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面对大陆崛起及蓝营竞争 民进党中国政策如何定调？

（吴佳蓓，《联合早报》，08/06/2009）

眼看蔡英文的民进党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两周前，台湾高雄市长陈菊为即将举办的世运造势而登陆中国 ，因其政治地位与台独资历，此举掀起两岸交流史的一大高潮，也使得台海互动一夕之间出现前所未有的丰富态势：红蓝两大潮汐的互涌，意外伴随一艘罕见的绿舟。

然而，轻舟返港后，虽掌声大于谴责的声音，民进党内部产生的化学效应，却不似外界期待的热烈。

继陈菊之后，民进党籍的台南市长许添财也宣布6月访问厦门交流，他宣称登陆的目的为宣传城市观光，不含政治性，将以城市对城市的尊严互称，运作的标准依循着陈菊模式前进。

面对党内要角接连提出登陆的要求，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上周指示党中国事务小组尽快研议“党公职访问中国注意事项”，但这个决定经近日中执会的激烈讨论后，被推翻需再行研议，未来党必须提出中国政策论述并厘清基本立场，才可附带提案。

与大陆交流仍处被动阶段

根据媒体先前掌握的草案，绿营县市长、立委、一级干部登陆采取“报备制”，注意事项有“不禁止、不被矮化、不鼓励”的三不精神，但也规范“必要交流”的注意事项，党公职若有集体出访，需经中常委讨论决定。这显示民进党现阶段与大陆的交流态度，仍维持在被动阶段。

面对中国崛起的现实，国民党采行先经后政的两岸政策，双方交流高速发展，两岸关系正常化已在制度中落实，下野的民进党，如何与时俱进，善用执政八年与对岸交手的经验，转化为面对中国大陆的全新姿态，并扮演对执政当局的理性监督角色，早已是关注台湾发展者迫切期待的。

过去一年来，民进党频频缺席于两岸重大经贸议题讨论的重大舞台，整体民进党的发声是以空洞的“矮化主权、卖台卖国”意识型态质疑执政当局的作为，难以有力说服多数支持开放的民意。

眼看蔡英文的党主席任期已过半，尚未落实发表新中国论述的政见，党内人士登陆意向已经蠢蠢欲动，辩论中国路线的时机仍看不到曙光。

随着党内意见纷陈及社会呼吁改变的压力，绿营务实派坦承，在民进党的现况下，仍有急待解决的问题，提出务实主张，将不利于正在巩固权力的党主席。

不断呼吁党内应该调整心态、面对中国大陆的前民进党立委李文忠向本报说，因为大陆的善意，陈菊登陆得到好的政治效应，使民进党内部务实开放的声音愿意开启，“去中国”阻碍虽然变小，但日后的来往，除非北京让台湾人得到正面鼓舞的收获，否则不会引起很大的正面效应，而能否因此在短期催生出新中国论述，没有人知道。

李文忠指出，在民进党内部，来自扁案的主要冲击尚未解决，另一方面，因为马英九政府的暴冲两岸政策，民进党不得不断地回应，蔡英文因此难以有效提出新政策。

李文忠形容，现在的民进党处在失去政权及主权的高度疑虑状态，当它提出务实主张时，“对政治上的伤害是直接而明白的，而与大陆交往，利益是未来式的，难以确定，这对权力基础不稳固的蔡英文来说，恐怕是有点困难”。

从政党政治利益的角度来看，李文忠认为，在国共频繁交往之际，民进党若无法获得对岸正视其主张及党背后代表的民意，附和之举只能使民进党沦为为国共合作背书，只有在北京开始理解民进党及所代表的民意，并在两岸互动上给予一定的角色，使民进党可以反映民意、争取台湾利益，否则往来的意义不大，民进党什么也得不到。

除了派系问题干扰外，长期观察绿营发展的东华大学原住民民族学院院长施正锋也质疑，民进党的中国论述可能与国民党没有太大差别，或者民进党认为已经交代原则性的主张，因此难以提出新论述。

民进党被迫必须做出改变

在现实中，若长期拖延面对中国大陆，将不利于民进党的生存，李文忠指出，台湾民众密切关注政党如何满足两岸稳定和平，并透过两岸经贸使台湾获利进军全球，民进党若是拒绝多数人的需求，就是把所有有利害关系者，如台商或者支持自由贸易的中产阶级排除在外，怎么利于政党执政。

面对崛起的大陆，以及与敌营竞争，民进党被迫到了必要改变的关键时刻。

施正锋认为，陈菊此行的经验，未必表示大陆接触民进党的政策已经定调，“老共谈判经验都满弹性的，倒是翻脸就跟翻桌一样，到底那个底限已经open到无所谓了，一个中国也都无所谓了，那还值得观察”。

[转载] 没有美国的世界？

（杨仁贤/2009/01/24 ）

《没有美国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这部大约90分钟的影片值得关注国际关系的人上网看一看。影片一开始演员便以模拟总统候选人诉求选民认同政见的方式强调，美国不应继续浪费纳税人 的金钱来维持全球各地大约90多个军事基地保卫他国，而是应将每年高达4千2百多亿美元的军事预算用于国内建设，创造工作机会，让美国回归为「正常」的民主国家。美国真有可能撒手不管？若真有那天的到来，没有美国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令人好奇。

小时候为了逃离罗马尼亚家园的战火，勇敢只身徒步穿越匈牙利，最终抵达奥地利获得难民身分而成功移居美国的制作人米契‧安德逊(Mitch Anderson)，由于不解为何美国会陷入伊拉克战争的泥沼，于是在2005年春天开始构思制作此片，试图解答。全片共分三部份来探讨问题：欧盟是否能够取代美国、中东石油及其纠结、以及亚洲的南韩、台湾和日本的防卫问题。针对台海问题，制作人更是亲自来台拍摄台湾海军且访问前立委萧美琴、罗致政教授及 蔡玮教授。最后的答案很清楚：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美国。内容虽有未尽详细之处，却相当发人省思。

帝国

的确，冷战结束后，世上再也没有一个国家能与美匹敌。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国仍继续提供日本、德国、南韩等经济大国军事安全保障；俄国、中国虽然重 新再起，但现阶段仍必须在许多议题上与美国合作，多数世人对美国有着相当的期待。对传统保守派(Neo-conservatives)来说，这是难得的历 史机会，在没有其他强权挑战及约束的状况下去大力推行民主，传播理念，建构属于自己的国际秩序。这也是现代历史上的第一次。

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单极的美国纪元(American unipolar age)。特别是911后，反恐战争让布希团队相信，尊重他国主权是有条件的(Contingent Sovereignty)，并拥有「先发制人」(Preemptive Strike)的权利。入侵伊拉克，让美国保守派的单极世界观更显真实。美国是不是「帝国」 (American Empire)的争论回来了。

美乔治亚城大学教授约翰‧伊肯柏里(G. John Ikenberry)认为，美国不仅是一个追逐自身利益的超级强权，美国的霸权(Hegemony)也是各国支持建构现今世界秩序下的产物。如果将「帝 国」(Empire)的定义放松，美国绝对符合其定义。牛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影片制作期间的主要顾问里尔‧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其《巨像：美国帝国的代价》一书中，更是将现今的美国力量比喻为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帝国的「新罗马」(new Rome)。在他眼下，美国是一个「自由帝国」(Liberal Empire)，借着维持和平来捍卫公共利益，维持海上与空中的通畅自由及管理国际金融贸易体系。

伊肯柏里教授认为，对大多数国家而言，美国所领导的是一个可以在内部互相协商的国际秩序。它有三项特质：保障公共利益，支持开放贸易的政权；透过 规则与组织来运作力量；以及弱小国家拥有同样发声的机会。历史学者查理士‧迈尔(Charles Maier)更是将此特色取名为「共识型帝国」(Consensual Empire) 。

美国不承认自己是「帝国」，但美国的全球领导力(Leadership)却是真实的。而这份自二次战后以来的真实感更是根植于他人的信赖之上。佛 格森教授希望美国能承认自己的帝国身分，因为这有助于自己认清所担负的道德责任。或许就是因为不承认自己是帝国，在过去７年多，反恐战争让美国快速丧失理 想性、合法性、自信心与他人信赖。在多数世人眼中，布希领导的美国变成只知一昧追求自身利益、权力的「侵略者」。无怪乎，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民意最差的卸 任总统。

巧实力

2004年最早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的现任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首席执行长苏珊‧罗塞尔(Suzanne Nossel)，在其文章中就大力批评布希政府的伪善。她说，布希的外交政策虽是打着民主与人权旗号，但实际上却是具有侵略性的单边政策 (unilateralism)。 「不被他人视为民主的超级强权，是无法赢得信任去承担自由主义保护者一职。」

她强调，美国应回到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Internationalism)原则，重拾世人对美国的信任，遵循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的理想主义去建构国际秩序。如同过去领导对抗苏联，美国力量本身并非永远是最佳的选择，美国应积极透过道德理想的力量号召他人认同，透过国 际组织一起努力，赢得安全与重塑美国领导力。

1月13日美参议院听证会上，希拉蕊‧柯林顿(Hillary R. Clinton)不下10次引用「巧实力」(Smart Power)的概念来阐述她担任国务卿(Secretary of State)后的外交理念。她说，美国必须加强世界的领导力，确立美国在世上是一个正面的力量。为此，美国必须广交朋友，少树立敌人，共同对抗威胁，并抓取机会。她也在听证会上强调，军事力量虽是需要的，但仅是最后的手段，美国会加强利用国际组织与他国合作，加强经济发展，共同解决争端。 「我们必须与他人、和其他国家共同找到相同的价值与目的，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克服仇恨、暴力、失望与失序。」

《重塑美国领导力》(Renewing American Leadership)，这篇是欧巴马在2008竞选时针对美国外交政策所发表的一篇重要文章。文中他虽未引用「巧实力」名词，但他的外交理念却与罗塞尔女士互相呼应。 「美国的任务在于提供可以与人共享安全与价值的全球领导力。」「我们的理念在于希望，这是我们为何可以战胜恐怖主义的地方。」

在乔瑟夫‧奈伊教授(Joseph S. Nye)与理查‧阿米塔吉教授(Richard L. Armitage)的主持下，美国战略研究中心(CSIS)更在2006年特别针对「巧实力」进行研究。报告中提及：「胜利的定义已经改变了。胜利决定于是否能够赢取他人站在同一阵线，以及是否能够帮助他们建立民主且有能力的国家。」

简单的说，欧巴马的外交政策就是要回到「以德服人」的理念上，重拾领导威信。不管是「帝国」，还是外交关系协会主席理查‧哈斯(Richard Haass)所说的「分众化时代」 (The Age of Nonpolarity)，现阶段国际秩序仍需美国继续领导与保障的事实是无庸置疑的了。

【2009-01-24联合新闻网】

【转载】《文明的冲突》作者政治学大师杭廷顿去世

【经济日报╱编译黄秀媛／美联社波士顿二十八日电】

哈佛大学宣布，以著作《文明的冲突》举世闻名的政治学大师杭廷顿（Samuel Huntington），24日在美国麻州玛莎葡萄园去世，享寿81岁，但声明中没有透露死因。

杭廷顿23岁就在哈佛执教，前后历经58年，去年才退休。他的研究和课程，主要是关于美国政府、民主化、军事政治学、战略，以及文官与军事体系的关系。

杭廷顿最著名的是他对文明冲突的观点。他主张冷战后的世界暴力冲突将不再源自各国之间的意识形态摩擦，而是来自世界主要文明间的文化与宗教歧异。

他指出，这些主要文明包括西方（涵盖欧洲与美国）、拉丁美洲、伊斯兰、非洲、东正教（以俄国为核心）、印度、日本，以及中国（涵盖中、韩、越南）。

杭廷顿1993年在「外交事务」期刊发表这套理论，后来予以扩充，1996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他曾先后出版17本书，包括1957年从杜鲁门总统开除麦克阿瑟将军得到灵感的《军人与国家》；1964年讨论冷战动力，以及两大对立的政治哲学可能如何塑造世界的《政治力量：美国与苏联》；1969年分析第三世界政经发展的《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

经济学家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推崇他是「使哈佛成为伟大学府的学者」；哈佛甘迺迪学院的普特南（Robert Putnam）赞誉他为过去半个世纪美国知识界的巨人之一。

杭廷顿1927年生于纽约市，18岁就获得耶鲁学士学位，进入陆军服役后，194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硕士学位，1950年开始在哈佛执教，1951年获得哈佛博士学位。杭廷顿身后留下结缡51年的妻子和两个儿子。

【2008/12/29经济日报】

【转载】走过二○○八：京奥‧欧巴马‧金融海啸

【联合报╱社论】

2008.12.01 02:52 am


时序进行至十二月，二○○八年已入尾声。这一年，发生了三件影响宏观历史思维的事件，那就是：北京奥运、欧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及迄今尚不知伊于胡底的金融大海啸。

北京奥运发生在当世最强大的专制国家中国；欧巴马以黑人当选白人选民为主体的总统，则发生在当前最强大的民主国家美国；金融海啸则是席卷全球，不论你是黑人白人，也不论你是专制或民主，都无法置身事外。这三个事件，看似各不相干，但在历史思维中却是相激相荡。

常 有人以一九二九年经济大萧条与二○○八的金融大海啸相比，却属似是而非。例如，一九二九的经济风暴是因市场供需失调而触发，但二○○八的金融海啸则是源自 华尔街的金钱游戏；又如，一九二九年的风暴，非但使凯因斯的干涉主义抬头，且引爆了经济壁垒与保护主义，更孕育了纳粹法西斯的极权主义；然而，二○○八的 金融海啸，虽然亦使政府角色提升而出现所谓凯因斯理论复辟的现象，但全球共度艰险的认知已取代了经济壁垒；且以中国为例，亦未见极权主义更趋恶化的迹象， 反而皆以救济民生为首务。对照这八十年来的两场经济灾难，对于「凯因斯／海耶克」、「民主／专制」、「资本主义／经济正义」的思辨，应当可有更细致且更升 华的体认，这将是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欧巴马当选美国总统，可视为全人类总文明的重大突破与救赎。美国以黑奴制度起家，如今却选出了 一个黑人总统；这可以证明，民主制度能实现理性及提升人性的假说，是禁得起检证的。欧巴马的当选呈现了一个矛盾吊诡：一方面，欧巴马的当选，是对于布希 「片面主义」的反弹，亦是对华尔街金融寡头的抗议，皆不啻是对民主资本主义的声讨；但另一方面，欧巴马当选的本身，也显现了民主体制中具体存在的反省与制 衡能力，选民可以一朝醒来唾弃他们曾经视为国家英雄的布希，「甚至」选出了一个黑人总统，民主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

北京奥运是中国三 十年「改革开放」的展示会，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政经转型工程的期中报告。北京奥运在烟火中展现了计画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奇特结合，四川大地震则在 废墟中展现了专制体制在恤灾重建时的效率，因应金融海啸的大手笔内需计画亦展现了「凯因斯／马克斯」在中国的奇妙组合。然而，不必以二○○八的北京奥运与 一九三六的柏林奥运相比；希特勒的奥运是纳粹的誓师典礼，但如今胡锦涛的北京奥运则是中国三十年转型的结果。经历京奥、川震、金融海啸等冲击，中国的这条 别树一帜的政经路线将会有何种表现，非但攸关中国的成败，亦是世界文明的瞩目课题。然而，可以确定的是，即使凯因斯回来了，「马克斯」（尤其是「毛化的马 克斯」）却未必能回来；毕竟，政治的民主仍是超越凯因斯与马克斯的文明主轴。

金融大海啸，再度触动了凯因斯（扩张政府角色）及海耶克 （节制政府角色）的辩论。从雷根至布希，皆是海耶克的拥护者，结果几乎使全世界所有人的资产在电脑萤幕跳动的数字中严重缩水或消失；而欧巴马当选所反映的 对资本主义的反省，以及京奥与川震引发的对中国转型工程的议论，亦皆提供了一个新思维的产房。想像中，经历这次金融大海啸，应当会有一种「凯因斯／海耶 克」的化合思维出现。

民主资本主义的伸展，纵容了华尔街的金融掠夺，劫掠了全世界人用心血赚来的钱财，这岂不是无以复加的反人权行 径？但是，反过来说，当人们警觉，维持经济正义仍是政府的责任，也只是希望「民主」的本质回归至保护多数平民的权益，而不是就此否定了民主体制的价值。欧 巴马的当选，应当是民主的升华；而京奥并非证明专制的成功，却是显示改革开放才是对的。

一九二九年的大萧条，孕育了纳粹，甚至使苏联的「极权政治／计画经济」风靡一时，俨然将「马克斯」奉为「超级凯因斯」；但这应当不是二○○八年金融大海啸后的历史宿命，中国转型及欧巴马当选，实皆显示了不同于一九二九年的答案。

【2008/12/01联合报】

【转载】张铁志：美政治版图是文化战争还是阶级战争

台湾的政治地图分成蓝绿，美国政治地图一样分成蓝色和红色。蓝色是支持民主党的州，主要是东北海岸和西岸；共和党则是中西部和南部。

在蓝红版图之外，有一种对两党区别的刻板描述：典型的民主党人是曼哈顿上西区喝着拿铁的都会雅痞，而共和党人则是小镇劳工。

可是，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民主党不是比较中间偏左，所以应该较受低收入者支持吗？主张小政府的共和党不是应该属于有钱人的政党吗？

如 果这种描述是真的，那么一种典型的解释是，共和党利用所谓的价值议题，如宗教、枪枝、堕胎和国旗等议题，来转移中低收入选民，让他们忽视自己的真实经济利 益，忘记共和党的减税和缩减社会福利政策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这是典型马克思的说法：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让人们忘记现实生活中的压迫。

的 确，美国政治在过去廿年陷入严重的文化战争，亦即政治分歧主要是围绕着上述那些价值或文化议题，而不是以阶级为主。有人甚至认为，选民上教堂的次数比收入 更能预测其政党倾向。这场文化战争的剧烈化是在九○年代柯林顿上台后；做为六○年代反文化之子，柯林顿成为保守派反对的典型象征。二千年小布希总统上台之 后，从竞选到执政，都在文化战争的战场上激烈开火，积极动员这些价值议题：不论是修宪禁止同性恋婚姻，或是组织上动员基督教右派，更不要说以反恐和国家安 全之名进行恐惧的政治。

然而，这场文化战争虽然是真实的，但是战火硝烟下，却有几个迷思遮蔽了真实。

迷思之一是穷人比富人更在乎价值与宗教议题。事实是，从一九九二年开始，宗教虔诚程度预测选民的政治态度：常上教堂的比不常去的选民，有百分之十五的机率更可能投共和党。和迷思相反的是，差别主要在富人和中产阶级；在低收入者当中，宗教虔诚程度对政治态度没有影响。

迷 思之二是如今的富人比较倾向投给民主党。事实是，民主党确实从九○年代开始在比较富有的州（亦即东西岸）取得优势，因此形成蓝红分裂的政治地图。但是自战 后起，不论在富州或穷州，富人一直都比较支持共和党；小布希在高所得的选民中获得六成选票。不过，有趣的是，富州的富人比穷州的富人更支持民主党一些，这 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议题上比较自由开放，而和共和党的保守价值冲突。相对的，总体来说低所得选民比半世纪前更倾向投给民主党，而不是因为价值议题投给共 和党，除了南方白人。南方白人对共和党的支持主要是因为六○年代后的种族政治，如我之前在这个专栏中讨论过的。

所以，二○○六年美国国会大选时，共和党反恐牌逐渐失效，民主党又主打健保和最低工资等民生牌，他们终于夺回失去多年的国会主导权。

这是形构当前美国两党政治的新社会基础，当然短期因素或候选人特质仍有影响，如这次总统大选中显然种族和国家安全等因素会更为突出。但是能掌握选民基础与其真正需求的政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这对总是限于统独泥淖的台湾政党有什么启示呢？

（本文作者为作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

【2008/10/06联合报】

[转载] 接受CNN访问 李资政：美国向全球宣扬民主是行不通的

（联合早报，2008-09-23）

　　美国试图向全球宣扬民主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内阁资政李光耀最近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时，指出这一点。

　　李资政举例说，无论是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或海地，美国尝试在这些地方进行国家建设，都没成功。

　 　“我赞同除掉萨达姆，但我从开始至今都不相信能把伊拉克重组为民主国家。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德派之间得达成协议，如何分配石油财富和分割国家，但最终是 否采用民主制度或由各派系酋长协商，那是另一回事。”、“你要使阿富汗民主化？他们已经相互打斗了数百年，也喜欢互相开战。三十多年前，他们杀死了让国家 维系在一起的国王，这国家至今四分五裂。你要如何化解喀布尔的纷争？由北约动员3万人的部队、反地雷战部队，外加几个旅（Brigades）的海军和特别 部队？俄罗斯有14万步兵，外加坦克车、直升机等等，他们还是离开了（阿富汗）。”

　　他认为美国在处理俄罗斯南部边境国家格鲁吉亚 （Georgia）的问题上也做得不好。“我不想猜测美国为什么这么急着把格鲁吉亚引进北约。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北约峰会上，美国人就应该意 识到，一旦出现纷争，处于前线的人必定会不欢迎这个决定。至少，俄罗斯人就了解这点。”

　　不过李资政认为，俄罗斯攻打格鲁吉亚并不意味着 黑暗时期重新到来。他指出，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上面一发号令下面就会自动服从。虽然俄罗斯有丰富的石油财富，但它仍面对贪污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 题需要很长时间。而且俄罗斯人口也在不断下降，到了2050年，人口将从目前的1亿4000万人，减少到1亿2000万人或1亿1000万人。“单靠拥有 核武器，如何构成威胁？”

中国通过奥运会展示潜能

　　资政在访谈中也谈到另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中国。他认为中国通过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展示它的潜能。

“他们要提醒世界，他们是个有5000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他们曾发明火药、纸、印刷术。他们建造了万里长城。建造万里长城、建造大运河的这种纪律，将为他们塑造一个科技社会。”

　　他认为中国同西方之间的科技差距鸿沟正在缩小，但国内依然面对许多问题，如社会不安、贫富悬殊、工资、农民工等问题，并且和世界许多国家一样，面对气候转变和能源问题。“但危险是，再过20年，新的一代没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没经历过长征，却自以为中国已经崛起了。”

　　李资政是在本月15日，也就是他85岁生日前一天接受访问。这段电视访谈在上星期天播出。资政在节目中也谈到自己的健康和人生观。

　　资政说：“你的寿命遗传自父母，我父亲活到94岁、母亲74岁因心脏病过世。我74岁第一次出现心脏问题。幸好，如今医生能进行血管成形术，放入支架。前天，我又心跳不规律。因此，我想我应该无法象父亲那样活到94岁。”

　　但资政表示他没有任何遗憾。“我要做的都做了，每天对我来说，都是额外收获。我以平常心对待每一天。看日出日落。不吃得太饱。我游泳、踏脚车。晚上睡得好，喜欢自己的工作。但寿命有七八成来自父母遗传。”

[转载] 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演讲 李资政：西方须与亚洲进行建设性接触

（联合早报，2008-09-24）

　　西方要顺应亚洲国家崛起的历史潮流，就必须及时调整心态，同这些国家，尤其是中国和印度进行建设性的接触，让它们成为世界解决诸如新安全威胁等问题方面的利益相关者。

　　内阁资政李光耀昨天应邀在伦敦权威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发表演讲时指出，中国的崛起并不代表西方的衰退，因此世界权力的重新分配不是场零和游戏，何况中印两国越是强大，就越依赖国际资源和贸易，因此维护区域和世界的安全，也符合它们的利益。

调整西方与亚洲关系

寻找新平衡点

　 　他指出，要容纳崛起中的亚洲作为演变中的国际体系的一分子，当前西方和亚洲之间的关系就必须进行调整，以寻求新的平衡点。虽然美国依然是一股主流力量， 但各国之间的关系网络已越来越复杂，而恐怖主义、流行病、气候变化、能源短缺等跨国界的安全威胁，也需要多国合力对抗，单一国家已不可再能一枝独秀。

　　“就像在冷战时期，美国和欧洲放弃它们之间的分歧，携手应付被双方视为共同面对的安全威胁，西方现在也必须拉拢亚洲，以达成解决当今安全威胁的持久方案。现在和冷战时期不同的是各国在应付特别的威胁时，并非采取排斥其他国家的态度，而是共同解决影响全球的问题。”

　　这么一来，因为各国都有本身的合理利益要照顾，对局势的发展就会有更加复杂的计算，以致更难以促成彼此之间的合作。例如每一个国家都会同意恐怖主义是共同的威胁，但是“恐怖主义”要如何定义，中国和美国就有不同的立场，而“气候变化”也是另一个例子。

　　同样的，他指出如果美国要求中国的参与及合作，就必须取得中国的理解和接受它的条件。当这些都做到之后，中国必能对解决全球重大课题，例如伊朗和朝鲜问题，扮演重要和具建设性的角色。

中美无合作传统

　　李资政认为西方和亚洲国家合作时所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美两国，甚至印度和美国之间，都没有合作的传统。不像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即使并非样样都有共同的观点，在战略上仍和美国靠拢。然而，现在世界要解决任何问题，都不得不把中印考虑在内。

　　他形容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事件”，而过去30年亚洲脱贫的人数之多，也是史无前例。因此，世界现有的在二战之后形成，并由西方主导 的国际政治准则、做法和机制，例如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现在已经无法准确地反映当今世上的真正权力分配，因此自然无法有效应 付全球主要的挑战或满足崛起中的大国的理想。

应把中国视为

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李资政因此建议西方国家与其对中国采取防御性或批判式的立场，不如鼓励它成为国际体制里的“负责任利益相关者”。

　　“我们应该视中国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

　　他也指出，中国和印度的重心目前仍在国内，只有当现有的国际机制能反映并照顾到它们的利益时，它们才会愿意扛起国际责任。

　　为此，他呼吁欧美市场抑制保护主义情绪，继续提倡自由贸易，并对亚洲保持开放。

　　他认为保护主义情绪可能出自不愿改变生活方式的欧美民众，也可能因为一些欧洲国家坚持以道德标准来牵制同亚洲国家的关系，特别是针对一些尚未完全建立民主制度的国家。

　　李资政昨天也为国际战略研究所在其总部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个会议室主持开幕式。他今天将结束对英国的访问，续程访问法国。

[转载] 接受CNN访问 李资政：中国是个在复苏的古老强国

（联合早报，2008-09-24）

　　在一些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是对现有世界秩序的一种威胁，然而内阁资政李光耀却认为这只是一个古老强国的复兴。

　　李资政上星期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访问时，针对当前世界强国如何在划定本身势力范围时互相角力进行深入分析，指出中国是个保留了其外交语言能力，并长年累月积累了一套同外国打交道的法门的古老强国。

　　他以本身周游世界多个国家时，发现中国的外交官员都能以派驻国的语言与腔调，同当地人沟通为例，分析这个人口大国正在发挥它在庞大人数及语言底蕴上的优势。因此，它在国际外交上能同其他强国进行激烈的竞争。

　　“中国并非一个新的强国，而是一个复苏中的古老强国。”

　　李资政这段访谈已在上星期天播出。他在分析诸如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等世界强国，如何在各个能体现个别软硬力量的领域上竞争时，指出美国目前在硬力量上处在领头地位，但其他国家却日益加强其军事实力，而且硬力量在二三十年后将逐渐失去其作为压倒性因素的分量。

　　他说，在经济上，美国必须接受财富将无可避免会流向亚洲和其他产油国的事实，而这些国家必定也会要求在主要国际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甚至联合国，拥有更大的话语权。

　　在外交方面，他认为这将是个竞争较为激烈的领域。

　　“你只要看看中国人不只是在亚洲，而是散居世界各地就明白了。在东南亚的每个使馆，中国外交官都能说当地的语言。在海湾地区，我到那里访问时，发现他们都能说得一口无懈可击的阿拉伯语。我相信在拉丁美洲，情况也是如此。”

　　尽管如此，李资政强调中国目前不是个威胁世界秩序的国家。因为中国当前这一代经过文革及大跃进等重大时期的领导层，都理解这个国家要达到挑战世界现状的阶段，尚有一段距离。因此，中国目前选择了在如国民教育等基础上，含蓄并循序渐进地提高自身实力的发展道路。

　　“它要的是和平、安定和增长。”

　　询及对回家原教旨主义的看法，李资政表示由于传承方式不同及受到本区域的佛教、印度教和爪哇人的万物有灵论（animism）的影响，东南亚的回教徒有别于通过强烈方式去表现其回教徒身份的阿拉伯人或巴基斯坦人。

　　他指出，虽然我国之前曾出现几名自我激进化的回教徒，但是基于回教极端主义组织已失去中央指挥，本区域的回教极端组织已变成各自独立运作的“游击队”，加上新加坡的大气候根本不利于他们的滋长，因此他认为本地回教徒对极端主义的反应将不会像阿拉伯国家和巴基斯坦那样。

　　他指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软硬力量结合使用。

　　“答案一定是在于情报的结合，以使硬力量得以适当地应用，而不是不加区别地选择打击目标。人们也必须制止它们的财源，同时也必须耐心地运用软力量。这将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