望，这是我们为何可以战胜恐怖主义的地方。」
在乔瑟夫‧奈伊教授(Joseph S. Nye)与理查‧阿米塔吉教授(Richard L. Armitage)的主持下，美国战略研究中心(CSIS)更在2006年特别针对「巧实力」进行研究。报告中提及：「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了。胜利决定于是否能够赢取他人站在同一阵线，以及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民主且有能力的国家。」
简单的说，欧巴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回到「以德服人」的理念上，重拾领导威信。不管是「帝国」，还是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所说的「分众化时代」 (The Age of Nonpolarity)，现阶段国际秩序仍需美国继续领导与保障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了。
【2009-01-24联合新闻网】
《没有美国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这部大约90分钟的影片值得关注国际关系的人上网看一看。影片一开始演员便以模拟总统候选人诉求选民认同政见的方式强调，美国不应继续浪费纳税人 的金钱来维持全球各地大约90多个军事基地保卫他国，而是应将每年高达4千2百多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用于国内建设，创造工作机会，让美国回归为「正常」的民主国家。美国真有可能撒手不管？若真有那天的到来，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令人好奇。
小时候为了逃离罗马尼亚家园的战火，勇敢只身徒步穿越匈牙利，最终抵达奥地利获得难民身分而成功移居美国的制作人米契‧安德逊(Mitch Anderson)，由于不解为何美国会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于是在2005年春天开始构思制作此片，试图解答。全片共分三部份来探讨问题：欧盟是否能够取代美国、中东石油及其纠结、以及亚洲的南韩、台湾和日本的防卫问题。针对台海问题，制作人更是亲自来台拍摄台湾海军且访问前立委萧美琴、罗致政教授及 蔡玮教授。最后的答案很清楚：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内容虽有未尽详细之处，却相当发人省思。
帝国
的确，冷战结束后，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匹敌。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仍继续提供日本、德国、南韩等经济大国军事安全保障；俄国、中国虽然重 新再起，但现阶段仍必须在许多议题上与美国合作，多数世人对美国有着相当的期待。对传统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来说，这是难得的历 史机会，在没有其他强权挑战及约束的状况下去大力推行民主，传播理念，建构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这也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单极的美国纪元(American unipolar age)。特别是911后，反恐战争让布希团队相信，尊重他国主权是有条件的(Contingent Sovereignty)，并拥有「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入侵伊拉克，让美国保守派的单极世界观更显真实。美国是不是「帝国」 (American Empire)的争论回来了。
美乔治亚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柏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追逐自身利益的超级强权，美国的霸权(Hegemony)也是各国支持建构现今世界秩序下的产物。如果将「帝 国」(Empire)的定义放松，美国绝对符合其定义。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影片制作期间的主要顾问里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巨像：美国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更是将现今的美国力量比喻为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新罗马」(new Rome)。在他眼下，美国是一个「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借着维持和平来捍卫公共利益，维持海上与空中的通畅自由及管理国际金融贸易体系。
伊肯柏里教授认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所领导的是一个可以在内部互相协商的国际秩序。它有三项特质：保障公共利益，支持开放贸易的政权；透过 规则与组织来运作力量；以及弱小国家拥有同样发声的机会。历史学者查理士‧迈尔(Charles Maier)更是将此特色取名为「共识型帝国」(Consensual Empire) 。
美国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Leadership)却是真实的。而这份自二次战后以来的真实感更是根植于他人的信赖之上。佛 格森教授希望美国能承认自己的帝国身分，因为这有助于自己认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或许就是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帝国，在过去７年多，反恐战争让美国快速丧失理 想性、合法性、自信心与他人信赖。在多数世人眼中，布希领导的美国变成只知一昧追求自身利益、权力的「侵略者」。无怪乎，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民意最差的卸 任总统。
巧实力
2004年最早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现任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首席执行长苏珊‧罗塞尔(Suzanne Nossel)，在其文章中就大力批评布希政府的伪善。她说，布希的外交政策虽是打着民主与人权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具有侵略性的单边政策 (unilateralism)。 「不被他人视为民主的超级强权，是无法赢得信任去承担自由主义保护者一职。」
她强调，美国应回到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原则，重拾世人对美国的信任，遵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去建构国际秩序。如同过去领导对抗苏联，美国力量本身并非永远是最佳的选择，美国应积极透过道德理想的力量号召他人认同，透过国 际组织一起努力，赢得安全与重塑美国领导力。
1月13日美参议院听证会上，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R. Clinton)不下10次引用「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来阐述她担任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后的外交理念。她说，美国必须加强世界的领导力，确立美国在世上是一个正面的力量。为此，美国必须广交朋友，少树立敌人，共同对抗威胁，并抓取机会。她也在听证会上强调，军事力量虽是需要的，但仅是最后的手段，美国会加强利用国际组织与他国合作，加强经济发展，共同解决争端。 「我们必须与他人、和其他国家共同找到相同的价值与目的，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克服仇恨、暴力、失望与失序。」
《重塑美国领导力》(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这篇是欧巴马在2008竞选时针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他虽未引用「巧实力」名词，但他的外交理念却与罗塞尔女士互相呼应。 「美国的任务在于提供可以与人共享安全与价值的全球领导力。」「我们的理念在于希望，这是我们为何可以战胜恐怖主义的地方。」
在乔瑟夫‧奈伊教授(Joseph S. Nye)与理查‧阿米塔吉教授(Richard L. Armitage)的主持下，美国战略研究中心(CSIS)更在2006年特别针对「巧实力」进行研究。报告中提及：「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了。胜利决定于是否能够赢取他人站在同一阵线，以及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民主且有能力的国家。」
简单的说，欧巴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回到「以德服人」的理念上，重拾领导威信。不管是「帝国」，还是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所说的「分众化时代」 (The Age of Nonpolarity)，现阶段国际秩序仍需美国继续领导与保障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了。
【2009-01-24联合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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